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无“观”，就书论书
本人这篇小文，不专说王安石，也不评论变法，只稍稍点评这本书，是以起了这个名字。
不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评关于王安石的书，总要牵涉宋史，才疏学浅，但恐贻笑大方。
邓广铭老先生是宋史领域的一代大师，他对宋史的研究方法也奠定了建国以来宋史研究的格局和路数。单就本书论，邓先生展现出了深厚的治学功底，勾正考引极为细致。书中第四章论述新法成效，旁征博引，材料详实。针对《明妃曲》辩诬和“以与为取”谰说等公案的判说，亦靠严谨的考证工夫。而邓先生对宋神宗，以及对赵宋王朝“异论相搅”的执政家法的批评，更是史家的高明之见。
不过要说我对本书已经满意，也不尽然，而最为不满的就是他的“有史无‘观’”。以下分列三条，循序渐进，以至此说。
第一， 叙人已足，述史尚阙。邓先生考证王安石生平事迹，巨细靡遗，不惮烦琐，部分材料反复引用。但对宋通史，却惜墨如金，对变法之前提，英宗、神宗朝局面，只以“积贫、积弱”语概之。王安石固然是两宋内政治家第一人，但是其人思想行动毕竟不能脱离时代。况且“积贫、积弱”之说，写在中学课本以为概要当然很好，但是积贫、积弱之原由，除了说是土地兼并故外，便语焉不详。至于对仁宗朝的“庆历新政”居然不著一字，令人费解，冒昧揣度，恐怕是“庆历新政”的存在，使得王安石的功绩不那么“前无古人”，而且在人物评价上，也多有掣肘，这也是下条要详说的。
第二， 褒之太甚，贬之太过。邓先生全书处处褒奖王安石，几乎把他当作了“高、大、全”的人物来塑造。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达到了全面赞美而无一处指摘。既然如此，变法失败只能归结为大地主豪强的阻挠。事实又如何呢？变法失败的原因，历来议论甚多，其中很多是公允之论。王安石坚持己见几乎一意孤行，择人不善，推行新法操之过急等弊端，都是公识。邓先生是几次运动中的过来人，为何隐疾不言？
反之，邓先生此书可以说泾渭分明，笔下的历史人物俨然站队分界而立。不完全赞成变法的，一律斥为保守派。保守派的代表司马光，绰号“司马牛”，废除新法蛮不讲理，而且他出卖米脂四寨、危害兰州的行径，各朝史家多有挞伐。但其从政为人，并非一无可取，道德楷模，无可置疑。至于富弼、韩琦、文彦博，在庆历新政时，或为旗手，或为响应，他们代表的是政治家中的进步力量，对北宋局面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对新法的弊端有清醒的认识，知道治重病不可下猛药，也被邓先生偏颇指责。而苏轼、苏辙这些在颐宁时因表达对新法的不同看法，而外放他州，更见识民生疾苦者，也被邓先生卷入保守派，尤其不妥。那么邓先生何出此论呢，这就是我第三条看法的结论。
第三 政治挂帅，有史无“观”。这里我打了个引号，因为邓先生论王安石，并不是真的就没有观点，他所持的是马列主义的历史观，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观，是为改革准备历史证据的观点。本书雏形脱胎于1951年，大体成于1972年，邓先生在序中倒不讳言当时政治环境。而三联书店的新版出于2007年，当年温总理就在答外媒时以“三不足”应对，颇堪玩味。
以马列主义史观考察宋史，并无不可，但是全书只见此一端，至少不够客观。我本来是想通过阅读此书对制度改革及相关人事加以了解，并希冀能促进思考，无奈书中论点一边倒的局面完全不能如愿，反不如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专论宋史的数页薄纸来得清楚，实为憾事。再举一例。邓先生把“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说成是王安石向大自然讨取财富的为天下理财之法而顶礼膜拜，在下愚钝，只知道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农业社会，一向是从大自然里取财富，对王荆公此说的超凡脱俗，代表先进生产力，实在不能理解。
邓先生在书中引用了王安石的话，“臣固尝论天下事如弈棋，以下子先后当否为胜”。如此说来，史家治史，当然也要分轻重缓急，以经世致用为先吧！
