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读《中国绅士》
1本书的由来，意义以及研究方法：
《中国绅士》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的英文著作。共分为7篇加一个附录。在成书之前各篇登载于报刊之上。此书是费老在自己的《皇权和绅士》《乡土重建》中选出的一些文章，于1949年口述给雷德菲尔德夫人。后独自整理出版的。此书虽然是选集，但是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体系，新的思维逻辑。
罗伯特·雷德福尔德先生在前言中说道：1948年秋天，费孝通把这些文章翻译成英文，口述给我的妻子。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内容被重写并扩大了篇幅。预料的共产党人将控制局面，这项工作是粗略完成的，但是不缺乏激情。1948年12月，雷德费尔德夫妇离开了北平，因为费孝通知道与西方人打交道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从此便断绝了联系。之后这本书便由菲尔德女士独自编辑并且添加注释整理出版。
《中国绅士》的翻译出版有着现实意义。无可讳言，中国社会目前正进入一个空前未有的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时期。也许我们回顾社会学创始人孔德的时代会不由自主的产生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大革命后的法国，在1830年前后“成了暴发户统治的资产阶级社会。……他们则成了新时代的冒险家。他们办起了富于冒险的银行，建成铁路，创建工厂”；而同时“受到教育的年轻人因为供过于求，面临着他们认为渺茫的前途……年轻人在权势的门外久久等候着。这些年轻人由于不被社会所需要，他们不仅在物质方面感到不满，而且在精神上也感到痛苦，这种痛苦被称为‘世纪病’。他们无法从理论上解释自己的命运，也没有坚定的信念和信仰作为生活的准侧。”这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社会学。目前中国社会的某些征候也有些像“似曾相识燕归来”但这一切究竟是什么道理？中国社会结果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人们如此？《中国绅士》能给人以启迪。
费孝通说过：“只是我们在青年时代曾想从事于建立这门科学，而走上了一条我现在认为正确的路——到中国现存的社会中去观察，调查，分析，研究。一切前人以科学方法得到的有关社会的理论都只是帮助我们机型这些工作的手段，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但是决不能用来替代我们从实际中得出的结论，尽管我们的决定并不一定正确。”
这段话很好的表现了费孝通先生的研究方法——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社会人类学的特点正是要求调查者长期的在某一地区参与观察，具有精深的语言能力和历史知识。传统的安乐椅上的理论已经收到挑战。只有一个优秀的实际调查者，才能是一个优秀的理论家。同时，只有一个优秀的理论家，才能是一个优秀的实际调查者。
费孝通在写作此书时，已经完成了江村，禄村等四个村子的实地调查，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农村和内地农村做了比较，也对昆明的一个工厂做过调查。并且在此书中特别注意到历史问题的研究。这是他的老师潘光旦一直劝告他的。在《皇权与绅权》的后记里，他就说过：让自己多读一点中国历史，并且希望和实地研究的材料串联配合起来，纠正那些认为功能学派轻视历史的说法。”他非常重视历史，以历史为背景来分析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他在《乡土重建》里说过：“文化改革是推陈出新的。新的得在旧的上面改出来。历史的延续性确实是急求改革的企图的累赘。可是事实上却不能避免这些文化的旧东西、旧习惯。这些客观的限制。只有认识限制才能得到自由。认识现实并不等于顺服限制，而是在知己知彼的较量中去克服限制的必要步骤。”
