约翰·伯格：那个讲故事的人
“我去过很多地方。我活过一些年头。”约翰·伯格他的一本随笔集中写道，“我把那些关于信守约定的故事编述一集。（未能赴约的情形，构成了另一个故事。）每段叙述都从一副图像开始，这些图像唤起了对相会之地的回忆……我希望，读者也会情不自禁地说：我以前来过这里……”这段话援引自《约定》的致读者部分，未能赴约的故事指的是另外一本书《我们在此相遇》，而这段话中表露出的那种独特而坦诚的讲故事的姿态指的另外一本书《讲故事的人》。
当然了，也许这三本书的共同存在只是一个巧合，或者说是我个人阅读兴趣使然，因为我同时在翻阅三本书，所以才下意识地在三者之间寻找某种的联系。但我更倾向于约翰·伯格的三本书因一种独特的讲故事的姿态具有某种神秘的同一性。相对书写下这些篇章的随笔作家，我们更为熟悉的是以《观看之道》和《毕加索的成败》扬名的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除了画家的本职工作，平时以教授绘画和艺术评论为业，约翰·伯格还在小说创作、摄影、电影、政治评论等领域多有建树。从这样的横向比较看，他的随笔创作不过占据他写作生涯中一小部分而已。但正是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随笔写作，约翰·伯格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众多兴趣和面向：也许是一幅画，一次偶遇和一个场景；或者是一篇书评、影评和政治断想；乃至一个城市，一次怀念和一首诗歌都可能渲染成章。某种程度上，随笔是一种最为包容和自由的书写形式，它几乎能涵盖所有的体裁尝试。正是这种包罗甚广，多种写作方式的糅合，使得约翰·伯格的随笔写作具备了一种十分舒坦和迷人特质。
之前看过梁文道主持的《开卷八分钟》介绍约翰·伯格的《我们在此相遇》。梁文道还在节目中特意选了部分进行阅读，那是书中的第一章，约翰·伯格写到在里斯本的某个广场上遇到了他的母亲。这本来是一个很普通和日常的场景描写，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却总觉得意味深长。稍微留心的话就可以注意到，《我们在此相遇》被看作是约翰·伯格的小说创作，但在开篇的介绍中我把它与《约定》和《讲故事的人》归为随笔一类。是编辑的疏忽，还是我犯了一个错误？当然不是，对文本的形式和体裁的认定源于不同角度的解读需要而已。作为小说文本的《我们在此相遇》本无可厚非，约翰·伯格在书中写到了在许多城市发生的故事，仿佛这些曾经旅行过的城市因为有故事的存在二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留下了他曾经存在的印记。而在这些发生的故事当中，很多都是虚构的笔法完成，甚至有些城市在地图上也找不到。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些虚构的写法让它具备了小说的特质。但是，我总固执地认为《我们在此相遇》是随笔而不是小说，而且他在书中写到的都是他生命中曾经遭遇到的真实事件。虚构是小说的本质所在，但是虚构也是真实的所在，某些时候，真实也需要虚构的融入。回想起来第一章中写到的里斯本的某个广场上，约翰·伯格与母亲的相遇事件：五月的末尾，天气炎热，广场上一切如往的平静，有孩子在奔跑，玩耍，有男人们在玩着纸牌，一群小鸡在草地里觅食，“一个老妇人待着一把伞寂然不动地坐在一把公园长椅上。是那种引人目光的寂然不动。她这般坐在公园长椅上，打定主意要人注意到她”。就在“我”突然对这个老妇人好奇的时候，“突然间，她站起、转身，拄着雨伞，向我走来”，那是“我”的母亲。这是一个普通的场景描写，但正是这种不动声色的普通具备了向神奇转化的因素，因为马上我们得知他的母亲从来没有去过里斯本：“我时常梦见他们……不过，我在梦中也忘了他们早已离开人世。父亲二十五年前撒手人寰，母亲十年后随他而去”。
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这种日常事件的吊诡之处：生活中越是习以为常的事件，就越能令人惊奇，而惊奇之处就在于在别处缺席后对世界——比如约翰·伯格对缺席的母亲——的重新发现。这种缺席可能非常短暂，但伴随这种缺席后的发现，我们仿佛回到了一个有着已经逝去的魂灵的爱的世界。也许在小说中，这样的虚构场景俯拾皆是，但只有在注重真实性的随笔写作中，这种相遇才具有一种超现实的意味。你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梦，也可以认为这样的场景是作者一人坐在里斯本广场上的臆想，但不得不承认，母亲的出现弥补了他的遗憾，填充了失去已久的感情缺失，甚至具备了一种宗教上的救赎意味。至少这个场景的出现在想象中满足了约翰·伯格与母亲沟通的生命体验，而去里斯本因为它们母子的相遇从此变得独一无二。这样一个看似简单却回味无穷的场景就可以证明了约翰·伯格的讲故事天赋。“对于讲故事的人来说，任何一个从人生抽取的故事，都是从结尾开始的……大多数故事是以主人公的死亡为开端。”约翰·伯格在《讲故事的人》中如是说，“他们为活着的人构筑一个故事。在这里，被现代批评家和教授们的某些学说不断强调的虚构问题，变得尤其荒谬。”虚构对一部小说是理所当然，但是对一个被讲述的故事而言，似乎除了加强故事的真实性别无他用。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约翰·伯格受本雅明思想的影响之深。1936年10月，本雅明评述俄国作家尼古拉·列斯科夫的文章《讲故事的人》发表。