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耻日的艰难自省
文/丁东辉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南京的上空正回荡着刺耳的警报。
72年前的今天，在那个冰冷冬日的清晨，日本华中方面军攻陷中国首都南京，随后对这座闻名世界的现代都市展开了持续6周的疯狂屠戮。于是12月13日被晶片般嵌入一个民族的记忆系统，并年度性地引痛我们这个民族耻辱的神经。
然而，彻骨的疼痛似乎让我们淡忘了另一个耻辱日——1895年2月10日，寒风凛冽的威海海面上，那艘7000吨排水量、装备着4门12寸主炮的超级战舰定远号不能接受被年轻的日本海军俘获的屈辱，于是引爆炸弹、自沉大海。这是一艘曾满载着中国自强希望的战舰，随它一道下沉的，是这个帝国最后的光荣和自尊。
谁能说1894年的甲午战争与1937年的中日战争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43年的时间，中国没有能力完成自省、实现自强，于是再践血泪之地。1894年的战争日本成功耗尽古老帝国的最后一口元气，才有了43年后全面吞并中国的野心和暴行。
而今，距离甲午战争已过了105年，今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是否真正完成自省、实现自强了呢？我们有没有真正反思过105年前是什么打败了我们？我们在这105年里到底有没有把课补上？有没有争取到我们105年前败于敌手的最关键的东西？
《绝版甲午》就是这样一本书，提醒每一个中国人在这样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里去自省、去反思。
藤岛武彦、岸田吟香、石川伍一这些陌生的名字，在110年前，却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日本青年，他们潜入中国，走南闯北，舍生忘死地收集到连当时中国自己都没有掌握的详尽资料，包括军事、地理、人文，甚至民意，使中日两国处于完全的信息失衡状态，为日本在1894年战胜军备强大的中国奠定了情报基础。今天，我们在指斥日本人狼子野心的时候，有没有想一想当时中国的青年在做什么？
就在此文开篇之前，笔者刚刚看完日本历史巨片《八甲田山》。影片讲述了日俄战争前一段真实的故事：日军即将开赴气候极端寒冷的中国东北与俄军作战，而他们的敌人来自西伯利亚，有着严寒作战的丰富经验。为了补上这一课，两支日军中队奉命在严冬中翻越冰雪覆盖的八甲田山，以收集雪地行军的各种数据。这些军人在明知自蹈死地的情况下，仍旧十分精细地设计和实施了这场和平时期最惨烈的雪地行军，结果大部分军人被冻死途中。但最后战争的结局大家是知道的。
这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军人在做的事情，而那个时代中国的军人又在做什么？这种对比甚至一直可以追问到今天，答案令人不寒而栗。
本书作者雪珥一看便是个安静的读书人，一副薄薄的镜片后面，满眼总是谦逊的微笑。这种典型的江南才子似的柔顺与和善很难与他犀利、深邃的文字联系起来。这位旅澳学者在《绝版甲午》的序言中提到：在他悉尼办公室窗前的港湾里，永远停泊着一艘澳洲军舰，这让他总是看到定远舰的影子，和雄伟的定远舰相比，眼前的驱逐舰小似侏儒。而在驱逐舰停泊的地方，曾是二战中澳洲人抗击日军的最前线，可今天，这座城市却早被“日本输出”所征服。而这，或许正是促使雪珥动笔写下《绝版甲午》的主因。我们败了，要知道为什么败了。知道失败的原因，再审视残酷的现实，便不由你不生警醒。
雪珥文章的优势尚不在于他多年辛苦收集的珍贵资料，而更在于他处身事外的眼界和勾连时事的角度与深度。故此读者在他的晚清政事专栏《中国1909》中，分明看到了许多2009年中国政界政事的影子。100年后国人要面对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手段，竟然与100年前如此相似，这种不进步几乎令人绝望，却又催人猛省。而这种绝望与自省，也正是《绝版甲午》要带给我们的。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南京的上空正回荡着刺耳的警报。