但是这种方法却受到了质疑：这些关于民国时期有选择的描述与来自中国电机的某些随想相结合，并不能代表对帝国绅士的研究。说这句话的人代表着另外一种社会调查的方式：既问卷调查。但是这种调查往往显得有准备，有逻辑，但往往限于数量并且流于表面。过分相信书上的材料，缺少实感。书上得来终觉浅，那有实践得来的清晰。
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费老严谨的学术理论精神，带来的颠覆性的全新观点，给我了很大启迪。
2 问题意识：
第一：中国民众为什么那么无知，第二学者所传达了什么观念，什么道德目标？第三是观念影响了现实。
雷德菲尔德在序中说道：从这些文章中，我们了解到中国人民对领导和建立一个有建设性的国家是多门缺少准备。当我们中的许多人和马歇尔将军一起欢迎中国受过教育的自由主义者出来领导组织一个非共产党的，又非贪污的政府时，我们并不知道那些自由主义者是传统继承人。因为至少在孔子时代，中国受过教育的人就只关心伦理的教导。而不是政治行动。的确，正如费孝通说：在中国最完善的政策是皇帝的政治权利中立化，而不是控制。因此：做一个行政管理者，并不能涉及国家政策的形成；并且行政效率不是西方那样的技术效率，而是某个人协调各方利益的技术（也就是所谓的会不会办事！）是地方事物不太受到中央权力要求的干扰。
在这种传统下受过教育的精英，没有政策形成中的任何这支权力或经验，而且，由于经营的生活方式和阶级地位与农民相隔离，很难希望靠他们把中国从内战的混乱中解救出来。因为，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人，仅仅是长期帝国时代的学者，官员的继承人。
第二：在中国，农民必须支持学者，因为学者是唯一他们寄托希望的能改变自己社会待遇的人。而这些学者并不懂得农民的实践的难处，而只是知道一些伦理道德，这些道德只能机会主义的改变统治者的思想。他们对农民唯一的作用是，传达孔子非奢求的观念，用来束缚农民。
第三：你可以改变当权者，但是很难清除2000年来的道德权威，
农民们参与地方上的事情，很难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虽然地主绅士只是凭借经济影响政治，但是终究要高于农民，而绅士对农民的影响仅仅限于孔孟的伦理纲常之道。这种道德一旦形成很难改变。
3 内容以及结论：
全书分为两个题目:传统中国社会的学者与绅士的功能，乡村和城市的关系。我在此主要阅读，分析的是第一个题目，即何谓中国绅士，以及其功能。
阐述这个命题用了四章：
第一篇论文名为，绅士和皇权，主要显示了学者为了他们本人的亲属的安全而怎样变成帝国权力政策性的仆人。
自奴隶制瓦解封建制建立后，中央集权便空前加强，再也没有所谓诸侯，全天下只有一个决策者。这时，维护皇权便成了当权者面对的问题。
但是得社会可以分为几个阶级，我一次分析各个阶级是怎样面对皇权的。
首先是富人：他们有钱可以用钱免去自身的徭役，杂役。
而是平民：他们自身困苦，处在最低曾，不可能避免各项政策的危害。
三是官员：他们是权力的仆人，他们不能参与决策政权，但是他们本身不能创造财富，于是他们。他们的一位优势就是可以利用他的官职，索取到自己关心的东西。
于是富人和官员走到一起就变成了必然。于是社会中产生了另外一种阶级：就是绅士，这里的绅士并不是英国所谓绅士，而是传统社会中所谓乡绅。他们多是退休官员，官员的亲属以及受过简单教育的地主。大家各取所需，其乐融融。
第二篇文章是学者当官，主要讲的是学者们怎样反思和调整他们和中央集权关系的发展史，他们如何用自己的哲学为自己解释和辩护。
费孝通这篇文章的论点是：在绅士们已经被专制君主权力控制后，他们对于那种权力的态度。
这篇文章，费孝通把研究的时期定在奴隶制崩溃，封建君主制牢固的建立之前的那个时期。而研究的对象并不是言论是否出自孔子，而是如今这些言论（不论是不是之后演变的）已经形成的事实。
首先要从学者在朝中所处的地位说起，学者只是政策形成的影响着，并不是参与者。他们靠的是伦理纲常，将其上升为一种社会典范，用来衡量当权者的好坏，但是仅此而已，并不能影响到最后决策。
那么这种道统是怎样影响的呢？在中国，孔子承认有双重的权利——皇权和道统。但是对他来说，这两种体系不是出于统一序列中的——一种不是必然的要服从另一种。他们是平行的。孔子提出了理论并不是用来实践的，而是用来指定标准，至于君主是否按照这个标准行动则是另一回事。另一方面我们是否能真弄清楚作为一个好的统治者的方式也是值得怀疑的。
