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结构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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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德拉看来,艺术的历史与进步无关,它更多的是对未知的一次历险、一次发现,小说家的秘密也正在于此。而结构,这一将小说与其它文学形式区分开来的关键要素,与小说的美感密不可分,不仅包含着作者本身的风格倾向,亦是小说得以独立的身份标识。因此,一场对小说结构有所收获的探索,无异于向读者提供了一场与美感的邂逅。
从这一点出发,迈克尔·坎宁安完成于1998年的第三部小说《时时刻刻》(Hours),无疑是作者基于其惯用的分角色叙事结构的一次成功实验。全文共分三条主线,分别叙述了处于不同时空、不同身份的三个女人日常生活中的一天,以各自名字命名相应章节,按照几乎相同的时间轴线前行并交替出现:一战后的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市郊的休养期中,开始构思创作《达洛维夫人》;50年代的家庭主妇布朗夫人怀有身孕,正在阅读《达洛维夫人》,并努力为丈夫的生日准备;世纪末的中年女编辑克拉丽莎,为身患绝症的多年好友筹办一个庆功晚宴.....三条主线通过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固着在一个稳定的点上,形成存在之间的某种秘密同盟,在不同时空反复描绘三个人物各自的困扰,展开对生命与死亡这对对立命题的探讨,并通过一些微小的细节,比如人物的一个动作、一次敲击的钟声,跨越时空在不同章节中激起人物类似的反应或念头,以近乎宿命的方式,使小说主题延一条螺旋上升的曲线缓慢前进,每一次敲击都能在更远处收获一声回响。
然而,作者对结构的把玩还不止于此。尚未正式开场的序曲中,虚拟还原的一场由不堪重负导致的自我了断,弗吉尼亚·伍尔夫,没有过多预谋,长期繁杂思绪衍生出的仓促行为,将死亡的阴霾笼罩在整部小说上空,在偶然与必然的角落响起相同主题的变奏曲。总是一场场与生长久的对峙,像基氏所说的,“没办法继续活下去,通常就是人们的死因。你可以说是因为癌症、心脏病或倒在车轮底下,可人们真正的死因,是因为他们无法再活下去。”而作者于结尾处峰回路转地揭示布朗夫人与理查德的母子关系,让“达洛维夫人”与“布朗夫人”两条主线自由延伸后,最终汇集在一起,共同印证这场对峙的不同结局,不仅实现了小说形式上的完整,还使三条主线中人物间的呼应关系更为强烈,小说正式凝聚为一座关照生活本身的整体。
小说向伍尔夫致敬的意图显而易见。这不仅仅表现为作者以伍尔夫为一条主线,合理再现出其生命中关键阶段的存在状态,借用她的视角与观念,释放作者本人对于诸多人类生活中重要命题的思索;更多的或许体现在对伍尔夫写作风格的移植上——伍尔夫认为,生活的真相在于不断变动着的人的精神世界,写作必须反映这一本质,因此作者记录和组织的,是从不同人物角度出发所经历的连续不断的观察与意识。这种内向性,亦体现在《时时刻刻》的笔墨倾向中,多用思维而非行动来构建人物及事件。
比较有趣的是,“达洛维夫人”的章节,迈克尔·坎宁安套用了伍尔夫《达洛维夫人》的框架,让同样一组人物穿插在类似的情节点中编织各自的关系,在一个新的世纪复苏。由于时代背景的差异,在对人物间关系作出对应调整的同时,作者也不忘将目光放在那些他自《末世之家》(A Home at the End of the World)以来便不断关注的命题上——同性恋、艾滋病、现代社会无法消退的疏离感,这些问题在小说人物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动作中,逐渐挥发出人性色彩的光辉,直至渗入人心。
就个人而言,我更喜欢布朗夫人这条线。不是因为这部分原创性最强,而是布朗夫人与生活的这场对峙,更容易联系起个体经验。一个文学女青年与一名家庭主妇在何处分离,又在何处有可能产生交集?固执己见的永不成功和认真妥协之后的失败,哪一个结局更加糟糕?继续生活下去,渐渐变老,有一样东西很重要,但它无可挽回地开始损坏、变色、腐烂、消失。分裂的漩涡中央,有些人把死亡看成一次拥抱。
