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观点，无论证；有想法，无文笔
2010年3月7日
上个月看了黄仁宇的《蒋介石日记》，里头尽是在说他自己提出的所谓“中国大历史”，却又始终没讲清楚这“中国大历史”是个什么意思。之后便干脆找出这本《中国大历史》来一读。这本书其实2000年时刚买来时便读过，但迄今除了记得他说中国在现代化这前尚无法进行数字化管理这一条之外，已全无印象。
这次拿出来只是想草草翻翻，知其大概便了事，不料还是断断续续搞了两周才看完。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黄先生的文字太难读。这本书明显原文是用英文写给美国的读者看的，也不知是他自己以中文重写了，还是另找人翻译了，总之这变过来中文十分拗口。我想很可能是因为黄氏自40年代起便生活在美国，脱离了中文白话文后来几十年发展的环境，他所用的中文其实是40年代时中文的活化石，因此现在再读来便十分生硬。比如说，他一再重复的所谓“在数目字上管理”，说成“数字化管理”岂不更加简洁明了？读得慢的第二个原因则是因为书中讲述的历史材料倒是引发了我的许多思考，所以虽然难读，但还是放慢速度地看了下来。
先讲他的主要观点。所谓“中国大历史”，其实只是说要从宏观、长时段的角度来看历史，历史发展的许多过程，唯有在此长时段的眼光下才能看出个究竟。这没什么新意，布罗代尔所说的longue duree即是此意。
他对“中国大历史”的关注主要是集中在国家管理这一点上，或者说，就是国家最根本的两件事：收税和征兵。这一点奇怪，这是西方社会科学中对state building最关注的话题。但可能当时中国的历史学界可能并不知道这个理论角度。
他的另外一个主要理论角度是以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转变来理解现代化的过程。这是个Polanyian的观点，把传统的农业社会与现代的商业社会看作两种不同的经济整合方式。前者是以权力与社会关系为媒介而在各个体间进行的reciprocity（也可能更准确的描述是宏观上的redistributive─国家政权与地方经济之间以权力来推动货物的流通、交换，而在微观上─各个体经济角色之间─是reciprocity），而后者则是身份平等的个体间，通过脱离了具体的、因人而异的社会关系的市场交易，而实现总的经济整合 (economic integration)。既然如此，对于这一转型过程中最应关注的就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是将个人从束缚性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即对reciprocity 破的过程）；二是建立市场交易所需的制度基础的过程（市场经济的立的过程）。黄似乎是意识到了这两点，但却没有真正着力于从这两点上来组织和解读历史数据、来讲解中国历史演进的过程。他只是屡次提到，中国社会尚缺乏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各种制度条件，比如说保险、银行、信用、民商法等等。
这个角度对我倒是很有帮助。在此之前，我没有有意识地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商品化的农业在中国农村的出现。这一过程便需要以上提到的各种市场制度条件的具备。说到底，市场经济要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市场交易所不可避免地带来的市场风险、和围绕这风险而产生的责、权、利的分配。具体的保险、银行、商业票据、共同海损、打捞权、贷款抵押、信用记录、纠纷之调解等等，只是应对市场风险和确定责权利的方式而已。
去年十二月在闽南考察时所看到的当地的商品化了的水果种植，就必然牵涉到这些方面的发展。比如说，小林收购了青枣之后，通过当地的货运公司送到他的下线─各城市里的水果批发商─手上。但这运输过程中必然存在的风险如何解决？如果翻车了，货物损失由谁承担？这都是应该问的问题，当时却没想到。这就是理论准备没做好。
了解了这些，便可知道市场制度到底从何而来？为什么有些制度条件能够出现？有些却没有出现？地方政府、大资本和个体经济角色在此过程中各起了什么作用？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的，是描述了市场经济出现后的结果，但却没能搞清楚市场经济出现的过程和影响此过程的种种因素。这是下一次要专门研究的地方。而回答这种问题需要跟踪下去、把一条线全搞清楚，以前采用的以点为主的办法不行了。还有就是，这个问题需要比较研究：要找至少两个不同的例子，一个是自下而上地、以个体经济角色的为主导，在市场交易中自发形成的市场制度（闽南可能如此），另一个是自上而下地、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为促进市场交易而搭建的制度条件（比如说寿光）。