这就说明了道统——道德准则的不稳定性。
为了自身的利益，那有循序理论路线的人便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运用和实施是当权者的事，制定或隐藏伦理是有道者的事，这样行事，两者不会有冲突。从维护规范的人的观点来看，实际政治可能有事和这种规定想和，有时不合，一个人可以区别哪些国家是有道的，哪些国家是无道的。尧舜是按照道来统治国家的那些人的例子。夏桀商纣是另外的例子。因为，君主有可能失道，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了解道并且掌握到得知识的人，应该保护他，并且是他免于损害。这样的人必须努力工作和自修，使规范不至于完全泯灭。但他并不设法纠正君主的行为。因此，孔子的观点是：在被君主问起的时候，了解道的人应该做好准备说明他的观点，这个时候，不应该把他们藏起来。这些诗儒在困难的时候，并不离开道。但只有当君主的行为接近道时，他们才会出来做官。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政治路线和理论路线的联系。孔子学派的理想是王道，这里政治的和伦理的路线是相合的。但大部分情况是理论和实际相分离，于是孔子讲道统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种社会准则。
理论路线不能控制政治路线，尽管学者可以反复的批评政府不按道德去行事，但在真实的日常政治中，皇帝或者拥有政权的人并不觉得羞辱，他不理睬他们。但是他们一旦激怒了当权者，受到镇压，他们便辜负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自己作为学者得到的平民的尊重。他们不会反抗，因为他们持有的伦理纲常的思想让他们固守着君君臣臣的思想。
介于这种事实，他们引入了天这一神的色彩，董仲舒用天道来压制皇权，但是解释天道的人可以由学者来控制，这样就间接限制了皇权，但是董仲舒不幸陷入了自己为自己挖的陷阱，之后董仲舒再也不敢这样解释天道了。
虽然天道在限制皇权失败了，但是他还是起了一定作用。汉朝之后，一旦有了任何社会骚动，这种理论就被用来为人们的造反辩论。
之后的韩愈从新定义了学者的作用，至此，道统完成了政治路线和伦理路线想统一。韩愈不在问帝国权力是否合于道。对于他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因为他相信整理路线必须和理论路线一致。
从韩愈开始，中国学者就不在皇帝是否对错的问题上来麻烦自己了。他们认为学者们的 作用就是维护皇帝。当他们只会简单的诵读皇帝的圣谕时，他们变成了实际上的学者漫画。
因此，学者和整理力量之间的关系在历史的分离中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从实际政治中分离出来，他们作为伦理路线的保持者，但并不对政治发生积极地影响。
于是，学者变成了伦理路线的保持着，但是因为自身无法通过单纯的伦理得到庇护，而选择做官。
总的来说：所谓学者一面要维护伦理（这是一种社会准则，一种信仰，一种良心。另一方面又要维护自己现实利益，于是他们做官变成了维护皇权，是皇权与伦理相一致，从而得到整治庇护，说白了，到此为止，伦理力量已经完全屈服于政治。
第三篇 绅士与技术知识，主要描述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经历过重大的技术发展的问题，作者以独到的视角审视了学者或知识分子的伦理知识；知识分子没有科学技术；他们靠他人的劳动生活，并且不关心生产劳动。因此统治阶级缺乏改善人们的物质条件的知识。
在一个传统社会里，唯一能真正发生实际影响的不是发明者，而是那些能够引导人们沿着已有的道路走下去的人。而作为识字的学者承担了这个责任。
当伦理的含义不再由口头传播，而是主要通过书面传播时，他不再是由口头传播，而是主要通过书面的传播，就不在是人人都可以接近的事，识字便得非常重要了。因此，一群社会的会读书的人，——士大夫阶级。就发展了起来。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不懂技术知识的。他们的垄断权是建立在历史智慧、学问消遣，以及变现自身的艺术才能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文字语言非常不适宜用来表达科学的或技术的知识的。中国的文字语言非常不适宜用来表达科学的或技术的知识。这就显示出，在传统模式里，既得利益者没有改进生产的愿望，而只是想巩固他们的特权。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使传统规则永固化。
