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写蒋中正
“1945年8月蒋安静地坐在重庆一间闷气的广播室里准备告诉中国人民战事业已终结。他和平日一样凝固的沉着。他的头顶剃得净光，不着丝毫白发的痕迹。他的咔叽军装上衣毫无疵瑕，不挂勋章，衣领紧扣在喉头，上有斜皮带钩扣着，一管自来水笔挂在口袋之上。广播室烫热，内中的二十个人汗流浃背，只有委员长看来凉快。……
他的演讲历时十分钟。突然地他的头颅低垂，失眠的眼眶陷凹处见形，在这一刹那的松弛他的平稳之外貌露相，紧张与疲劳在这胜利的关头显现在他人身上……”
这是黄仁宇引用的白修德（还是别人？黄先生没有明示）对蒋中正的记述。（P320、321）其时抗战胜利，蒋中正通过广播向全国发表演讲，统帅和凡人的面貌同时显现在他身上。回过头去看，他此刻的荣光和踌躇满志只是昙花一现。很快，这个带领国家抵抗外辱的英雄就成为小丑一般的独夫民贼取代。他的功劳很快被抹平，缺陷则被无限放大，直到荒谬的程度，不知道是历史的悲情还是政治的悲情。白修德对委员长及他领导的政权素无好感，不会凭空产生人身崇拜，他和朋友不过是作为一个职业记者来记录这个时刻。记得在《一寸河山一寸血》里，受访的蒋经国提及乃父在抗战中一边沐浴一边哀号的细节。这种细节不会让蒋介石成为一个完人，但是可以成为一个更丰富和立体的真正人。
黄先生这本《从大历史的角度度蒋介石日记》，跟他以往若干作品相仿，会隔三差五地强调“放宽历史的视界”，总感觉真有这么个老人在一旁耳提面命。当然，这是研究的出发点，亦是今人的特权，值得认真对待。读这本书有个感觉，黄先生惯于把政治人物的行止合理化，并从“大历史”的角度去寻求支持，蒋中正的革命和毛泽东的的土改莫不如此。同时，因主题限制，前者较详细而后者较简略。这种认识角度可能跟写二战战史一个道理，暂且悬置情感和是非，专注在材料中解读历史。
就经历来看，黄先生从学生、记者到军人，再到留学生、历史学家，在检阅和阐释材料上可以亲历作补充，以微观的直接来调和宏观的迂阔。当然，这种调和并非无条件的成立，还需要学者坚持自己的视角和方法，以免将一己的片面误信为历史的全面。有趣的是，他也亲见过蒋中正，直观印象并不见佳。（记得《黄河青山》上较详细地谈过此事，手头没书，无法提供准确页码了）曾见过王春瑜先生的文章，对黄先生颇有微词，其中形容他是“举止不脱某些国民党军官粗俗习气”的“瘦小老头”（《琐忆黄仁宇》，载《纵横》2004年12期），很有些“商女不知亡国恨”的酸劲。如果他所说的林林总总都成立，那也只能看出经理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的烙印了。
日记一方面是一个人的内心独白（甚至辩白、文过饰非），另一方面，因为其主人身份特殊，又沾上些宣传鼓动的政治特质。蒋氏日记，黄先生所据张本是《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局影印本，借自哈佛燕京图书馆”[P6]）、《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和古屋奎二著《蒋介石秘录》，三书出入若干，以前二者为重点。除比对这三本书，黄先生还征引了西文材料若干，如包括当事人回忆录、文件，以及历史著作等等，其中涂克门（Barbara Tuchman）的《史迪威及美国在华经验》和史迪威本人的信件、笔记尤其有趣。
我对历史知之甚少，所以大致就黄先生这本书谈谈对蒋中正的认识，目之所及可能仅只是黄仁宇的蒋中正。
虽则以新创之“三民主义”和激烈的革命话语为权力合法性来源，但就统治术来看，蒋是较传统的中国人。另外，基督教信仰又增加了其思想的复杂程度。就日记来看，他的信仰至为虔诚，绝非成全“中美合作”的权宜之计。
古人的智慧中，曾国藩等可以提供现世的权谋、技术，而王阳明式的唯心哲学则对他的世界观有较大影响。他在1938年最后一天时写道，“就余个人而言，德性进步甚少，修养不足，暴躁未减”。（P159）他既有修身之自觉，效果则另当别论，全由后人检讨。及至不堪压力时，无视逻辑、几近谵妄的自我安慰成为没有选择的选择。1944年7月25日，衡阳战役时，他写道“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顶峰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P287）这个许愿在电影[宋家皇朝]被安在“西安事变”去了，而其最终也没有成真。方先觉脱险归来，他还要连声感谢上帝的眷顾，劝部下信教。也有战事紧急，一夜祷告三次而不能寐的情况。（囧，页码记不清了）