列斯科夫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伟大小说家的同时代人，一生以写作故事而闻名。本雅明在那篇对后人影响深远的文字中写道：“‘讲故事的人’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还算熟悉，但实际上，讲故事的人今天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讲故事的人对我们来说已经变得非常遥远，而且越来越远……正如经验告诉我们，讲故事的技艺正在消亡。能够精彩讲述一个故事的人正变得越来越少。相反的情况倒是越来越多；有的人想听故事，四座之人只能面面相觑。这就好比曾经是我们最不可或缺的能力、最保险的财产，现在被剥夺了：这就是分享经验的能力。”（《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9月版）经验的贬值和日益私密化导致了讲故事传统的萎缩，而与此同时，则是小说的兴起。小说与讲故事的区别在于，讲故事的人从自己或者他人经验中获取他所要的故事，转而又把这种经验转变为听故事的人的经验。即是说，讲故事的人分享经验，而小说家则不同，他封闭自己，小说正是诞生于日益封闭的孤独个体之中。按照本雅明在《小说的危机》中的说法，现代以来，小说阅读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人类的内心日趋沉默，小说阅读的泛滥是其罪魁祸首，同时，也正是小说阅读的泛滥彻底杀死了讲故事的传统。深受本雅明思想影响的约翰·伯格用《讲故事的人》作为随笔集的书名，一方面向本雅明致敬，另一方面无疑想重新复活那个讲故事的传统，所以他在随笔中才尝试和糅合了众多的写作方式，甚至绘画，“故事浮现在脑海里，是给人讲述的。有时候绘画作品也是如此”；（《讲故事的人》）他尝试用讲故事的方式描述艺术作品，“送给伊索的一个故事”；（《约定》）甚至一个很普通的物件，“我时常觉得路标像是在讲一个童话故事”。（《我们在此相遇》）在这三本书中，有数不清的段落约翰·伯格以类似的方式开头：我在讲述一个故事……
约翰·伯格说，送给你们一个故事，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故事之所以是故事，就是因为我们并不完全确定，因为我们对其充满怀疑。而生命最终只能用体验的方式去充盈神秘，丰满智慧。
思郁
2009-12-4书
讲故事的人，【英】约翰·伯格著，翁海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定价：29.80元
我们在此相遇，【英】约翰·伯格著，吴莉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定价：24.80元
约定，【英】约翰·伯格著，黄华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定价：24.80元
当然了，也许这三本书的共同存在只是一个巧合，或者说是我个人阅读兴趣使然，因为我同时在翻阅三本书，所以才下意识地在三者之间寻找某种的联系。但我更倾向于约翰·伯格的三本书因一种独特的讲故事的姿态具有某种神秘的同一性。相对书写下这些篇章的随笔作家，我们更为熟悉的是以《观看之道》和《毕加索的成败》扬名的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除了画家的本职工作，平时以教授绘画和艺术评论为业，约翰·伯格还在小说创作、摄影、电影、政治评论等领域多有建树。从这样的横向比较看，他的随笔创作不过占据他写作生涯中一小部分而已。但正是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随笔写作，约翰·伯格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众多兴趣和面向：也许是一幅画，一次偶遇和一个场景；或者是一篇书评、影评和政治断想；乃至一个城市，一次怀念和一首诗歌都可能渲染成章。某种程度上，随笔是一种最为包容和自由的书写形式，它几乎能涵盖所有的体裁尝试。正是这种包罗甚广，多种写作方式的糅合，使得约翰·伯格的随笔写作具备了一种十分舒坦和迷人特质。
之前看过梁文道主持的《开卷八分钟》介绍约翰·伯格的《我们在此相遇》。梁文道还在节目中特意选了部分进行阅读，那是书中的第一章，约翰·伯格写到在里斯本的某个广场上遇到了他的母亲。这本来是一个很普通和日常的场景描写，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却总觉得意味深长。稍微留心的话就可以注意到，《我们在此相遇》被看作是约翰·伯格的小说创作，但在开篇的介绍中我把它与《约定》和《讲故事的人》归为随笔一类。是编辑的疏忽，还是我犯了一个错误？当然不是，对文本的形式和体裁的认定源于不同角度的解读需要而已。作为小说文本的《我们在此相遇》本无可厚非，约翰·伯格在书中写到了在许多城市发生的故事，仿佛这些曾经旅行过的城市因为有故事的存在二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留下了他曾经存在的印记。而在这些发生的故事当中，很多都是虚构的笔法完成，甚至有些城市在地图上也找不到。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些虚构的写法让它具备了小说的特质。但是，我总固执地认为《我们在此相遇》是随笔而不是小说，而且他在书中写到的都是他生命中曾经遭遇到的真实事件。虚构是小说的本质所在，但是虚构也是真实的所在，某些时候，真实也需要虚构的融入。回想起来第一章中写到的里斯本的某个广场上，约翰·伯格与母亲的相遇事件：五月的末尾，天气炎热，广场上一切如往的平静，有孩子在奔跑，玩耍，有男人们在玩着纸牌，一群小鸡在草地里觅食，“一个老妇人待着一把伞寂然不动地坐在一把公园长椅上。是那种引人目光的寂然不动。她这般坐在公园长椅上，打定主意要人注意到她”。就在“我”突然对这个老妇人好奇的时候，“突然间，她站起、转身，拄着雨伞，向我走来”，那是“我”的母亲。这是一个普通的场景描写，但正是这种不动声色的普通具备了向神奇转化的因素，因为马上我们得知他的母亲从来没有去过里斯本：“我时常梦见他们……不过，我在梦中也忘了他们早已离开人世。父亲二十五年前撒手人寰，母亲十年后随他而去”。
