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环境下的个体诗性自由——论小说《树上的男爵》中蕴涵的生存命题

群体环境下的个体诗性自由
——论小说《树上的男爵》中蕴涵的生存命题

文/顾一心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始终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他拓展着小说艺术的无限可能，在现代文学的土壤上开辟出一片充满魔力的叙事国度。在那些使用第一人称的轻逸笔触中，深浸着一位天才发自肺腑的温柔沉思，它指向人类逐日丧失的生活与情感，指向我们身在其中的整个现代世界的迷误。在其三部曲《我们的祖先》 中，这一沉思则通过数位并不存在的往昔先人——分成两半的子爵、不存在的骑士、树上的男爵，以一种充满惊奇与魔力的形式释放出来。
卡尔维诺所处的20世纪中叶，是欧洲传统的人文理想遭遇毁灭性打击的时期。发生在世纪上半叶的社会裂变，将现代文明背后的至深荒谬揭示得淋漓尽致，同时，在那些最敏锐的心灵之中，一种深切的悲悯情怀又成为了艺术的原动力。意大利文学与电影中早期的新现实主义思潮，究其实旨而言，乃是对特殊时期惨痛现实中底层命运的同情；而自50年代后，这一文艺风潮发生了转变，即从取材于战时的社会政治转向对现代文明本质的观察，从强调客观纪实的自然主义倾向转向感伤、抒情的个人化叙事的复苏。这是因为，随着战争影响的淡化，艺术的反思不再局限于过去若干年中的历史，而是转向寻觅一切痛苦的根源——即人类自身与社会文明之间的冲突，故而，一种超越现实时间和经验的叙事尝试也就应运而生。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正产生于之后这一时期（这部小说写作于1957年），作者将故事架构于遥远的18至19世纪之交，以充满技巧与象征的非直接的寓言方式探索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为准确地说，则是受到现代性群体环境压抑的个体诗性自由的问题。
诗意个体与群体文化环境间的冲突，是一系列现代危机中最为焦灼的命题之一，也是自浪漫主义以来经久不衰的文学传统。在我理解，个体诗性自由是一种扩张性的冲动，它强调个体在情感、意志与生存方式上的自由与非功利性，从而与一切在群体环境中诞生的庸众、教条和世俗规训背道而驰。相比于荷尔德林式的“诗意的栖居”，它的本质不在于赋予人生诗化的慰藉，而更在于驱使我们叛逆和行动。《树上的男爵》正为读者塑造了这样一位自由的行动者，他的事迹匪夷所思而又令人眼含热泪，他的失败的价值也要远远高于世俗的成功。
对我来说，卡尔维诺的每一部杰作都在证明：在小说这一领域，语言的魔力具有绝对的扩张性，思想能够以梦境般的形式爆炸，故而，哪怕仅为了沉浸于一种编织“树上的人生”的乐趣，这部作品也足够吸引我去阅读了。而《树上的男爵》作为一部现代寓言的意义，又在于它确实隐喻了人类在现代性环境下生存的根本问题——即浪漫化的诗意个体如何在普遍的、群体性的历史之中保持其自由与特殊性，又如何开辟一条真正富有意义的生活之路。近半个世纪以来，对卡尔维诺小说诗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及写作方式上，而对其作品中所蕴涵的深刻的价值命题则牵涉较少。因此，本文力图在不脱离卡尔维诺叙事风格研究的基础上，对小说中以特定方式表述的“群体环境下的个体诗性自由”这一命题加以提炼，并在不同的层次上加以尽可能深入的论述。



