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的终结
这本书刚出的时候我还不会用网上书城，等我会用的时候，PDF精校版已经满天飞了。于是我在一个下午把他看完，多少了结了一点儿遗憾。
克拉克大师的文风有一种理工专业人士出身的硬朗味道，我这个傻逼文科生多少有些不适应。但大师的水平就在于，他的作品不是思想与感情的载体，它是思想与感情本身。这本书写的和《2001：太空漫游》一样，彷佛是一本简明扼要的工程师手册，情节大开大阖，没有丝毫拖泥带水，200页不到的篇幅包含了几倍几十倍于不少所谓“文艺的”科幻小说的内容与思考。贝斯特在《群星，我的归宿》中毫不吝啬的挥洒创意与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大师的才华是用来挥霍的，也只有大师才有挥霍的资本。这本书确实转折生硬，人物性格扁平，叙述上也有些过于粗线条，但那不是缺点，是霸气。克拉克足够强，能让人赞叹他的大巧不工，如果不是大师也这么做，就是弄巧成拙了。
剧情不需多讲，自问世以来，他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我想说的是一些不相干的事。像克拉克这样的理工型科幻大师，写的小说当然很硬，有些构思是直到今天也令人叹为观止的。但是他们在描写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时，却表现得乏善可陈，不是一笔带过，就是语焉不详。当然这很正常，如果文科生如果写科幻小说，对于技术部分肯定也是这么处理。有意思的是，克拉克在《童年的终结中》，像大多数理工科大师一样，有意无意的表现出了对理性设计和刻意规划的偏爱。比如他描写的“新雅典”，就是“社会工程学”设计的产物。而外星人像上帝一样高高在上指导人类事物，更是对中央指导计划经济的某种体现。在故事的结尾，人类的所有意识“整合成一个最高级的意识”，从科幻角度来说是了不起的创造，但是换一个角度，这也是所有集体主义者、极权主义者的最高理想以及所有热爱自由的人的最终梦魇故事中也有一个类似小丑的组织“自由团”来表达来自自由的抗议。可是那个抗议显得十分虚弱、十分不堪一击，基本上只是伦理上感情上的。
小说问世的1953，年正是左翼思潮鼎盛的时期，几乎所有人（甚至是萨缪尔森这样的天才）都相信苏联的模式（经过改进以后）会是人类的未来。克拉克在《童年的终结》中表现出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思想短板，更是错乱了的“时代精神”。这使得《童年的终结》这个题目染上了强烈的反讽色彩。事实上，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的人类组织形式——“大社会”、“自发秩序下的自由社会”——仍然超越了绝大部分人的感性认识（外加一大部分人的理性认识）。许多人仍旧从他们继承自部落时代的本能与记忆来理解今天这个世界。这导致了各种拟人论与社会主义思潮的泛起，以及各种后现代思潮的兴发（后现代的意思与其说是现代之后，不如说是现代之前或现代之初）。人类的童年早就终结了，今天的有些人所做的不过是在怀念或者留恋，因为同样还有太多的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克拉克的这一“最终幻想”也不例外，他所幻想的最宏伟的奇景，也不过是对所失去的童年最深切的哀悼。换句话讲，在某种程度上，他陷入了幻想的终结，没有创造出任何新的东西，他丧失了在工程科学上的敏锐视野，向着过去而不是未来。他能够预言轨道电梯与同步卫星，却预言不到苏联解体。当然这没什么好指责的，科幻作家中能做的比他更好的，也不过是奥威尔与赫胥黎等几位罢了。理工科思维的固有局限，并不是那么容易摆脱。
好在大师毕竟是大师，他懂得扬长避短，懂得他想表达的、他能表达的到底是些什么。可是模仿大师的人就未必办得到。比如刘慈欣，他和克拉克有相同的工科背景，也十分崇拜他。大刘的作品中的克拉克风格混杂了一丝中国的味道，却仍然清晰可辨。非常可惜的是，刘慈欣尽管是一名优秀的作者，也为我所喜，却毕竟比不上克拉克。他尽管已经尽量在收敛，却仍然无法经受住“越界”的诱惑。有人说他的作品中加入的对社会人文，“爱国主义”的思考是一大亮点，我却认为这是极大的败笔。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他能赶得上克拉克1/3,算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连奥威尔的1/10也不如。《中国2185》中那个全民意见显示系统，居然能够把十几亿人的意见统一成几句不同的话，而作者没有表现出任何疑惑或担忧。《黑暗森林》中他也对查韦斯进行了不点名的表扬与英雄主义的塑造。而大刘对社会主义理想与工程师治国暧昧不清的审美趣味，几乎贯穿在所有作品中。他不但继承了克拉克的写作特点，也继承了克拉克乃至一切理工类科幻作者的思维短板。但是大师的精髓他没有发扬的更好，大师的缺点（外加他自己的“反霸权的爱国主义”）却成了他吸引中国读者的一个卖点，这无论如何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克拉克大师的文风有一种理工专业人士出身的硬朗味道，我这个傻逼文科生多少有些不适应。