更具体一点说，黄对中国历史的演进中反复出现的朝代更迭、但似乎只有螺旋没有上升的现象，作了如下的解释。中国过早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统治这样一个充满了地区性差异的大帝国，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抹平地区性差异（因为中央政权无法识别、应对这些地方性差异），将全国的经济基础改造成一个单一的模式：小自耕农；如此之后，中央政权面对的便不再是千差万别的地方经济，而是千篇一律的自耕农。然后，通过直接向小自耕农收税、征兵，中央政权才能既汇集社会资源，又实现对子民之统治。
但问题就在于，王朝建立之初，因为连年战乱、或因为开国之君的强势，实现了对社会的改造，创建了一个全国一致的小农经济，中央尚能直接向小自耕农收税；但用不了多久，地方差异便会开始显现，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与自耕农之间，衍生出了阻碍这层关系的、基于地方的、中间势力，也就是以地主阶级为核心的地方权贵集团。地方权贵集团一旦诞生，原来的自耕农便成了他们的佃农，原来上交给中央政权的税赋现在却被地方权贵收走，而中央则因为技术上和政治上的难度，又无法以累进税或其他办法来向这些地方权贵征税。于是，中央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么是逐渐失去地方的税源和对地方的控制，从而变得虚弱甚至瓦解；要么就是继续对佃农征税，造成底层生产者的税赋负担过重，民不聊生、直至揭竿而起。发展到这一步，新一轮的朝代更迭又开始，又通过一次动乱来重新在全国一统化的自耕农经济之上建立新的中央政权。
黄由此而将中国自秦以降的历史分为三大循环（他称为“三个帝国”，其实三者间的区别、各自的起始，他讲得都不清楚）：由秦自南北朝为开创性的第一帝国，由隋至元为发展性的第二帝国，由明至清为收敛性的第三帝国。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所谓的农业经济不可数字化管理。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经济活动没有一个统一的、可比较的、可计算的媒介─即货币化的价格，所以众多的经济活动变得对于中央政权来说illegible（这是Jim Scott的词语，黄并没有用），中央政权既不能识别，便更无法收税。而要形成哪怕是局限于某地区的经济活动的货币化，所需要的也是当地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则始终没有做到。至于为什么，黄没有讲清楚。不过他模糊提到过一点，我这里将它提炼一下，就是家族宗法制度对人际关系以及经济关系的限制，使得经济个体并没有同质性，其行为受各人具体社会身份的影响，各个体之间的交易因此也因身份和相互关系而千差万别，不能形成完全由市场供需所调控的价格、和可以理性计算的利润最大化的行为。
以上这个观点站不站得住脚，由历史学家们去讨论吧。但理论逻辑还是清楚的，这是他的长处。但他的弱点在于，在这本书里，他所做的工作仍然是只在描述，而没有论证。他几乎从来至尾都没有拿一个具体的例证来清楚地说明，原来基于向自耕农直接征税的制度因为社会结构的变化已经破产，而中央政权又不可能找出新的办法来从其他经济活动中或对其他经济角色征税。
这里又涉及到他的写作方法的问题。他这本书好象有两个目的，一是向无知的老外介绍中国历史，二是阐发他的所谓大历史观。但此两目的经常相互干扰，因为既然要向老外介绍中国历史，就需讲些其实跟阐发他的观点无关的趣闻轶事，而轮到应该阐发观点时，他却只是简单地把观点象口号似地重复地喊一遍了事。
再回到他的观点上，且不论它在历史经验上是不是完全站得住脚，这个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路倒是对理解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有帮助的。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国的发展将不是来自中央依据某个理论性的构思而对地方经济生活进行改造、或直接地参与，因为中国的地区性差异太大，不可能找到一个放之四隅皆准之模式，所以一统就死。中国的经济活力来自地方，来自各地的、不计其数的经济角色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而进行的尝试和努力。以前的王朝之所以屡屡要削足适履地对地方经济进行改造，是因为非如此，中央政权就无法有效地从地方经济活动中收税。而这一能力上的缺陷既是因为当时的技术不够，也是因为市场经济制度（也就是黄所说的商业社会）尚未建立，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管理无法抽象化、数字化。所以，现代中国的中央政权应该做的，就是扶助此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然后在此制度的帮助下，实行放权地方的发展模式：让地方经济自主发展，而中央又同时能从增长的地方经济中获得更大的税收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所领导的改革道路基本上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在发展，而近些年来的经济增长也可以说是此方法的成就。