I
自始至终，一个首要的问题都在《树上的男爵》中挥之不去：

假若一个人永远生活在树上，究竟意味着什么？

小说主人公——即“我”的兄长柯希莫，在少年时为了一只餐桌上的蜗牛而与家族决裂，从此登上了树顶，在翁布罗萨连绵不绝的树木之间穿行了一生，双脚从未重回大地。直到垂暮之年，大地已在召唤他老去的躯体，他却站在树顶奋力一跃，随着热气球消失于天空。
在小说中，个体与群体间的一切微妙而尖锐的关系，均是藉由主人公“生活在树上”这一特殊行动而显示出来的，而“树”与“大地”这两种生存的坐标，亦始终随故事的发展维持着某种相对的、彼此观察的状态（直到柯希莫死去）。因此，“生活在树上”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在小说中具有极为关键的象征意义。通过某种刻意设定的规则——绝不下树，这种生活演变成了一种漫长的自我证明的过程，它象征着诗意个体争取自由的努力，以及由此所激发的各种创造欲和可能性；而大地上的生活，则相应地象征着整个繁芜丛杂的文化世界，一片被血缘、政治、契约和思维规训所束缚的群体环境。
关于柯希莫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必然性，我们仿佛能够在小说最初的一段回忆性文字中窥见端倪：

我们爬树（如今在我的记忆里这些早年无心的游戏被蒙上了一种启蒙的光辉，是一种预兆。但在当时谁又能想得到呢？）……从那时起他在心里产生出对家庭（抑或对社会？抑或对整个世界）的一种怨恨，后来表现为他在六月十五日的决定。
——《树上的男爵》第1章

在这段文字里，隐含了柯希莫在“六月十五日”做出那个关键决定的动因。他自由、浪漫而执拗的天性，从小便令他与蔓延在整个大地上的世俗教条格格不入，餐桌上的蜗牛是一个作者的语码，它象征着一种来自父辈、家庭与贵族阶层的身体规训，象征着人们被迫沿袭的世代性的愚蠢，故而，在这场决裂中所隐喻的对立，正是浪漫化个体与世代性群体的对立，是追求个性差异的个体生存方式与湮没个性差异的群体文化环境的对立。而在这种对立象征的基础上，也便不难发觉柯希莫选择树上生活的真正意义。
在最初的、某种孩子气的固执背后，如作者所说，的确“蕴涵着某种更深厚的东西”。他将彻底弃绝陆地上循规蹈矩的教条式的生活，同时在树顶扮演起一位披荆斩棘、创造无限可能的诗意的叛逆者。有一点必须被我们所明了——餐桌上的决裂是一个作者玩弄的把戏，真正重要的因素在于少年柯希莫本身——他对生活具有天然的叛逆的激情，并意识到人应该拥有一条自我的道路。只有在意识深处洞察这一点，并在现实中挺身反抗人生的庸碌，才有可能成为柯西莫式的自由的人。
这种令柯希莫登上树顶的、对生活可能性的自由向往，为整部小说的叙述提供了强大动力，因为我们都怀着一种嗜读童话的好奇之心，迫切想要知道树上的生活是如何进行的。小说的开篇和收尾深沉而简略，大量的中间篇幅则被用于编织男爵那梦境般的树上人生，在那些故事之中，读者甚至能体会到一种沉浸于梦境的乐趣。凭借这种超越于现实的叙事游戏，卡尔维诺似乎在掩盖叙事意图中的严肃部分，在整部小说中，主人公与这个世界的激荡冲突，无不被一种轻逸的笔触和孩子气的柔情所隐没。这使得我们不禁要怀疑：小说是否真的立足于揭示人与社会的对立？因为事实上，在那个造梦的领域，他似乎是一位童话世界的主人公，而非反抗社会最终失败的悲剧英雄。对于这一问题，将在第三节中加以解释。