结果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吧世界人道到主义化的。他们缺乏技术知识，就不可能评价技术进步，而且他们没有理由希望人际关系能够得到改善。
第四篇文章，乡村中国的基本权利结构。作者将注意力放在学者，绅士在协调帝国力量中的作用上。这些受过教育的绅士在地方社区中，以一种未经法律制定的个人方式，和那些职能上正式承认，占据着官方低级位置的官员进行的协调。这种学者——绅士所起的关键作用是帝国权力得意运作，同时还维持了村庄的传统社会组织。
由于学者的伦理屈服了政治，于是王权缺乏了限制。在这样的状况下，学者有了另一层身份，就是乡约。在相中有一定威望的人，经过协商听取民意派一个代表（皂隶）向官员协商各方的利益（《斗牛》中的乡绅）。于是形成了一种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地方政府并不贯彻实施某个公共活动，而是用来收税和判案。地方上有类似于灌溉，等公共活动，就是由乡约来组织的。
但是保甲制度的建立是这种完备的自下而上的制度瓦解。作为保长，他要集地方绅士，皂隶与政府仆人与一身。而地方绅士希望与政府仆人同一地位。大家都不愿意担保长，自下而上的得不到沟通，这样就陷入了政治体系中的死胡同。
一个从下而上的轨道的延伸是企图有利于执行政府的命令。通过保价体系，一个权力更加集中的行政当局的确是实现了。但也仅仅实现了形式上的高效率。因为，当底部得不到命令时，命令实际上得不到执行。在税收和招募方面，新体系的确更加有效率了，但是所有地方的再建工程，或者提高生产力这些事情上，保长只是将命令放入文件堆中而了事。事实上，一般都承认，保管文件是保长的主要职责。在这种条件下，即是一个好人，坐在保长上，也很少有机会做出任何社会改革的实际举措来。
《中国绅士》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的英文著作。共分为7篇加一个附录。在成书之前各篇登载于报刊之上。此书是费老在自己的《皇权和绅士》《乡土重建》中选出的一些文章，于1949年口述给雷德菲尔德夫人。后独自整理出版的。此书虽然是选集，但是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体系，新的思维逻辑。
罗伯特·雷德福尔德先生在前言中说道：1948年秋天，费孝通把这些文章翻译成英文，口述给我的妻子。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内容被重写并扩大了篇幅。预料的共产党人将控制局面，这项工作是粗略完成的，但是不缺乏激情。1948年12月，雷德费尔德夫妇离开了北平，因为费孝通知道与西方人打交道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从此便断绝了联系。之后这本书便由菲尔德女士独自编辑并且添加注释整理出版。
《中国绅士》的翻译出版有着现实意义。无可讳言，中国社会目前正进入一个空前未有的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时期。也许我们回顾社会学创始人孔德的时代会不由自主的产生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大革命后的法国，在1830年前后“成了暴发户统治的资产阶级社会。……他们则成了新时代的冒险家。他们办起了富于冒险的银行，建成铁路，创建工厂”；而同时“受到教育的年轻人因为供过于求，面临着他们认为渺茫的前途……年轻人在权势的门外久久等候着。这些年轻人由于不被社会所需要，他们不仅在物质方面感到不满，而且在精神上也感到痛苦，这种痛苦被称为‘世纪病’。他们无法从理论上解释自己的命运，也没有坚定的信念和信仰作为生活的准侧。”这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社会学。目前中国社会的某些征候也有些像“似曾相识燕归来”但这一切究竟是什么道理？中国社会结果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人们如此？《中国绅士》能给人以启迪。