除了以上这些大的观点之外，此书还提到一些零散的片断，有条件的话也可以继续关注。比如说当中国出现相对稳定的分裂局面时，只要各分治之小国不没完没了地打来打去，而是有一定的和平稳定，地方经济便会出现长足的发展。五代十国时期（尤其是南方的几个地方性政权）就是个例子。又比如，中国的国家不象西方国家一样，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国家民族主义（表现为在政治上对华夷之别的强调）似乎相对较晚才出现（南宋？）。
另外，与上头提到的中央政权对地方缺乏有效的实际管理，因而只好偏赖对人员的管理来维系对地方的管制。在古代，中国的统一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上的统一，地方强人其实可以自立门户，但文化上的一致性和对大一统的认同，使得很多地方在中央政权对其并没有实质性的管制力的情况下，仍选择从属于大一统的中央政权中。而在当代，中共对地方的管理实际也类似，也就是通过对地方干部的任命和影响来维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去年在红河跟刘书记谈话时就听刘书记强调这一点，中共治理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要靠对基层干部进行思想认识上的改造来实现。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直到今日仍老爱搞一些外界看来过时甚至有些愚蠢的思想政治运动，一会儿是戴三个表，一会儿是科学发展观。外人看来很无聊，但对地方干部来说，这些运动对其思想认识的改造还确实是有的，而通过这种思想认识上的改变，中央虽无需（有时也是无法）下达具体政令，但其政策目的仍能通过这些被改造了思想的干部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上个月看了黄仁宇的《蒋介石日记》，里头尽是在说他自己提出的所谓“中国大历史”，却又始终没讲清楚这“中国大历史”是个什么意思。之后便干脆找出这本《中国大历史》来一读。这本书其实2000年时刚买来时便读过，但迄今除了记得他说中国在现代化这前尚无法进行数字化管理这一条之外，已全无印象。
这次拿出来只是想草草翻翻，知其大概便了事，不料还是断断续续搞了两周才看完。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黄先生的文字太难读。这本书明显原文是用英文写给美国的读者看的，也不知是他自己以中文重写了，还是另找人翻译了，总之这变过来中文十分拗口。我想很可能是因为黄氏自40年代起便生活在美国，脱离了中文白话文后来几十年发展的环境，他所用的中文其实是40年代时中文的活化石，因此现在再读来便十分生硬。比如说，他一再重复的所谓“在数目字上管理”，说成“数字化管理”岂不更加简洁明了？读得慢的第二个原因则是因为书中讲述的历史材料倒是引发了我的许多思考，所以虽然难读，但还是放慢速度地看了下来。
先讲他的主要观点。所谓“中国大历史”，其实只是说要从宏观、长时段的角度来看历史，历史发展的许多过程，唯有在此长时段的眼光下才能看出个究竟。这没什么新意，布罗代尔所说的longue duree即是此意。
他对“中国大历史”的关注主要是集中在国家管理这一点上，或者说，就是国家最根本的两件事：收税和征兵。这一点奇怪，这是西方社会科学中对state building最关注的话题。但可能当时中国的历史学界可能并不知道这个理论角度。
他的另外一个主要理论角度是以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转变来理解现代化的过程。这是个Polanyian的观点，把传统的农业社会与现代的商业社会看作两种不同的经济整合方式。前者是以权力与社会关系为媒介而在各个体间进行的reciprocity（也可能更准确的描述是宏观上的redistributive─国家政权与地方经济之间以权力来推动货物的流通、交换，而在微观上─各个体经济角色之间─是reciprocity），而后者则是身份平等的个体间，通过脱离了具体的、因人而异的社会关系的市场交易，而实现总的经济整合 (economic integration)。既然如此，对于这一转型过程中最应关注的就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是将个人从束缚性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即对reciprocity 破的过程）；二是建立市场交易所需的制度基础的过程（市场经济的立的过程）。黄似乎是意识到了这两点，但却没有真正着力于从这两点上来组织和解读历史数据、来讲解中国历史演进的过程。他只是屡次提到，中国社会尚缺乏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各种制度条件，比如说保险、银行、信用、民商法等等。
