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学，隳学。

这门学问的丰富内涵，按朝奉的讲法，地表人文景观丰富，一也；传世历史文献众多，二也；学科前景广阔，其所谓三也。

以上三条或许都可以分别成立，问题是一也、二也互相之间能否充分释证，其释证又是否圆通无碍，其解读的角度又是否有裨益于学人对于“明清社会与文化”认识的深入，而后，果能得出其所谓三否，姑请缓缓言之。

文中释证多有夹缠之处。如为了要推翻前人“早在成化年间，徽商一词就已在淞江一带流行”之说，考辨李绍文的《云间杂识》“淞民指财，多被徽商搬去”，实改自杨枢的《淞故述》“淞民指财，多被官府搬去”，其实只要考出两书之撰述年代与著作性质，识者自有判断。此处偏要节外生枝，讲什么李绍文另著有《明世说新语》，“是书全仿刘义庆《世说新语》”，又引用同校章、骆所编《中国文学史》，称《世说新语》“所记事情以反映人物的性格、精神风貌为主，作为史实来看，绝大多数是无关紧要的”（p243-244)其见解固令通人齿冷，无史识而轻重史料，流露出的却是治史者特有的傲慢。前人既无《四库全书》光盘可供检索，后人或即有出一头地之处，亦无足称胜。

以往文献中用来指称新安理学的“徽学”，刻下一变而为区域史、社会经济史的概念，其能指外延的扩大实际伴随着所指内涵的模糊，而似乎愈模糊，学科前景愈广阔，学术推手愈卖力。

平情言之，徽州研究在六十年来的明清社会经济史中，相较而言，有积淀、有传承，材料的扎实、方法的谨严，都允称典范。徽州研究的根本在于当地的“文献卓绝”，在于民间文书的“巨量遗存”，然而材料能够拓宽学人的视野，也会限制学人的视野。朝奉在学术上的贡献在于目光不局限于前辈学者所极关注的契约文书，而将其它种种前人视作牛溲马勃的日用文书作为反映民众生活的史料加以运用探讨，目光向下，恰因缘际会，不仅在学术上称昨日之预流，在徽州文书的搜藏方面亦称今时之魁首。学术与个人搜藏相辅相成固为学人幸事，然不必强以学问为名而“异军突起”，自命“极广阔”，自居“最前沿”云云。睿智机锋，言之教育部则可，言于庠序则有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