一国之统帅，不以逻辑、技术来解决问题，反而求助非理性的力量，又身处近代，实在令人费解，但是在具体情境下却又不无道理。中国抗战，原是战无可战。双方无论从国力、军力、社会组织程度，都相差巨大，其间鸿沟全无法靠义气填平。蒋面对无论出于政治策略还是爱国情绪的抗日声浪，都不得不认真考虑。但是在他看来，自己肩负着民族和革命的重任，所以无论寄望于“国联调停”还是与日本接触都是基于更为广泛的考量而采取的措施。其间摇摆反复，具体策略有不妥之处自然可以检讨，但要说他是存心卖国就有失公允了。当然，他最后的苦撑危局直至“冥眩廖疾”和“孤注一掷”，与最初的想法要差之千里，其间也有太多出其不意的偶然事件。
照黄先生看来，也是他反复强调的，当日中国之落后，包括政治军事诸方面的崩坏等等，全因组织结构不足，高层与底层之间缺乏一个丰满的以法制联系的中层。蒋则以一己之力来支撑个中缺陷，完成国家高层的重生，接下来对下层的改造则由毛泽东继之完成。这种解读不免事后诸葛亮的宿命论色彩，跟也不失为一个认识中国历史的角度。在《大历史不会萎缩》里，他说 “一九四一年十四师在滇南马关的的情形，也要几十年后和外国比较，才知道中国缺乏商业法律，没有中层机构，因之内地的交通通讯、银行、汇兑、保险、医药以及商品的批发零售，统统没有适当的发展。一到穷乡僻壤，则更捉襟见肘，无法支持现代化军队”。（联经出版，2004年9月，P9、10）这既是当时的实况，也从侧面佐证将抗战之不可能化为可能的艰苦。在无中层支持的情况下，与一个具相当现代化程度的国家进行全面作战，倘无外力介入，几无胜机。
中国政治、军队乃至蒋介石本人的种种缺陷皆由此而生。观[太平洋战争]，美军打退日军一次冲锋，便有一次报数，迅速掌握死伤人数。这种掌握机微的制度，在没有实现“数目字管理”，没有严格有效的征兵、动员体制保证的情况下，必然无法实行。更何况，国军吃空额、虚报人数的情况之泛滥，不说死伤者数目难以计数，大本营对实际的战斗力也只能存有个大略的概观。所以，“数目字管理”保证的科层化的军队，要被以人情和人身依附连结的草莽军队代替。作为中枢，蒋中正与下级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加以连接。当日之景况，除蒋中正外，无论史迪威李宗仁还是宋子文都没法控制中国的局面。所以，日后他与史迪威的冲突不亚于马噶尔尼那一次。两个人在不同的语境中鸡同鸭讲，给对方制造了大把麻烦，无论是史迪威还是“花生米”都无法跨越文化（还有几十年时间）的差距。这一点，后来的魏德迈似乎做得更好，书中有谈到，这里不再赘述。蒋中正既以革命者自居，又曾在底层摸爬滚打，对社会之沉疴认识可谓深刻（如1943年8月27日，他记“川民最痛苦而其工作最残忍者二事即背长纤上滩与提大锥凿石，令人目睹耳闻悲伤难忍”[185]），并有志于改变。可惜命途多舛，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只能在台湾岛的试验田上进行了。
作为一个不合格的“独裁者”，蒋中正人格上的缺陷或多或少影响到了这个国家，从而被进一步放大，极端的认识是“中国社会之表现，全系蒋之人身性格，如有差池，亦必蒋之过失”。（P233）作者评价道，“处理大事时能沉潜而有气魄，大概他有意志力及哲学宗教思想从长对付。及予以短距离及近身之刺激，他反易产生冲动性之反应，视为其终身弱点”。（P182）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政治人物相比，蒋中正亦是一个较为仁厚的人，他自有自己的污点，但不曾杀戮功臣，对待老战友许崇智的宽容可谓“惊人”。现在回头看蒋的时代，他复杂人格中的仁厚更应获得承认。