不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评关于王安石的书，总要牵涉宋史，才疏学浅，但恐贻笑大方。
邓广铭老先生是宋史领域的一代大师，他对宋史的研究方法也奠定了建国以来宋史研究的格局和路数。单就本书论，邓先生展现出了深厚的治学功底，勾正考引极为细致。书中第四章论述新法成效，旁征博引，材料详实。针对《明妃曲》辩诬和“以与为取”谰说等公案的判说，亦靠严谨的考证工夫。而邓先生对宋神宗，以及对赵宋王朝“异论相搅”的执政家法的批评，更是史家的高明之见。
不过要说我对本书已经满意，也不尽然，而最为不满的就是他的“有史无‘观’”。以下分列三条，循序渐进，以至此说。
第一， 叙人已足，述史尚阙。邓先生考证王安石生平事迹，巨细靡遗，不惮烦琐，部分材料反复引用。但对宋通史，却惜墨如金，对变法之前提，英宗、神宗朝局面，只以“积贫、积弱”语概之。王安石固然是两宋内政治家第一人，但是其人思想行动毕竟不能脱离时代。况且“积贫、积弱”之说，写在中学课本以为概要当然很好，但是积贫、积弱之原由，除了说是土地兼并故外，便语焉不详。至于对仁宗朝的“庆历新政”居然不著一字，令人费解，冒昧揣度，恐怕是“庆历新政”的存在，使得王安石的功绩不那么“前无古人”，而且在人物评价上，也多有掣肘，这也是下条要详说的。
第二， 褒之太甚，贬之太过。邓先生全书处处褒奖王安石，几乎把他当作了“高、大、全”的人物来塑造。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达到了全面赞美而无一处指摘。既然如此，变法失败只能归结为大地主豪强的阻挠。事实又如何呢？变法失败的原因，历来议论甚多，其中很多是公允之论。王安石坚持己见几乎一意孤行，择人不善，推行新法操之过急等弊端，都是公识。邓先生是几次运动中的过来人，为何隐疾不言？
反之，邓先生此书可以说泾渭分明，笔下的历史人物俨然站队分界而立。不完全赞成变法的，一律斥为保守派。保守派的代表司马光，绰号“司马牛”，废除新法蛮不讲理，而且他出卖米脂四寨、危害兰州的行径，各朝史家多有挞伐。但其从政为人，并非一无可取，道德楷模，无可置疑。至于富弼、韩琦、文彦博，在庆历新政时，或为旗手，或为响应，他们代表的是政治家中的进步力量，对北宋局面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对新法的弊端有清醒的认识，知道治重病不可下猛药，也被邓先生偏颇指责。而苏轼、苏辙这些在颐宁时因表达对新法的不同看法，而外放他州，更见识民生疾苦者，也被邓先生卷入保守派，尤其不妥。那么邓先生何出此论呢，这就是我第三条看法的结论。
第三 政治挂帅，有史无“观”。这里我打了个引号，因为邓先生论王安石，并不是真的就没有观点，他所持的是马列主义的历史观，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观，是为改革准备历史证据的观点。本书雏形脱胎于1951年，大体成于1972年，邓先生在序中倒不讳言当时政治环境。而三联书店的新版出于2007年，当年温总理就在答外媒时以“三不足”应对，颇堪玩味。
以马列主义史观考察宋史，并无不可，但是全书只见此一端，至少不够客观。我本来是想通过阅读此书对制度改革及相关人事加以了解，并希冀能促进思考，无奈书中论点一边倒的局面完全不能如愿，反不如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专论宋史的数页薄纸来得清楚，实为憾事。再举一例。邓先生把“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说成是王安石向大自然讨取财富的为天下理财之法而顶礼膜拜，在下愚钝，只知道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农业社会，一向是从大自然里取财富，对王荆公此说的超凡脱俗，代表先进生产力，实在不能理解。
邓先生在书中引用了王安石的话，“臣固尝论天下事如弈棋，以下子先后当否为胜”。如此说来，史家治史，当然也要分轻重缓急，以经世致用为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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