II
在彻底弃绝陆地上一切循规蹈矩的教条与契约的同时，柯希莫开辟了一条不可思议的生活的道路，他依据自己的童心与专断，在树顶缔建起另一座奇特的契约王国。
小说在时间维度上主要集中于柯希莫的少年与青年时代，在章回的跳跃中显现出他心灵的成熟。首先，他有绝对的精力与脑力来经营他的树上王国，使他绝不至于退化为一个风餐露宿的野人；其次，树上王国的建立事实上也无法离开男爵与陆地的物质和精神联系。他的身上保留着乡村贵族的温和教养，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书籍，与历代贤哲的精神相沟通。在他真正成熟之后，他观察着整个世界，甚至在动荡的岁月中勾画着社会的蓝图——柯希莫行走于树上而做一个哲人王。
他赫然是鲁滨逊与柏拉图的一体。
当然，在这里使用“哲人王”一词，与柏拉图提出的哲人王概念有着显著的差异。后者在实质上是一种理想政制的代名词，而柯希莫之作为“哲人王”，则是在我强调他对树上王国加以某种精神主宰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是诗人、探险家与革命者的一体。
他是一位思想上的先行者，也是一位现实行动的勇士。正因为如此，柯希莫式的英雄有着比拜伦式的英雄 更高贵的地方，尽管他们都是浪漫化的，但在行动上却截然两途。男爵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创造了一种生活的形式，那是为他所身在的世界里的人们所未曾经历的、而只能仰视的生活。他一方面远离大地上的人际感情网络，一方面却向深刻而纯粹的感情方式回归，他的友谊与爱情甚至比旁人更为柔和与真挚。柯希莫对大地的离弃，恰恰建立在对生命本质意义的热爱之上，正如小说末尾人们在他的墓志铭上刻下的字符——

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
——《树上的男爵》第30章

外在的叛逆者，往往是事物本质更忠实的守卫者。因为浪漫化的个体比之任何庸众都更像一个真正的人，他的生命势必受到内心那种深深的激情的决定性影响，他的忧欢哀乐也必定超于旁人。当他在世俗的教条之内无法得到自由之时，便不得不选择外在的叛逆，也正在这种叛逆的形骸之中，他心灵的真挚才被千倍地呈现出来。（至少在卡尔维诺的这部小说中是如此）
卡尔维诺本人亦曾明确言道：

……我应当为此编造一个从人际关系、社会、政治等中脱逃的故事吗？不是，那样就太肤浅和无聊：我让这个不愿意像别人一样在地上行走的人物不变成一个厌世者，而变成一个不断为众人谋利益的男子汉，投身于那个时代的运动，愿意全面参与积极生活，从技术进步到地方治理和精致生活。只有这样写，我才有兴趣动笔。但是他始终认为，为了与他人真正在一起，唯一的出路是与他人相疏离，他在生命的每时每刻都顽固地为自己和为他人坚持那种不方便的特立独行和离群索居。这就是他作为诗人、探险者、革命者的志趣。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后记

柯希莫生活在树上并投身于社会的方式，隐隐暗示出诗意个体对于完整性的追求，这种完整性包括了自我、友情、爱欲、知识与德行，乃至对这个世界永不熄灭的关注与好奇之心。它揭示出诗意个体立足于世界上的深层意欲——即同时追求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这里所指的“社会性”，并非个体对社会契约的片面服从，而是个体在人与人的联系间寻找人生意义之确证的需要。他首先渴望成为自我，同时也渴望成为英雄甚至贤哲，惟有如此，他的行动所蕴涵的意义才是丰富的：首先是个体如何获得独立生存的问题，其次是情感、政治和宗教问题，最终是人的尊严与自由问题。 也惟有如此，小说才不至于被“树上”与“大地”彼此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所局限，从而释放出一部叙事作品所能容纳的更多的意趣。



