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这本书是里格尔为了反对当时G﹒森柏追随者们的艺术观而写的——他们认为装饰品的形式是来自于生产技术和材料的性质，尤其是编织艺术，而里格尔则认为装饰艺术产生于人类的艺术冲动，而材料是比较次要的原因，至少不是决定性的。
在这一点上，我比较赞同里格尔的观点，人类的装饰冲动来自表达的欲望，这应该是一种较为内在的动力。但是我觉得里格尔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认为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艺人对植物图案进行创作使用时，其来源并非是自然界中真实的植物，而是对前代艺术形式的借鉴和变化，这些植物图式谱系的变化在精神上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而不是各地的艺人在对本土的植物进行了观察之后，所做的变革，所以从埃及的莲花饰，到希腊罗马时期的棕榈饰莨苕叶饰，再到伊斯兰的三叶饰，它们实际上是在同一源流之中的。虽然作者的论证材料很翔实，过程也很细致，但是这仍然是一个较为牵强的结论，就像森柏的追随者将艺术的起源完全归结于材料一样，里格尔也将装饰艺术的发展完全纳入到艺术形式的继承上，这似乎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我们不能否认，已有的艺术样式对我们的影响，但是，面对自然而产生的艺术冲动应该也是创作的一种来源。希腊艺人在接受埃及装饰影响的同时，肯定也将自己对植物的观察和感情注入其中。

本书提到了几个问题是我非常感兴趣的：
（1）我想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各种原始艺术最先采取的装饰图案不是具象的——如我们认为的，原始思维具有形象性的特点——而是几乎都采取了非常抽象的几何纹饰，以至于现在看来，它们都非常有现代气息。
虽然作者只是否认这种风格与编织等等人类早期使用的工具和物质生产活动有必然性的联系，却没有肯定的回答为什么人类最早使用的装饰图案是几何风格的。这仍然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问题。
另一个我没有注意到的是动物图案是先于植物图案出现的。
（2）风格化问题，在装饰艺术的发展中自然主义倾向和风格化的倾向是此消彼长的，作者说“当没有新的东西可发现或者没有遇上挑战的时候，往风格主义的转变就是不可避免了”，似乎有可取之处，较为保守的拜占庭艺术和伊斯兰艺术，包括埃及艺术，风格化的倾向都十分明显。中国传统的艺术中比较提倡的艺术原则是“师造化”，这可以让艺术保持一种“活泼的生命力”，但是，风格化的好处是，艺术的装饰意味会变得浓厚，而且风格化的持续发展会导致对点、线、面、色彩这些视觉基本元素做一些抽象的组合和思考，变得和数学、几何学比较接近，有一种秩序和精神上的美感，比如伊斯兰艺术中的多边形交织图案。如果说大多数艺术形式都是偏感性的，这一部分却可以非常的理性。

比较敏感的人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这本书中里格尔主要是对装饰艺术做了一种历时性的研究，事实上装饰艺术的发展也是共时的，在同一历史时期，各个时代的风格有可能是共同存在的，他的另一本书《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就是装饰艺术的共时研究，期待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