费孝通说过：“只是我们在青年时代曾想从事于建立这门科学，而走上了一条我现在认为正确的路——到中国现存的社会中去观察，调查，分析，研究。一切前人以科学方法得到的有关社会的理论都只是帮助我们机型这些工作的手段，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但是决不能用来替代我们从实际中得出的结论，尽管我们的决定并不一定正确。”
这段话很好的表现了费孝通先生的研究方法——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社会人类学的特点正是要求调查者长期的在某一地区参与观察，具有精深的语言能力和历史知识。传统的安乐椅上的理论已经收到挑战。只有一个优秀的实际调查者，才能是一个优秀的理论家。同时，只有一个优秀的理论家，才能是一个优秀的实际调查者。
费孝通在写作此书时，已经完成了江村，禄村等四个村子的实地调查，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农村和内地农村做了比较，也对昆明的一个工厂做过调查。并且在此书中特别注意到历史问题的研究。这是他的老师潘光旦一直劝告他的。在《皇权与绅权》的后记里，他就说过：让自己多读一点中国历史，并且希望和实地研究的材料串联配合起来，纠正那些认为功能学派轻视历史的说法。”他非常重视历史，以历史为背景来分析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他在《乡土重建》里说过：“文化改革是推陈出新的。新的得在旧的上面改出来。历史的延续性确实是急求改革的企图的累赘。可是事实上却不能避免这些文化的旧东西、旧习惯。这些客观的限制。只有认识限制才能得到自由。认识现实并不等于顺服限制，而是在知己知彼的较量中去克服限制的必要步骤。”
但是这种方法却受到了质疑：这些关于民国时期有选择的描述与来自中国电机的某些随想相结合，并不能代表对帝国绅士的研究。说这句话的人代表着另外一种社会调查的方式：既问卷调查。但是这种调查往往显得有准备，有逻辑，但往往限于数量并且流于表面。过分相信书上的材料，缺少实感。书上得来终觉浅，那有实践得来的清晰。
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费老严谨的学术理论精神，带来的颠覆性的全新观点，给我了很大启迪。
2 问题意识：
第一：中国民众为什么那么无知，第二学者所传达了什么观念，什么道德目标？第三是观念影响了现实。
雷德菲尔德在序中说道：从这些文章中，我们了解到中国人民对领导和建立一个有建设性的国家是多门缺少准备。当我们中的许多人和马歇尔将军一起欢迎中国受过教育的自由主义者出来领导组织一个非共产党的，又非贪污的政府时，我们并不知道那些自由主义者是传统继承人。因为至少在孔子时代，中国受过教育的人就只关心伦理的教导。而不是政治行动。的确，正如费孝通说：在中国最完善的政策是皇帝的政治权利中立化，而不是控制。因此：做一个行政管理者，并不能涉及国家政策的形成；并且行政效率不是西方那样的技术效率，而是某个人协调各方利益的技术（也就是所谓的会不会办事！）是地方事物不太受到中央权力要求的干扰。
在这种传统下受过教育的精英，没有政策形成中的任何这支权力或经验，而且，由于经营的生活方式和阶级地位与农民相隔离，很难希望靠他们把中国从内战的混乱中解救出来。因为，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人，仅仅是长期帝国时代的学者，官员的继承人。
第二：在中国，农民必须支持学者，因为学者是唯一他们寄托希望的能改变自己社会待遇的人。而这些学者并不懂得农民的实践的难处，而只是知道一些伦理道德，这些道德只能机会主义的改变统治者的思想。他们对农民唯一的作用是，传达孔子非奢求的观念，用来束缚农民。
第三：你可以改变当权者，但是很难清除2000年来的道德权威，
农民们参与地方上的事情，很难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虽然地主绅士只是凭借经济影响政治，但是终究要高于农民，而绅士对农民的影响仅仅限于孔孟的伦理纲常之道。这种道德一旦形成很难改变。