III
而这位树上国王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却是：他是否真的胜利了？换而言之，诗意个体在群体环境之中另辟生活之路的可能性是否存在？而这一问题，也恰恰关系到第一节中所提出的——柯希莫以个人对抗社会的行为，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具有严肃的悲剧意味。
从反抗行动的所能取得的象征意义上来说，男爵赢得了匪夷所思的巨大成功。他横扫了人们的怀疑，在翁布罗萨这片土地上注入了不再平庸而是充满诗意的气息。更重要的是，他的的确确摆脱了大地的羁绊，而成了一个真正的自由人。男爵生活在树上，也许是用绳索结成了一架秋千，也许是用猎枪击倒了一只野兔，正是任何一件这样的琐事，深深地点燃着读者内心古老而纯真的欲望，激发出返归自然的潜在冲动。它的魅力在于它从根本上显示出一种灵魂的强健，一种自主选择的对命运的支配。在充满可能性的树上国度的俯瞰之下，作者展示出一幅反讽式的世界图景：树上的男爵几乎无所不能，而大地上的人们，从男爵的父亲到拿破仑•波拿巴，却无不显出漫画式的滑稽与平庸。
然而，男爵的生活目标并不在于取得挑战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追寻一条通往人生意义完整性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无法忽视的是他在爱情上的失败。由于矢志不移地与大地隔绝，在他与他的每一位爱人之间，都不可避免地树起难以逾越的壁障，甚至能够说，柯希莫唯一的悲剧在于他无法获得爱情的完满。我无意指出爱情的残缺是生命中最严重的事件，但对柯希莫来说，他在坚守生存方式的同时舍弃爱情，确实具有于尘世间的一切失恋截然不同的意义，甚至某种形而上的悲剧性。人生无处不充满了痛苦，但只有当一种痛苦产生于我们预知其一切不幸后果的抉择中时，它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悲剧色彩。
他真正挚爱的情人薇莪拉，是一个在情感上绝对自我而贪婪的女人。卡尔维诺对这一人物的设定具有某种必然性，她必须有着与柯希莫分庭抗礼的强烈个性，否则，她就不可能令男爵产生在爱情与尊严之间抉择的痛苦，从而无法彰显出男爵那充满了孤独与偏执的一生中最大的不幸。柯希莫之所以不为了爱人而下树，是因为一旦作出妥协，必然意味着蕴藏在理想爱情中的对等性完全破灭。生活在不同世界里的爱人，往往最终无法跨越彼此之间的障碍，难道是因为爱情不够炽烈，或者说对爱情的放弃不够痛苦么？也许恰恰相反，因为唯有在深沉的爱中，才会激起人纯洁的自尊与高尚的情感，而在那些诗意的个体身上，这一剂魔药的效力更要强烈得多，以致于他们即使承受巨大的痛苦，也不愿丧失那种在爱情中升华了的自我的尊严。正如男爵在导致两人分手永诀的那次谈话中所说的：

如果不充满力量地保持自我，就不可能有爱情。
——《树上的男爵》第23章

即便是爱情也无法令男爵下树，更遑论暮年时代人们送予他的那些敬意与呼唤了，这或许也正是柯希莫从此日益离群索居、乃至永远无法重回大地的原因。小说对男爵爱情生涯的刻画，事实上宣告了柯希莫整个一生的悲剧性——那就是他理想主义的个性注定他无法忍受源自于平庸世界的损害，故而在那条追求人生一切意义完整性的孤独之路上，他最终仍是悲壮的失败者。这种失败性和悲剧性，从小说最初那种编织梦境的光晕之下渐渐浮现出来，共同熔铸成男爵那充满孤独与遗憾的一生。
至此，我们终于需要对之前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那就是诗意个体在群体环境中另辟生活之路的可能性究竟如何。在我看来，卡尔维诺对于诗意个体创造奇迹的力量深信不疑，他无疑通过男爵的一生展示了一幅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前景。但男爵的悲剧性却因此显得更加深刻，因为个体无论拥有多么充沛的天赋与激情，都无法在群体环境之下获得彻底完整的生活意义。由于他追求一切幸福的根本前提是保持自我独立，而在自我与世界之间，却存在着不可消除的矛盾，故而他的胜利和奇迹是永远相对于平庸的世界而言的，而不是相对于他那深邃而广阔的诗人的心。



