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尽年光是此声

中学时代最惬意之事，莫过于自题海开溜至师太的书中流连。心中的No.1易主数次，如今定格在《流金岁月》。
《喜宝》作为对金庸“你还不会写小说”的批评之回应，也是师太最见功力之作，字里行间尽现剑拔弩张的年少意气、或曰戾气（某老编当年如是警告下属：你们不要得罪亦舒小姐，她未够年龄，杀人不用偿命的）。到了《流金岁月》，一向吝于以善终结尾的师太，却在南孙“痛痛快快”的哭声中沉淀了一种慈悲，别于大团圆式的温情就此洇满全书。
这慈悲与温情，却是自何处而来？

师太笔下的主角，不说爱情、即使对亲情的期待亦总是落空。如喜宝——将“很多很多的爱”排在“很多很多的钱”之前的喜宝都如是描述母女关系：“我们像一对流氓，与街市上其他的流氓斗法。”贫贱夫妇百事哀，亲子又何尝不是。
《我的前半生》、作为师太对鲁迅唯一一部关乎男女爱恋的小说《伤逝》进行的性别视野之颠覆，涓生抛弃子君是抽去了她的物质倚靠，那么唐晶在认识莫家谦后“抛弃”子君则是精神上的遗弃。如果说《圆舞》中承珏最终选择与乔梅琳在一起还是因为不愿破坏自己在傅于琛心中的形象，到了《流金岁月》，南孙与章安仁第一次反目却正是因为章对锁锁所道的短长。
“我成功，她不妒嫉，我委靡，她不轻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是南孙对两人友谊的精炼总结，以至连王永正都觉得“这两个女人之间有种奇妙诡异的联系，非比寻常”，在她俩面前的他“始终是外人”。彼此贴心贴肺、知冷知热，即使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退至最后一步的原则却仍在同一底线上。闲处仍可共话家常，患难亦能两肋插刀——终究还是因为、如李老所言的“你和锁锁都极之懂事”。
少女时代，我们都有过如子君与唐晶、南孙与锁锁般要好的朋友，同进同出、耳鬓厮磨、不分彼此、形影不离。但后来，后来……或者因地理或心灵的分道扬镳而淡漠，或者，用南孙的阿姨的话说，“譬如说，有一件事，我急于要忘记，老朋友却不识相，处处提起，语带挑衅，久而久之，自然会疏远”；“又譬如说，本来是一对好朋友，两个人共争一样东西，总有一个人失败，你所得到的，必然是别人失去的，两人便做不成朋友。”
所以当年找来电影改编的《流金岁月》，刚看到南孙与锁锁为了一个男人争风便直接掐断了视频。唯一好奇的，是想师太看了会是如何啼笑皆非的反应。
虽然我们终究不得不承认，在现实中，锁锁更像一个童话，甚于王永正。

师太祖籍浙江镇海，二哥倪匡在帮金庸代写《天龙八部》期间，以她为原型创作了阿紫；她与倪匡的大哥、毕业于北大化学系的倪亦方说，弟弟写科幻小说够浪漫，妹妹写言情小说更浪漫，但都没有他浪漫，因为他信仰的是共产主义；三哥在大陆因成分不能升大学，迁居香港后被告知：如果写出铁幕学生日记，美新处的杂志稿费丰厚，三哥却甘居贫寒而不愿赚这样的稿费。
家明是师太的解围之神：《人淡如菊》中的陈家明替乔收拾烂摊子，《喜宝》中的宋家明负责打点勖家全家上下的家当，《玫瑰的故事》中的傅家明则最终帮助玫瑰从庄家栋的阴影中走出，
黄玫瑰、姜喜宝、周承珏、朱锁锁——师太总热爱书写那些美丽得不近情理的女孩子，但蒋南孙、苏更生这类人物，才是亦舒自己：美丽得适可而止，无招蜂惹蝶之嫌，一边欣赏着如曼陀罗般冶艳的闺密，一边“立定主意要做一棵树”。

沪港两地作为近代中国直面西方文化首当其冲之地，在其贡献给现代文坛的两朵奇葩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现代性烙印，从张倪二人对“父”的态度中可见一斑，而她们也都有一个不爱自己的父亲——或许较没有父亲更悲哀。
亦舒不比张爱玲，后者的悲悯感倘不能被感知，读者空喝了一肚子苍凉阴郁，徒然伤人自伤；之于师太，阁下即便学不来她难得糊涂时一醉方休的潇洒，至少一地以夹议形式出现的金玉良言，俯身拾掇便可获益多多。
张爱玲骨子里是虚无主义，绮丽幽暗的文字只是画皮而已。亦舒那里却是有一个“唯物主义”的内核的（如果琼瑶可以归入“唯心主义(idealism)”的话，笑）。她没有那种敏感于被贴烟火气之标签的狷介。这就是为什么读完张爱玲常常让人失神半日，读完师太的书则正好心满意足、上床睡觉。
说起来师太是清楚不过“少女中了童话的毒，总以为结婚是一个结局，等发觉是另一个开头时，难免叫苦连天。”一到自己笔下，在婚礼后却也免不了急急刹车之俗套，比如《流金岁月》，比如《我的前半生》。正如师太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全真，不好看；全假，行不通。

虽然自己已而走过了阅读师太的岁月，将来还是会给我的女儿看亦舒的，只是不应太早。四本足矣，依次：人淡如菊、承欢记、喜宝、流金岁月。
最后贡献一个八卦：张爱玲与亦舒都是日天平月处女，此组合还有Hannah Arendt、William Faulkner与Marcello Mastroian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