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这种日常事件的吊诡之处：生活中越是习以为常的事件，就越能令人惊奇，而惊奇之处就在于在别处缺席后对世界——比如约翰·伯格对缺席的母亲——的重新发现。这种缺席可能非常短暂，但伴随这种缺席后的发现，我们仿佛回到了一个有着已经逝去的魂灵的爱的世界。也许在小说中，这样的虚构场景俯拾皆是，但只有在注重真实性的随笔写作中，这种相遇才具有一种超现实的意味。你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梦，也可以认为这样的场景是作者一人坐在里斯本广场上的臆想，但不得不承认，母亲的出现弥补了他的遗憾，填充了失去已久的感情缺失，甚至具备了一种宗教上的救赎意味。至少这个场景的出现在想象中满足了约翰·伯格与母亲沟通的生命体验，而去里斯本因为它们母子的相遇从此变得独一无二。这样一个看似简单却回味无穷的场景就可以证明了约翰·伯格的讲故事天赋。“对于讲故事的人来说，任何一个从人生抽取的故事，都是从结尾开始的……大多数故事是以主人公的死亡为开端。”约翰·伯格在《讲故事的人》中如是说，“他们为活着的人构筑一个故事。在这里，被现代批评家和教授们的某些学说不断强调的虚构问题，变得尤其荒谬。”虚构对一部小说是理所当然，但是对一个被讲述的故事而言，似乎除了加强故事的真实性别无他用。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约翰·伯格受本雅明思想的影响之深。1936年10月，本雅明评述俄国作家尼古拉·列斯科夫的文章《讲故事的人》发表。列斯科夫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伟大小说家的同时代人，一生以写作故事而闻名。本雅明在那篇对后人影响深远的文字中写道：“‘讲故事的人’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还算熟悉，但实际上，讲故事的人今天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讲故事的人对我们来说已经变得非常遥远，而且越来越远……正如经验告诉我们，讲故事的技艺正在消亡。能够精彩讲述一个故事的人正变得越来越少。相反的情况倒是越来越多；有的人想听故事，四座之人只能面面相觑。这就好比曾经是我们最不可或缺的能力、最保险的财产，现在被剥夺了：这就是分享经验的能力。”（《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9月版）经验的贬值和日益私密化导致了讲故事传统的萎缩，而与此同时，则是小说的兴起。小说与讲故事的区别在于，讲故事的人从自己或者他人经验中获取他所要的故事，转而又把这种经验转变为听故事的人的经验。即是说，讲故事的人分享经验，而小说家则不同，他封闭自己，小说正是诞生于日益封闭的孤独个体之中。按照本雅明在《小说的危机》中的说法，现代以来，小说阅读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人类的内心日趋沉默，小说阅读的泛滥是其罪魁祸首，同时，也正是小说阅读的泛滥彻底杀死了讲故事的传统。深受本雅明思想影响的约翰·伯格用《讲故事的人》作为随笔集的书名，一方面向本雅明致敬，另一方面无疑想重新复活那个讲故事的传统，所以他在随笔中才尝试和糅合了众多的写作方式，甚至绘画，“故事浮现在脑海里，是给人讲述的。有时候绘画作品也是如此”；（《讲故事的人》）他尝试用讲故事的方式描述艺术作品，“送给伊索的一个故事”；（《约定》）甚至一个很普通的物件，“我时常觉得路标像是在讲一个童话故事”。（《我们在此相遇》）在这三本书中，有数不清的段落约翰·伯格以类似的方式开头：我在讲述一个故事……
约翰·伯格说，送给你们一个故事，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故事之所以是故事，就是因为我们并不完全确定，因为我们对其充满怀疑。而生命最终只能用体验的方式去充盈神秘，丰满智慧。
思郁
2009-12-4书
讲故事的人，【英】约翰·伯格著，翁海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定价：29.80元
我们在此相遇，【英】约翰·伯格著，吴莉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定价：24.80元
约定，【英】约翰·伯格著，黄华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定价：24.80元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