但更多人活着,不断寻求一个合适的视角与力度,平静地接受生活的逼视,最终沉醉于这场对峙,或许还能触碰到传说中的“幸福”二字。
从这一点出发,迈克尔·坎宁安完成于1998年的第三部小说《时时刻刻》(Hours),无疑是作者基于其惯用的分角色叙事结构的一次成功实验。全文共分三条主线,分别叙述了处于不同时空、不同身份的三个女人日常生活中的一天,以各自名字命名相应章节,按照几乎相同的时间轴线前行并交替出现:一战后的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市郊的休养期中,开始构思创作《达洛维夫人》;50年代的家庭主妇布朗夫人怀有身孕,正在阅读《达洛维夫人》,并努力为丈夫的生日准备;世纪末的中年女编辑克拉丽莎,为身患绝症的多年好友筹办一个庆功晚宴.....三条主线通过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固着在一个稳定的点上,形成存在之间的某种秘密同盟,在不同时空反复描绘三个人物各自的困扰,展开对生命与死亡这对对立命题的探讨,并通过一些微小的细节,比如人物的一个动作、一次敲击的钟声,跨越时空在不同章节中激起人物类似的反应或念头,以近乎宿命的方式,使小说主题延一条螺旋上升的曲线缓慢前进,每一次敲击都能在更远处收获一声回响。
然而,作者对结构的把玩还不止于此。尚未正式开场的序曲中,虚拟还原的一场由不堪重负导致的自我了断,弗吉尼亚·伍尔夫,没有过多预谋,长期繁杂思绪衍生出的仓促行为,将死亡的阴霾笼罩在整部小说上空,在偶然与必然的角落响起相同主题的变奏曲。总是一场场与生长久的对峙,像基氏所说的,“没办法继续活下去,通常就是人们的死因。你可以说是因为癌症、心脏病或倒在车轮底下,可人们真正的死因,是因为他们无法再活下去。”而作者于结尾处峰回路转地揭示布朗夫人与理查德的母子关系,让“达洛维夫人”与“布朗夫人”两条主线自由延伸后,最终汇集在一起,共同印证这场对峙的不同结局,不仅实现了小说形式上的完整,还使三条主线中人物间的呼应关系更为强烈,小说正式凝聚为一座关照生活本身的整体。
小说向伍尔夫致敬的意图显而易见。这不仅仅表现为作者以伍尔夫为一条主线,合理再现出其生命中关键阶段的存在状态,借用她的视角与观念,释放作者本人对于诸多人类生活中重要命题的思索;更多的或许体现在对伍尔夫写作风格的移植上——伍尔夫认为,生活的真相在于不断变动着的人的精神世界,写作必须反映这一本质,因此作者记录和组织的,是从不同人物角度出发所经历的连续不断的观察与意识。这种内向性,亦体现在《时时刻刻》的笔墨倾向中,多用思维而非行动来构建人物及事件。
比较有趣的是,“达洛维夫人”的章节,迈克尔·坎宁安套用了伍尔夫《达洛维夫人》的框架,让同样一组人物穿插在类似的情节点中编织各自的关系,在一个新的世纪复苏。由于时代背景的差异,在对人物间关系作出对应调整的同时,作者也不忘将目光放在那些他自《末世之家》(A Home at the End of the World)以来便不断关注的命题上——同性恋、艾滋病、现代社会无法消退的疏离感,这些问题在小说人物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动作中,逐渐挥发出人性色彩的光辉,直至渗入人心。
就个人而言,我更喜欢布朗夫人这条线。不是因为这部分原创性最强,而是布朗夫人与生活的这场对峙,更容易联系起个体经验。一个文学女青年与一名家庭主妇在何处分离,又在何处有可能产生交集?固执己见的永不成功和认真妥协之后的失败,哪一个结局更加糟糕?继续生活下去,渐渐变老,有一样东西很重要,但它无可挽回地开始损坏、变色、腐烂、消失。分裂的漩涡中央,有些人把死亡看成一次拥抱。
但更多人活着,不断寻求一个合适的视角与力度,平静地接受生活的逼视,最终沉醉于这场对峙,或许还能触碰到传说中的“幸福”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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