这个角度对我倒是很有帮助。在此之前，我没有有意识地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商品化的农业在中国农村的出现。这一过程便需要以上提到的各种市场制度条件的具备。说到底，市场经济要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市场交易所不可避免地带来的市场风险、和围绕这风险而产生的责、权、利的分配。具体的保险、银行、商业票据、共同海损、打捞权、贷款抵押、信用记录、纠纷之调解等等，只是应对市场风险和确定责权利的方式而已。
去年十二月在闽南考察时所看到的当地的商品化了的水果种植，就必然牵涉到这些方面的发展。比如说，小林收购了青枣之后，通过当地的货运公司送到他的下线─各城市里的水果批发商─手上。但这运输过程中必然存在的风险如何解决？如果翻车了，货物损失由谁承担？这都是应该问的问题，当时却没想到。这就是理论准备没做好。
了解了这些，便可知道市场制度到底从何而来？为什么有些制度条件能够出现？有些却没有出现？地方政府、大资本和个体经济角色在此过程中各起了什么作用？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的，是描述了市场经济出现后的结果，但却没能搞清楚市场经济出现的过程和影响此过程的种种因素。这是下一次要专门研究的地方。而回答这种问题需要跟踪下去、把一条线全搞清楚，以前采用的以点为主的办法不行了。还有就是，这个问题需要比较研究：要找至少两个不同的例子，一个是自下而上地、以个体经济角色的为主导，在市场交易中自发形成的市场制度（闽南可能如此），另一个是自上而下地、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为促进市场交易而搭建的制度条件（比如说寿光）。
更具体一点说，黄对中国历史的演进中反复出现的朝代更迭、但似乎只有螺旋没有上升的现象，作了如下的解释。中国过早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统治这样一个充满了地区性差异的大帝国，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抹平地区性差异（因为中央政权无法识别、应对这些地方性差异），将全国的经济基础改造成一个单一的模式：小自耕农；如此之后，中央政权面对的便不再是千差万别的地方经济，而是千篇一律的自耕农。然后，通过直接向小自耕农收税、征兵，中央政权才能既汇集社会资源，又实现对子民之统治。
但问题就在于，王朝建立之初，因为连年战乱、或因为开国之君的强势，实现了对社会的改造，创建了一个全国一致的小农经济，中央尚能直接向小自耕农收税；但用不了多久，地方差异便会开始显现，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与自耕农之间，衍生出了阻碍这层关系的、基于地方的、中间势力，也就是以地主阶级为核心的地方权贵集团。地方权贵集团一旦诞生，原来的自耕农便成了他们的佃农，原来上交给中央政权的税赋现在却被地方权贵收走，而中央则因为技术上和政治上的难度，又无法以累进税或其他办法来向这些地方权贵征税。于是，中央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么是逐渐失去地方的税源和对地方的控制，从而变得虚弱甚至瓦解；要么就是继续对佃农征税，造成底层生产者的税赋负担过重，民不聊生、直至揭竿而起。发展到这一步，新一轮的朝代更迭又开始，又通过一次动乱来重新在全国一统化的自耕农经济之上建立新的中央政权。
黄由此而将中国自秦以降的历史分为三大循环（他称为“三个帝国”，其实三者间的区别、各自的起始，他讲得都不清楚）：由秦自南北朝为开创性的第一帝国，由隋至元为发展性的第二帝国，由明至清为收敛性的第三帝国。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所谓的农业经济不可数字化管理。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经济活动没有一个统一的、可比较的、可计算的媒介─即货币化的价格，所以众多的经济活动变得对于中央政权来说illegible（这是Jim Scott的词语，黄并没有用），中央政权既不能识别，便更无法收税。而要形成哪怕是局限于某地区的经济活动的货币化，所需要的也是当地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则始终没有做到。至于为什么，黄没有讲清楚。不过他模糊提到过一点，我这里将它提炼一下，就是家族宗法制度对人际关系以及经济关系的限制，使得经济个体并没有同质性，其行为受各人具体社会身份的影响，各个体之间的交易因此也因身份和相互关系而千差万别，不能形成完全由市场供需所调控的价格、和可以理性计算的利润最大化的行为。