3 内容以及结论：
全书分为两个题目:传统中国社会的学者与绅士的功能，乡村和城市的关系。我在此主要阅读，分析的是第一个题目，即何谓中国绅士，以及其功能。
阐述这个命题用了四章：
第一篇论文名为，绅士和皇权，主要显示了学者为了他们本人的亲属的安全而怎样变成帝国权力政策性的仆人。
自奴隶制瓦解封建制建立后，中央集权便空前加强，再也没有所谓诸侯，全天下只有一个决策者。这时，维护皇权便成了当权者面对的问题。
但是得社会可以分为几个阶级，我一次分析各个阶级是怎样面对皇权的。
首先是富人：他们有钱可以用钱免去自身的徭役，杂役。
而是平民：他们自身困苦，处在最低曾，不可能避免各项政策的危害。
三是官员：他们是权力的仆人，他们不能参与决策政权，但是他们本身不能创造财富，于是他们。他们的一位优势就是可以利用他的官职，索取到自己关心的东西。
于是富人和官员走到一起就变成了必然。于是社会中产生了另外一种阶级：就是绅士，这里的绅士并不是英国所谓绅士，而是传统社会中所谓乡绅。他们多是退休官员，官员的亲属以及受过简单教育的地主。大家各取所需，其乐融融。
第二篇文章是学者当官，主要讲的是学者们怎样反思和调整他们和中央集权关系的发展史，他们如何用自己的哲学为自己解释和辩护。
费孝通这篇文章的论点是：在绅士们已经被专制君主权力控制后，他们对于那种权力的态度。
这篇文章，费孝通把研究的时期定在奴隶制崩溃，封建君主制牢固的建立之前的那个时期。而研究的对象并不是言论是否出自孔子，而是如今这些言论（不论是不是之后演变的）已经形成的事实。
首先要从学者在朝中所处的地位说起，学者只是政策形成的影响着，并不是参与者。他们靠的是伦理纲常，将其上升为一种社会典范，用来衡量当权者的好坏，但是仅此而已，并不能影响到最后决策。
那么这种道统是怎样影响的呢？在中国，孔子承认有双重的权利——皇权和道统。但是对他来说，这两种体系不是出于统一序列中的——一种不是必然的要服从另一种。他们是平行的。孔子提出了理论并不是用来实践的，而是用来指定标准，至于君主是否按照这个标准行动则是另一回事。另一方面我们是否能真弄清楚作为一个好的统治者的方式也是值得怀疑的。
这就说明了道统——道德准则的不稳定性。
为了自身的利益，那有循序理论路线的人便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运用和实施是当权者的事，制定或隐藏伦理是有道者的事，这样行事，两者不会有冲突。从维护规范的人的观点来看，实际政治可能有事和这种规定想和，有时不合，一个人可以区别哪些国家是有道的，哪些国家是无道的。尧舜是按照道来统治国家的那些人的例子。夏桀商纣是另外的例子。因为，君主有可能失道，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了解道并且掌握到得知识的人，应该保护他，并且是他免于损害。这样的人必须努力工作和自修，使规范不至于完全泯灭。但他并不设法纠正君主的行为。因此，孔子的观点是：在被君主问起的时候，了解道的人应该做好准备说明他的观点，这个时候，不应该把他们藏起来。这些诗儒在困难的时候，并不离开道。但只有当君主的行为接近道时，他们才会出来做官。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政治路线和理论路线的联系。孔子学派的理想是王道，这里政治的和伦理的路线是相合的。但大部分情况是理论和实际相分离，于是孔子讲道统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种社会准则。
理论路线不能控制政治路线，尽管学者可以反复的批评政府不按道德去行事，但在真实的日常政治中，皇帝或者拥有政权的人并不觉得羞辱，他不理睬他们。但是他们一旦激怒了当权者，受到镇压，他们便辜负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自己作为学者得到的平民的尊重。他们不会反抗，因为他们持有的伦理纲常的思想让他们固守着君君臣臣的思想。
介于这种事实，他们引入了天这一神的色彩，董仲舒用天道来压制皇权，但是解释天道的人可以由学者来控制，这样就间接限制了皇权，但是董仲舒不幸陷入了自己为自己挖的陷阱，之后董仲舒再也不敢这样解释天道了。
虽然天道在限制皇权失败了，但是他还是起了一定作用。汉朝之后，一旦有了任何社会骚动，这种理论就被用来为人们的造反辩论。
