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之敌

这周提前读完伊万·麦克尤恩的《阿姆斯特丹》，译文不如别人说得那样差，谈及音乐的地方翻译得甚至可说是精彩，但译者丰俊功的那个译后记简直是不知所云，不如不写。

阿姆斯特丹在小说里，表示可以安乐死的地方，我们无以承受生之忧患的两位男主人公——作曲家和主编——也就在这个城市里相互结果（或者说成全）了对方。最后的这一场突兀的谋杀源于二人之间的一场约定：参加完二人共同的老情人莫莉的葬礼后，俩老友兔死狐悲，不禁相互约定，在对方丧失为人资格为人能力的时候，一定要出手，把对方运到可合法安乐死的国家成全之。结果这一承诺完全兑现，只不过二人并非被对方送来，而是用自己的双脚自己健全的意志以及失败的命运送上门来。这是小说黑色幽默的一点。

但《阿姆斯特丹》大概不能当作完全的黑色幽默来看，里头的惊悚味道还是挺足的。作曲家在山中徒步，灵感突然来临，却目睹强奸犯对女登山者施暴，继续捕捉灵感还是拔刀相助？内心的一番考量、挣扎一波三折，伊万·麦克尤恩写得张力十足，令人信服。主编拿到政坛风云人物的变态照，发还是不发，以及怎么发？读者自然操心，最后的峰回路转更是让人为其扼腕叹息。我初看本书介绍时便已知晓二人最后要死，那时被书名误导，联想到七十年代生人都熟悉的《阿姆斯特丹水鬼》，以为他们卷入的是谍战或者政治谋杀，没想到对情节的猎奇完全落空，但阅读的刺激感一点不减，两个倒霉蛋的命运压力扣人心弦，伊万·麦克尤恩精准又密实的笔法功不可没。

关于小说主旨（如果真要概括的话），我觉得译后记以及现有的豆瓣上的评论都是扯淡。小说致力挖掘的是两个迥异的世界——回忆世界与现实世界；私人世界和公共世界；本能世界和道德世界——的冲突，作曲家和主编和那个倒霉的变态政治家即是冲突的祭品。老情人莫莉之死让隐性的、不易察觉或有意埋没的矛盾冲突浮出水面，此时莫莉作为一个代表往昔美好时光的幽灵，一种本能的、自我的、充满灵感的私人生活的象征，困扰了已经埋首进入另一种生活而不自觉的4个男人：莫莉的丈夫，他因为妻子之死，由一个被嘲笑的牛粪变成了有尊严的受注目者，在葬礼上赢得尊敬，并且通过对方的死亡，永远占有了那朵插在身上的鲜花；莫莉的前情人，名声显赫的外交官，政治家，首相人选的有力竞争者，当之无愧的公共人物；另外两个老情人，作曲家和主编，前者作为当代在世的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接受国家的委托，以公共艺术家的身份创作千禧交响曲，这事甚至惊动内阁，后者本就是公共喉舌的掌控者，舆论武器的操纵者。

这四人的现状之组合，构成小说所指涉的公共世界的经纬。他们的生活干瘪到必须凭借公共的遮掩才能成就自己的人格，这也是主编为何不顾一切要公开政治家变态照的内在动机——名义上是为了提高报纸销量，心底里其实是为了制造一场公共事件证明给别人看，挽救他平庸的人生。作为主编朋友，反对公开照片的作曲家，他在灵感枯竭之际抄袭了（不自觉地？）贝多芬《欢乐颂》的某些音符，如此严重的一个问题，本应提心吊胆，可是他所有的不安在警察局里烟消云散，作为证人的他充分享受到了公众人物的虚荣感。幻觉欺骗了作曲家，让他沾沾自喜，一时忘却江郎才尽的烦恼。

那个莫莉，死去的莫莉，曾经存在于他们生命里最好的时光之中。那时他们还拥有本能的激情和自我实现的生命力。莫莉是他们私人领域里的女神，连老谋深算的政治家都愿意为莫莉展现他易装癖的一面，诚实面对自己。现在莫莉死了，他们也走向衰竭。最后的相互谋杀，看起来更像一场互相约定的自杀。只有死，才能遮掩羞耻，让生活回复平静。

伊万·麦克尤恩凭这部《阿姆斯特丹》获布克奖。我没有看过颁奖词，但我猜想评委会欣赏他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他在小说里嘲笑了作曲家和主编之间脆弱的友谊，也不是因为泛泛而谈意义上的人性险恶，而是在这部小说里，他少有地构划了私人世界和公共世界的矛盾，也描画了置身人群之中的恐惧和孤独，以及，像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里去塑造并具化“媚俗”一词一样，他也构造了“虚荣”的实体并充实以血肉——即便他在文中对此只字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