以上这个观点站不站得住脚，由历史学家们去讨论吧。但理论逻辑还是清楚的，这是他的长处。但他的弱点在于，在这本书里，他所做的工作仍然是只在描述，而没有论证。他几乎从来至尾都没有拿一个具体的例证来清楚地说明，原来基于向自耕农直接征税的制度因为社会结构的变化已经破产，而中央政权又不可能找出新的办法来从其他经济活动中或对其他经济角色征税。
这里又涉及到他的写作方法的问题。他这本书好象有两个目的，一是向无知的老外介绍中国历史，二是阐发他的所谓大历史观。但此两目的经常相互干扰，因为既然要向老外介绍中国历史，就需讲些其实跟阐发他的观点无关的趣闻轶事，而轮到应该阐发观点时，他却只是简单地把观点象口号似地重复地喊一遍了事。
再回到他的观点上，且不论它在历史经验上是不是完全站得住脚，这个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路倒是对理解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有帮助的。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国的发展将不是来自中央依据某个理论性的构思而对地方经济生活进行改造、或直接地参与，因为中国的地区性差异太大，不可能找到一个放之四隅皆准之模式，所以一统就死。中国的经济活力来自地方，来自各地的、不计其数的经济角色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而进行的尝试和努力。以前的王朝之所以屡屡要削足适履地对地方经济进行改造，是因为非如此，中央政权就无法有效地从地方经济活动中收税。而这一能力上的缺陷既是因为当时的技术不够，也是因为市场经济制度（也就是黄所说的商业社会）尚未建立，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管理无法抽象化、数字化。所以，现代中国的中央政权应该做的，就是扶助此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然后在此制度的帮助下，实行放权地方的发展模式：让地方经济自主发展，而中央又同时能从增长的地方经济中获得更大的税收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所领导的改革道路基本上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在发展，而近些年来的经济增长也可以说是此方法的成就。
除了以上这些大的观点之外，此书还提到一些零散的片断，有条件的话也可以继续关注。比如说当中国出现相对稳定的分裂局面时，只要各分治之小国不没完没了地打来打去，而是有一定的和平稳定，地方经济便会出现长足的发展。五代十国时期（尤其是南方的几个地方性政权）就是个例子。又比如，中国的国家不象西方国家一样，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国家民族主义（表现为在政治上对华夷之别的强调）似乎相对较晚才出现（南宋？）。
另外，与上头提到的中央政权对地方缺乏有效的实际管理，因而只好偏赖对人员的管理来维系对地方的管制。在古代，中国的统一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上的统一，地方强人其实可以自立门户，但文化上的一致性和对大一统的认同，使得很多地方在中央政权对其并没有实质性的管制力的情况下，仍选择从属于大一统的中央政权中。而在当代，中共对地方的管理实际也类似，也就是通过对地方干部的任命和影响来维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去年在红河跟刘书记谈话时就听刘书记强调这一点，中共治理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要靠对基层干部进行思想认识上的改造来实现。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直到今日仍老爱搞一些外界看来过时甚至有些愚蠢的思想政治运动，一会儿是戴三个表，一会儿是科学发展观。外人看来很无聊，但对地方干部来说，这些运动对其思想认识的改造还确实是有的，而通过这种思想认识上的改变，中央虽无需（有时也是无法）下达具体政令，但其政策目的仍能通过这些被改造了思想的干部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