之后的韩愈从新定义了学者的作用，至此，道统完成了政治路线和伦理路线想统一。韩愈不在问帝国权力是否合于道。对于他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因为他相信整理路线必须和理论路线一致。
从韩愈开始，中国学者就不在皇帝是否对错的问题上来麻烦自己了。他们认为学者们的 作用就是维护皇帝。当他们只会简单的诵读皇帝的圣谕时，他们变成了实际上的学者漫画。
因此，学者和整理力量之间的关系在历史的分离中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从实际政治中分离出来，他们作为伦理路线的保持者，但并不对政治发生积极地影响。
于是，学者变成了伦理路线的保持着，但是因为自身无法通过单纯的伦理得到庇护，而选择做官。
总的来说：所谓学者一面要维护伦理（这是一种社会准则，一种信仰，一种良心。另一方面又要维护自己现实利益，于是他们做官变成了维护皇权，是皇权与伦理相一致，从而得到整治庇护，说白了，到此为止，伦理力量已经完全屈服于政治。
第三篇 绅士与技术知识，主要描述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经历过重大的技术发展的问题，作者以独到的视角审视了学者或知识分子的伦理知识；知识分子没有科学技术；他们靠他人的劳动生活，并且不关心生产劳动。因此统治阶级缺乏改善人们的物质条件的知识。
在一个传统社会里，唯一能真正发生实际影响的不是发明者，而是那些能够引导人们沿着已有的道路走下去的人。而作为识字的学者承担了这个责任。
当伦理的含义不再由口头传播，而是主要通过书面传播时，他不再是由口头传播，而是主要通过书面的传播，就不在是人人都可以接近的事，识字便得非常重要了。因此，一群社会的会读书的人，——士大夫阶级。就发展了起来。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不懂技术知识的。他们的垄断权是建立在历史智慧、学问消遣，以及变现自身的艺术才能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文字语言非常不适宜用来表达科学的或技术的知识的。中国的文字语言非常不适宜用来表达科学的或技术的知识。这就显示出，在传统模式里，既得利益者没有改进生产的愿望，而只是想巩固他们的特权。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使传统规则永固化。
结果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吧世界人道到主义化的。他们缺乏技术知识，就不可能评价技术进步，而且他们没有理由希望人际关系能够得到改善。
第四篇文章，乡村中国的基本权利结构。作者将注意力放在学者，绅士在协调帝国力量中的作用上。这些受过教育的绅士在地方社区中，以一种未经法律制定的个人方式，和那些职能上正式承认，占据着官方低级位置的官员进行的协调。这种学者——绅士所起的关键作用是帝国权力得意运作，同时还维持了村庄的传统社会组织。
由于学者的伦理屈服了政治，于是王权缺乏了限制。在这样的状况下，学者有了另一层身份，就是乡约。在相中有一定威望的人，经过协商听取民意派一个代表（皂隶）向官员协商各方的利益（《斗牛》中的乡绅）。于是形成了一种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地方政府并不贯彻实施某个公共活动，而是用来收税和判案。地方上有类似于灌溉，等公共活动，就是由乡约来组织的。
但是保甲制度的建立是这种完备的自下而上的制度瓦解。作为保长，他要集地方绅士，皂隶与政府仆人与一身。而地方绅士希望与政府仆人同一地位。大家都不愿意担保长，自下而上的得不到沟通，这样就陷入了政治体系中的死胡同。
一个从下而上的轨道的延伸是企图有利于执行政府的命令。通过保价体系，一个权力更加集中的行政当局的确是实现了。但也仅仅实现了形式上的高效率。因为，当底部得不到命令时，命令实际上得不到执行。在税收和招募方面，新体系的确更加有效率了，但是所有地方的再建工程，或者提高生产力这些事情上，保长只是将命令放入文件堆中而了事。事实上，一般都承认，保管文件是保长的主要职责。在这种条件下，即是一个好人，坐在保长上，也很少有机会做出任何社会改革的实际举措来。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