IV
卡尔维诺在预设小说时代背景时，将故事架构于遥远的十八、十九世纪之交，这种超越历史经验的语境，也正是《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在时间性上的共同特征。它们均处在现代世界破晓而来的漫长前夜——工业尚未吞噬田园，诗意尚未从大地上消失，人类尚未趋向于普遍的分裂。然而，三部曲中的主人公却又都显示出了各自的现代性特征：分成两半的子爵象征了被摧残与分裂的人格，不存在的骑士象征了个体争取生存的努力，而树上的男爵则象征了诗意个体在群体环境之下开辟自我之路的可能。这些古老个体所背负的现代命运，令卡尔维诺三部曲充满了从田园指向现代的寓言色彩。
只是问题在《树上的男爵》这里恐怕要复杂一些，因为它自始自终探讨着关于可能性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无法将小说的历史环境与现代的历史环境作简单的代换，除非小说将翁布罗萨的田园世界描绘得与现代世界十分相似。但事实却是，小说几乎无处不在以一种饱含温柔与怀恋的语调，提示着那个古老世界与现代世界的差别。
作家虚设的历史时间，在小说中并不曾产生实际的影响，它只是一片赋予故事以象征性的模糊后景。那些真正关乎小说主题的历史话语，在于卡尔维诺对贯穿全篇的自然环境——“树”的描写。

据记载，古时候一只猴子假若从罗马出发，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脚不落地地往前走，可以到达西班牙。到我这一辈人时，树木这么茂密的地方只有翁布罗萨海湾两个岬角之间的地带和从翁布罗萨山谷底至两旁山顶的区域，我们这个地方因此而名传四方。
——《树上的男爵》第4章

人们说在我哥哥离去之后，树木就撑不住了，纷纷倒落，又说是因为人们玩弄斧子发了疯，后来，植被大为改观，不再有圣栎树、榆树、栎树，现在是非洲、澳洲、美洲、印度都把它们的树木和树根伸到了我们这里。……翁布罗萨不复存在了。凝视着空旷的天空，我不禁自问它是否存在过。
——《树上的男爵》第30章

这是小说中两个绝美的段落，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时间性关系。从古罗马到“我”的少年时代，再从“我”的少年到暮年，古老的森林、田园的居所、人类的青春，难道不正是被大地上的世代变迁所日益消灭了么？而男爵恰恰是一位惟有在树上才能力量充沛的精灵，他采取一切现世反抗的意义、可能性与限度，都与那片在整个翁布罗萨连绵不绝的茂密森林不可分割。在柯希莫的时代，树木连绵不绝，他能够一生居住在树顶却依然具有广阔的生存空间，正是这种空间上的广阔，赋予了他施展勇气与才华的可能，故而那仍是一个容许人跃立而起并创造奇迹的时代。而树木的消失隐喻了古老时代的终结。假如必须赋予小说时代背景以一种确指性的话，那么，作为背景的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正是人类不断趋向于湮灭个体诗性自由并迈向群体性的时代，那种天真、烂漫、充满传奇的生活渐渐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人类的整体步伐，正如侵入翁布罗萨的那些来自各大洲的树木一样。

显而易见的是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奇迹的时代，人们最简单的个性被抹杀了，而且人被压缩成为预定行为的抽象集合体。今天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自我的部分丧失，是全部丧失，荡然无存。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后记