72年前的今天，在那个冰冷冬日的清晨，日本华中方面军攻陷中国首都南京，随后对这座闻名世界的现代都市展开了持续6周的疯狂屠戮。于是12月13日被晶片般嵌入一个民族的记忆系统，并年度性地引痛我们这个民族耻辱的神经。
然而，彻骨的疼痛似乎让我们淡忘了另一个耻辱日——1895年2月10日，寒风凛冽的威海海面上，那艘7000吨排水量、装备着4门12寸主炮的超级战舰定远号不能接受被年轻的日本海军俘获的屈辱，于是引爆炸弹、自沉大海。这是一艘曾满载着中国自强希望的战舰，随它一道下沉的，是这个帝国最后的光荣和自尊。
谁能说1894年的甲午战争与1937年的中日战争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43年的时间，中国没有能力完成自省、实现自强，于是再践血泪之地。1894年的战争日本成功耗尽古老帝国的最后一口元气，才有了43年后全面吞并中国的野心和暴行。
而今，距离甲午战争已过了105年，今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是否真正完成自省、实现自强了呢？我们有没有真正反思过105年前是什么打败了我们？我们在这105年里到底有没有把课补上？有没有争取到我们105年前败于敌手的最关键的东西？
《绝版甲午》就是这样一本书，提醒每一个中国人在这样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里去自省、去反思。
藤岛武彦、岸田吟香、石川伍一这些陌生的名字，在110年前，却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日本青年，他们潜入中国，走南闯北，舍生忘死地收集到连当时中国自己都没有掌握的详尽资料，包括军事、地理、人文，甚至民意，使中日两国处于完全的信息失衡状态，为日本在1894年战胜军备强大的中国奠定了情报基础。今天，我们在指斥日本人狼子野心的时候，有没有想一想当时中国的青年在做什么？
就在此文开篇之前，笔者刚刚看完日本历史巨片《八甲田山》。影片讲述了日俄战争前一段真实的故事：日军即将开赴气候极端寒冷的中国东北与俄军作战，而他们的敌人来自西伯利亚，有着严寒作战的丰富经验。为了补上这一课，两支日军中队奉命在严冬中翻越冰雪覆盖的八甲田山，以收集雪地行军的各种数据。这些军人在明知自蹈死地的情况下，仍旧十分精细地设计和实施了这场和平时期最惨烈的雪地行军，结果大部分军人被冻死途中。但最后战争的结局大家是知道的。
这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军人在做的事情，而那个时代中国的军人又在做什么？这种对比甚至一直可以追问到今天，答案令人不寒而栗。
本书作者雪珥一看便是个安静的读书人，一副薄薄的镜片后面，满眼总是谦逊的微笑。这种典型的江南才子似的柔顺与和善很难与他犀利、深邃的文字联系起来。这位旅澳学者在《绝版甲午》的序言中提到：在他悉尼办公室窗前的港湾里，永远停泊着一艘澳洲军舰，这让他总是看到定远舰的影子，和雄伟的定远舰相比，眼前的驱逐舰小似侏儒。而在驱逐舰停泊的地方，曾是二战中澳洲人抗击日军的最前线，可今天，这座城市却早被“日本输出”所征服。而这，或许正是促使雪珥动笔写下《绝版甲午》的主因。我们败了，要知道为什么败了。知道失败的原因，再审视残酷的现实，便不由你不生警醒。
雪珥文章的优势尚不在于他多年辛苦收集的珍贵资料，而更在于他处身事外的眼界和勾连时事的角度与深度。故此读者在他的晚清政事专栏《中国1909》中，分明看到了许多2009年中国政界政事的影子。100年后国人要面对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手段，竟然与100年前如此相似，这种不进步几乎令人绝望，却又催人猛省。而这种绝望与自省，也正是《绝版甲午》要带给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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