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复古下的变法维新

    作为日本有史以来最为著名的天皇，明治和光绪截然不同的命运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结。因为，就在相同的年代，日本由此咸鱼翻身，超越中国成为世界强国，而中国，则持续积贫积弱了百余年，至今不敢说“强”。与中国的百年巨变相比，日本似乎是一夜之间完成现代化转型，而且，是在“王政复古”“尊皇攘夷”等看似落后的政治口号中完成。同样有意思的是，山冈庄八的这本历史传记小说《明治天皇》并没有写明治如何除旧布新，扫除弊政，而将重点放在了明治即位之前的孝明天皇时代，看来，作者似乎更有史家的野心——英雄的诞生，总是时势使然。
    几乎是和中国的鸦片战争同时，美国军舰造访日本，要求日本开港通商，其后还有英、法、荷兰的军舰虎视眈眈，在目睹了中国鸦片战争的惨败后，幕府便意识到了“船坚炮利”的威力，其“武家天下”的政权也自然开始出现危机。与当时的中国一样，当时的大多数保守的日本人纷纷反对开港通商，并由此提出“尊皇攘夷”，其后，伴随着“黑船来航”的阴影，各藩的武士分为“尊皇”与“佐幕”，展开激烈对抗——“安政大狱”、“樱田门外之变”、“和宫下嫁”、“寺田屋骚乱”等一系列事件几乎是环环相扣，不可避免。
在一场统治危机来临之际，即便是一向高高在上的日本皇室，也同样难以幸免。面对各藩武士的质疑与骚乱，然而，强行与西洋列国开展，日本免不了被人四分五裂（国土人口强大许多的中国就是一例），如何“师夷长技以制夷”，如何以退为进，以时间换空间，才是切实可行的良策。所以，将一些只喊口号的爱国志士暂时囚禁，将部分激进分子调离岗位——在某种程度上，皇室和幕府都意识到了外患下的内忧同样可怕：大老井伊也正是因为坚持这样的主张被爱国志士所杀害，直到他派往美国的使者回日本开办第一个现代化造船厂，人们才开始重新审视他的价值。
    应该说，幕府与皇室都属于能理性看待这场战争全局的人，所以，孝明天皇在岩仓具视的劝说下，同意“和宫下嫁”，试图建立“公武合一”的政体，以便整合日本离散的民心，全民一心，以免亡国灭种。然而，在野的藩邦和武士却不是处在他们的位置，没有他们的深谋远虑，但却也有他们没有的一腔热血，以及不怕牺牲的胆略，更重要的是，武士也无需像政府那样瞻前顾后，自然，暴力暗杀就一浪高过一浪——大老井伊死在自己门口，而袭击他的武士也先后被处死；寺田屋中，萨摩与长州的武士试图举事，也先后被自家的家主镇压。毕竟，在领袖看来，举兵造反不能一时意气用事，需要的是实力。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境况与其有着惊人的相似。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如同幕府，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如同爱国志士与浪人，都为“攘夷”而尽心尽力，但却在过程与方法上不断纷争，不断内讧。而在真正的威胁到来之后，大家彼此都不用说服，无论取得失败或胜利，大家也自然都知道了新的制度、新的技术、新的文化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军队的实力如同时间，不能保存，只有善于利用，如同刀剑，才能越用越锋利。如果没有武士们的觉醒与奋起，全民尚武、注重军备、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就难以形成，日本也难以迅速从一个弱国，成为世界强国。
    历史很快就验证了幕府与皇室的判断——长州的武士与西洋军舰开战，大败而归，萨摩的武士与幕府军队开展，同样一败涂地。匹夫之勇难以胜过船坚炮利，然而，最重要的是，日本民族的精气神却在这场战争中得到了磨练，失败并不可怕，在某种程度上，胜利就是以失败为阶梯筑成的。这两场战役的失利，使得全体日本人都明白，爱国、勤皇需要的是实力：一代人的鲜血，终究唤醒了下一代人。在将军家茂和孝明天皇相继过世后，明治天皇的维新变法推行便极为顺畅，再也没有遇到任何保守派的阻挠——这其中，有无数的无名英雄，无论他们是“尊皇”还是“佐幕”，在客观上，都为日本的近代化转型成功做出了贡献——日本也由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飞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