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

      十年前一个寒冷阴雨的四月天，我独自一人在贝克街游荡。色调灰暗的古老建筑、商店里满头白发的女店员，以及细雨中边缘模糊的灌木丛，以一种安详沉默的方式存在着，仿佛与一百多年前那位侦探在世时毫无差别。而他本人也站在那里，心不在焉地沉思，戴着那顶著名的帽子，手里捏着那支著名的欧石南根烟斗。——当然，那是一尊塑像。

    和擎天柱一样，福尔摩斯是我童年的英雄。我的确相信曾经有这样一个人，生活在伦敦城弥漫的雾气之中。我甚至相信，只要他和他的朋友在我面前出现，我一定可以一眼认出，不管他如何伪装。这本书对我的影响远远超出一部侦探小说应有的意义。它让我对两件事确信不疑：一是智的力量：智慧可以让平凡人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给怯懦者以面对世界的勇气；另一个，我称之为简单的正义：善与恶并非黑白分明，然而在理性光芒的照耀下，它们将显出本来面目，并无所遁形。

    一直到今天，当我重新翻阅这本儿时读物时，后一点仍然深深吸引着我。柯南道尔不擅长复杂的情节设计，和后来愈翻愈新、光怪陆离的推理小说相比，剧情大多简单。在后期作品中，甚至细节推理这个最大的特色也很少出现。例证之一就是，他的长篇不如短篇。如《四签名》，后半段就是一个拙劣的探险故事；又如《巴斯克维尔猎犬》，多数人将它当作他的代表作，在我看来却是失败的，当然那时怪兽桥段还没有后来那么泛滥。 然而现代推理，尤其是日式推理小说对人性黑暗面挖掘过深，仿佛必须要将那些最丑恶最深险的部分呈现于光天化日之下，柯南道尔则不会这样做。站在作者的角度，你几乎能听到他在自言自语：“这里……这样安排的话也许会让剧情更好看一点……可是，还是算了吧，这个人已经够糟糕了。”——不肯为剧情牺牲简单的正义，这就是柯南道尔的原则。可以说这是庸俗化，是一种妥协，可是我呢，真喜欢这些俗气的玩艺儿啊。

    除此之外，就是双人探案模式，类似于相声中的捧哏与逗哏。这种便利的叙事方式很快成为侦探小说的滥觞，你可以在无数后来者那里看到类似的运用。当然在这件事上，爱伦坡走在了柯南道尔前头。但以影响力而论，却比不上后者。作为“正常人”的华生，并非仅仅为了反衬作为“天才”的福尔摩斯。他激发了福尔摩斯身上人性那一面，藏在智慧与理性背后的同情、怜悯、幽默，当然也有憎恶、任性和恐惧……这一些即使强者也会有的弱点。没有华生，福尔摩斯或许会被写成探案机器；然而这个朋友的存在，却让他真正活了起来。

    如果把小说看做一场完全的推理游戏，那就跟字谜没什么两样。玩的时候兴趣盎然，结束了便留不下一点回想。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尔摩斯是可以让人重读的作品，即使谜底揭开，故事本身仍然有触动你的地方。也因此我将阿加莎·克里斯蒂列在紧随其后的位置，而艾勒里·奎因系列尽管推理的精巧程度超过前者，却只好屈居第三。阿加莎胜于奎因的地方，不仅在于故事结构，还包括章节处理。前者善于在每一章节末设置一个峰回路转的情节或暗示，吊人胃口；后者则缺乏这种能力。看奎因的小说，往往前三分之二都让人昏昏欲睡，一旦看到后三分之一，你就不可能放下了，非得一口气追完不可。因此，它更适于推理小说爱好者，而不是一般读者。

    还是不够。这些特点可以让人喜欢上一本书，然而最终让人爱上它的原因有且仅有一个：福尔摩斯本人。如前所述，阿加莎善于结构，奎因善于推理，可是不管是老奸巨猾的波洛、不动声色的马普尔，还是性格软弱的埃勒里，以及有着强烈戏剧色彩的聋老人雷恩，都无法与福尔摩斯相提并论。不，不仅是他们。直到现在，在我的阅读体验中，仍然没有一个侦探形象能够超越这一个。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阻隔，打破真实与虚幻之间的界限，他是鲜明的、独一无二的、确信无疑的存在。

    一边漫无边际地写着，一边看老版福尔摩斯电视剧。朋友之前警告说看最后几集会很难受，因为主演Jeremy Brett当时已严重心衰，并在影片拍摄过程中离世。不过看的时候觉得，还好。尽管形象憔悴、浮肿，眼里仍然有生命之火。当他在屏幕里霍然抬头，用炯炯有神的双眼注视着你，你不会觉得那是一个62岁，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即使是有些神经质的动作，由他做出来，也仍然带着一种英国式的优雅。没错，他一定比我更爱这个角色，更爱歇洛克·福尔摩斯本人。

    ——“您在说什么？” “什么？啊，抱歉，雷斯垂德。我刚才在想事情，一件神秘得连我也无法解释的事情：‘死亡’。”

    好吧，用不着解释，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当我打开书本，您就在那里：一直都在，永远不会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