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任公之荆公传有感

       近日耗费之精力体力甚多，凌晨忽醒，似记梦中某人谓吾为惊醒，怪也！醒后无眠，遂忆昨日读任公之荆公传，思之愈多，悟之愈多，悲之愈切，眠之愈少。故于寅晨之时记之。

    昔者任公读荆公之事迹，作荆公之传记，常曰“未尝不废书而恸也”，吾曾以为任公性情之所至，盖今晓之。凡民国至建国后三十八年，乃中国之思想大杂烩也，政治思想亦不例外，立宪有之，共和有之，国家主义亦有之。吾曾不能理解任公之先于保皇而后又反对帝制，先于拥护共和而后致力于立宪，先于提倡抑制兼并而后又反对国家主义，今思之不免谓吾之可笑，任公之所为盖其真理之中庸而非极端也，盖其环境变化而非凝固也。

    任公谈荆公千年前之新政，有国家主义之成分，即夺富商地主之财而予贫民雇农也，青苗、均输、市易等法皆有其思想矣。任公又言此乃荆公思想之一，而荆公之新政毁于众庸碌及小人之辈攻讦污蔑，吾无法观之尚行与否。故姑且不论荆公之新政内容之一真理与否，尔等观马克思等国家主义创始人之观点，即明了荆公的社会政治思想何其伟大，中国古代之政治思想何其伟大！何为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本质乃政府取富济贫，后演变政府之兼并，吾今谓之为国有企业。荆公亦曾自言其法“可行之三代而有效者也”。任公曾言荆公之法若能成功，恐亦不能长久，盖因其社会乃专制之政府而，任公之时代正值西方大行国家主义之时，即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为大资本家，大地主，而人民不得有私财，然遂失败也，后又逐渐盛行于东方各不发达国家。任公又言，政府兼并之重大缺陷在于公权力之无法遏制，久之必生腐败。西方各国政治体制较为完善，都有分权机构和监督机构，为立宪或共和政体，即使至此国家主义尚不能行之有效，况我国宋时专制时代乎？吾忆昔者奥国哈耶克，英国罗素都曾批评之，吾当时曾想吾国没有此大学问家而，然任公乃是，不过吾不知也。


    吾今日记，未曾欲讨论政治，一为吾对政治不明确之深，二则吾写作乃有感于历史而非政治。而吾近代之中国，任公乃知识分子第一人，自民国建立至任公溘然长辞为任公不惑之年后也。思想之成熟，世事之体察不无精微，纵观过去之世纪，任公之名誉及家属遭遇种种不幸，吾亦未尝不闭目而思痛矣，而任公之政治思想皆一一言中，任公可谓未卜先知也。吾思古之未卜先知未必迷信是也，而是人精于规律，查于环境后判断之结果。吾曾设想任公若有在天之灵，观中国今日之实制度之趋势，必含笑九泉也。在民国三十八年中，思潮激荡之剧烈吾中国未之有也，激进者，保守者，中立者，然吾国为何独选其激进者始终为吾之惑也。吾今日读当时之史，近代任公及众多大学问家，都不曾支持激进主义，且已于其时言明各种政体之要害，再视之今日之政治，今日与欧美甚至日韩之差距，呜呼痛哉，悲哉，哀哉，惜哉，可见真理当显于一世而非一时也。昔者荆公之新政思想遭攻讦之时距荆公思想被肯定之日逾近千年矣，吾每思于此，未尝不寒而栗。


    然世之精伟仁慈之人，如荆公任公遭人生之起伏，而世之无知投机之辈未尝不遭人生之起伏，不过前者先抑而后扬，后者先颂而后贬也，恰如《易》之所言“否极泰来”也。

    荆公为文“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往往有得”，正如观沧海桑田而知人生变换无穷也！然人生之起伏不过沧海桑田之一隅，诚不足道也，此乃吾之感也。

    吾今日用半文言行文，盖因近日读任公之荆公传使然，本人文言功底欠佳，其谬误必多，望同学指点。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今日吾将此文推之于众人，亦有矫揉造作及粉饰之嫌，望同学谅之，吾必常自省以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