但大师的水平就在于，他的作品不是思想与感情的载体，它是思想与感情本身。这本书写的和《2001：太空漫游》一样，彷佛是一本简明扼要的工程师手册，情节大开大阖，没有丝毫拖泥带水，200页不到的篇幅包含了几倍几十倍于不少所谓“文艺的”科幻小说的内容与思考。贝斯特在《群星，我的归宿》中毫不吝啬的挥洒创意与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大师的才华是用来挥霍的，也只有大师才有挥霍的资本。这本书确实转折生硬，人物性格扁平，叙述上也有些过于粗线条，但那不是缺点，是霸气。克拉克足够强，能让人赞叹他的大巧不工，如果不是大师也这么做，就是弄巧成拙了。
剧情不需多讲，自问世以来，他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我想说的是一些不相干的事。像克拉克这样的理工型科幻大师，写的小说当然很硬，有些构思是直到今天也令人叹为观止的。但是他们在描写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时，却表现得乏善可陈，不是一笔带过，就是语焉不详。当然这很正常，如果文科生如果写科幻小说，对于技术部分肯定也是这么处理。有意思的是，克拉克在《童年的终结中》，像大多数理工科大师一样，有意无意的表现出了对理性设计和刻意规划的偏爱。比如他描写的“新雅典”，就是“社会工程学”设计的产物。而外星人像上帝一样高高在上指导人类事物，更是对中央指导计划经济的某种体现。在故事的结尾，人类的所有意识“整合成一个最高级的意识”，从科幻角度来说是了不起的创造，但是换一个角度，这也是所有集体主义者、极权主义者的最高理想以及所有热爱自由的人的最终梦魇故事中也有一个类似小丑的组织“自由团”来表达来自自由的抗议。可是那个抗议显得十分虚弱、十分不堪一击，基本上只是伦理上感情上的。
小说问世的1953，年正是左翼思潮鼎盛的时期，几乎所有人（甚至是萨缪尔森这样的天才）都相信苏联的模式（经过改进以后）会是人类的未来。克拉克在《童年的终结》中表现出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思想短板，更是错乱了的“时代精神”。这使得《童年的终结》这个题目染上了强烈的反讽色彩。事实上，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的人类组织形式——“大社会”、“自发秩序下的自由社会”——仍然超越了绝大部分人的感性认识（外加一大部分人的理性认识）。许多人仍旧从他们继承自部落时代的本能与记忆来理解今天这个世界。这导致了各种拟人论与社会主义思潮的泛起，以及各种后现代思潮的兴发（后现代的意思与其说是现代之后，不如说是现代之前或现代之初）。人类的童年早就终结了，今天的有些人所做的不过是在怀念或者留恋，因为同样还有太多的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克拉克的这一“最终幻想”也不例外，他所幻想的最宏伟的奇景，也不过是对所失去的童年最深切的哀悼。换句话讲，在某种程度上，他陷入了幻想的终结，没有创造出任何新的东西，他丧失了在工程科学上的敏锐视野，向着过去而不是未来。他能够预言轨道电梯与同步卫星，却预言不到苏联解体。当然这没什么好指责的，科幻作家中能做的比他更好的，也不过是奥威尔与赫胥黎等几位罢了。理工科思维的固有局限，并不是那么容易摆脱。
好在大师毕竟是大师，他懂得扬长避短，懂得他想表达的、他能表达的到底是些什么。可是模仿大师的人就未必办得到。比如刘慈欣，他和克拉克有相同的工科背景，也十分崇拜他。大刘的作品中的克拉克风格混杂了一丝中国的味道，却仍然清晰可辨。非常可惜的是，刘慈欣尽管是一名优秀的作者，也为我所喜，却毕竟比不上克拉克。他尽管已经尽量在收敛，却仍然无法经受住“越界”的诱惑。有人说他的作品中加入的对社会人文，“爱国主义”的思考是一大亮点，我却认为这是极大的败笔。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他能赶得上克拉克1/3,算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连奥威尔的1/10也不如。《中国2185》中那个全民意见显示系统，居然能够把十几亿人的意见统一成几句不同的话，而作者没有表现出任何疑惑或担忧。《黑暗森林》中他也对查韦斯进行了不点名的表扬与英雄主义的塑造。而大刘对社会主义理想与工程师治国暧昧不清的审美趣味，几乎贯穿在所有作品中。他不但继承了克拉克的写作特点，也继承了克拉克乃至一切理工类科幻作者的思维短板。但是大师的精髓他没有发扬的更好，大师的缺点（外加他自己的“反霸权的爱国主义”）却成了他吸引中国读者的一个卖点，这无论如何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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