令我不禁深思的是：为什么卡尔维诺几乎是带着一种必然性，选择了这种寓言式的、仿佛来自遥远世代的叙述？原因之一，固然是整个意大利文学在50年代从战后向抒情与象征的回潮；而更主要的原因，则恐怕是作者对小说艺术无限可能性的那种独特追求了。作者在其著名文学讲稿《轻逸》的开篇谈及了自己的转折，“源于生活的各种事件应该成为我的作品的素材，我的文笔应该敏捷而锋利。然而我很快发现，这二者之间总有差距。我感到越来越难于克服它们之间的差距了。也许真是那个时候我发现外部世界非常沉重，发现它具有惰性和不透明性。” 对现代历史的不堪重负，促成了卡尔维诺在小说艺术上选择寻求可能性更大的道路，即一种回溯于未知过去的叙事尝试。
在《我们的祖先》后记中，作者回忆道，《树上的男爵》使他不断受到诱导进行历史的“模仿”，并赋予人物以符合那一时代的文化与伦理特质，最终，他品尝到“小说”一词最传统的含义。 显然，在写作的过程中，作者意在赋予他的小说世界以一种纯洁性，与充斥着呼声与判决的道德环境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与罗兰•巴尔特于同时代提出的“中性”、“零度”的写作亦颇具共通之处。 在这里，作者表现出一种对他所理解的小说艺术本质的忠实，即小说的写作过程必须独立于外部的价值语境，从而保持小说作为语言艺术的轻逸和自由。
写作过程中的“轻逸”特质，是卡尔维诺编织这一梦境世界的前提；但同时，它又仅是针对“写作”而言的。从阐释与接受的角度来说，无论作者与读者，都存在着赋予这部小说以一种严肃的现代意义的倾向。“我希望他们被看成是现代人的祖先家系图，在其中每一张脸上有我们身边人们的某些特征，你们的，我自己的。” 这是卡尔维诺写于三部曲后记末尾的结束语。无论有意或无意，《树上的男爵》都成了一部从田园时代遥遥指向现代的寓言，并且，作者通过那个奇迹时代的一去不返，将个体在现代环境中生存的危机反衬得更加深刻，这就是卡尔维诺小说回溯于过去的尝试所触发的令人惊异的效果。它将叙事过程从沉重的表现现实的原则中解放出来，勾勒出一幅具有无限意味的图景——柯希莫式的个体行走在一段不确定的历史之中，因而，他也就行走在人类的全部历史之中。



结 语
《树上的男爵》所呈现的世界是无限的。它不仅显示了小说语言艺术的无限可能性，亦充满对人类命运的无限遐想与沉思。对如此一部小说的主题，我一直试图作精确的描述，我曾将之理解为个体如何通过叛逆以寻求自由本质的问题，后来又自觉这其中透露出过度的乐观，于是最终确定为诗意个体在群体环境下的生存命题。首先必须理解人物的特质及其行动的意义，这是深入整部小说的基础；其次我想要关注人物的命运——他的名誉、事业、友谊和爱情，因为它们不仅是完整梦境的一部分，更联系着一种关于生存的可能性的思考，无论他的成功与失败最终都因他选择的道路而深刻。最终，我必须把握小说在时间维度上的特殊性。作者令男爵行走在一段不确切的历史之中，而作为读者，却能够时而瞥见小说独特的现代寓言的意味，而在意义的沉重与叙事的轻逸之间，亦存在不可割裂的联系。
每当我思索与前进得越深，我便越发领会到柯希莫式的生存命题的现代性。对于追求诗性自由的个体来说，他们永远在群体之外寻求着自我意义的独立与完整，而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之一，正在于巨大的群体性湮没了个体性，从而迫使人生活在日益狭隘的散文化环境之中， 在浪漫哲学看来，那是没有自由可言的生活。《树上的男爵》试图为我们敞开一种事业的蓝图，那是诗意个体在日益群体化的世界中争取完整生存意义的事业。最终我们能够说：它在挑战世俗的意义上成功了，但它在追求完整性的意义上失败了。即使它在这一意义上也取得了成功，它在更大的意义上也依然是失败的——因为树上的男爵是不真实的，因为时至今日，人类已生活在一个不再有连绵树荫的世界。



2009年4月18日完稿




本文刊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1月增刊
（豆瓣版删略摘要、脚注及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