看过杨天石先生的《追寻真正的蒋介石》后，有了比对，估计会有更立体的认识，到时再来增补。咱家从小就听到蒋介石的种种不是，连一人身兼无数个职位都成了笑话，看起来活脱脱一个独夫民贼的形象。照黄先生看，这种可笑的情形不过是当时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无奈之举，全因内外交困，无中层机构导致。随着对历史了解的增多，蒋中正的刻板印象方才有所松动，书里也引到丘吉尔对蒋的追忆，也不像想象中的糟糕：“这是我第一次见及蒋介石。他的性格给我一个冷静、持重和敏捷的观感。”（P254）而近来看到《一寸河山一寸血》，方才产生颠覆性的反思。对蒋中正的重新评估，也是对抗日战争特别是国军的重新评估。前两日浏览了一下中日两国学者最近合作的中日简史，没检索出来“中流砥柱”之类的惯用词，遣词造句也趋于中立。这是个不错的趋向，认真对待历史也是认真对待我们自己，因为历史的参与者就是我们的祖先。有意思的是，从蒋中正至中国革命，黄先生提出了一个类似于甘阳老师“通三统”的三段观点，不过三个角色是“蒋介石、毛泽东和他们的继承人”。这倒也不失为认识中国当下社会的起点。
http://www.mtime.com/my/underground1984/blog/3877092/
他的演讲历时十分钟。突然地他的头颅低垂，失眠的眼眶陷凹处见形，在这一刹那的松弛他的平稳之外貌露相，紧张与疲劳在这胜利的关头显现在他人身上……”
这是黄仁宇引用的白修德（还是别人？黄先生没有明示）对蒋中正的记述。（P320、321）其时抗战胜利，蒋中正通过广播向全国发表演讲，统帅和凡人的面貌同时显现在他身上。回过头去看，他此刻的荣光和踌躇满志只是昙花一现。很快，这个带领国家抵抗外辱的英雄就成为小丑一般的独夫民贼取代。他的功劳很快被抹平，缺陷则被无限放大，直到荒谬的程度，不知道是历史的悲情还是政治的悲情。白修德对委员长及他领导的政权素无好感，不会凭空产生人身崇拜，他和朋友不过是作为一个职业记者来记录这个时刻。记得在《一寸河山一寸血》里，受访的蒋经国提及乃父在抗战中一边沐浴一边哀号的细节。这种细节不会让蒋介石成为一个完人，但是可以成为一个更丰富和立体的真正人。
黄先生这本《从大历史的角度度蒋介石日记》，跟他以往若干作品相仿，会隔三差五地强调“放宽历史的视界”，总感觉真有这么个老人在一旁耳提面命。当然，这是研究的出发点，亦是今人的特权，值得认真对待。读这本书有个感觉，黄先生惯于把政治人物的行止合理化，并从“大历史”的角度去寻求支持，蒋中正的革命和毛泽东的的土改莫不如此。同时，因主题限制，前者较详细而后者较简略。这种认识角度可能跟写二战战史一个道理，暂且悬置情感和是非，专注在材料中解读历史。
就经历来看，黄先生从学生、记者到军人，再到留学生、历史学家，在检阅和阐释材料上可以亲历作补充，以微观的直接来调和宏观的迂阔。当然，这种调和并非无条件的成立，还需要学者坚持自己的视角和方法，以免将一己的片面误信为历史的全面。有趣的是，他也亲见过蒋中正，直观印象并不见佳。（记得《黄河青山》上较详细地谈过此事，手头没书，无法提供准确页码了）曾见过王春瑜先生的文章，对黄先生颇有微词，其中形容他是“举止不脱某些国民党军官粗俗习气”的“瘦小老头”（《琐忆黄仁宇》，载《纵横》2004年12期），很有些“商女不知亡国恨”的酸劲。如果他所说的林林总总都成立，那也只能看出经理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的烙印了。
日记一方面是一个人的内心独白（甚至辩白、文过饰非），另一方面，因为其主人身份特殊，又沾上些宣传鼓动的政治特质。蒋氏日记，黄先生所据张本是《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局影印本，借自哈佛燕京图书馆”[P6]）、《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和古屋奎二著《蒋介石秘录》，三书出入若干，以前二者为重点。除比对这三本书，黄先生还征引了西文材料若干，如包括当事人回忆录、文件，以及历史著作等等，其中涂克门（Barbara Tuchman）的《史迪威及美国在华经验》和史迪威本人的信件、笔记尤其有趣。
我对历史知之甚少，所以大致就黄先生这本书谈谈对蒋中正的认识，目之所及可能仅只是黄仁宇的蒋中正。
虽则以新创之“三民主义”和激烈的革命话语为权力合法性来源，但就统治术来看，蒋是较传统的中国人。另外，基督教信仰又增加了其思想的复杂程度。就日记来看，他的信仰至为虔诚，绝非成全“中美合作”的权宜之计。
古人的智慧中，曾国藩等可以提供现世的权谋、技术，而王阳明式的唯心哲学则对他的世界观有较大影响。他在1938年最后一天时写道，“就余个人而言，德性进步甚少，修养不足，暴躁未减”。（P159）他既有修身之自觉，效果则另当别论，全由后人检讨。及至不堪压力时，无视逻辑、几近谵妄的自我安慰成为没有选择的选择。1944年7月25日，衡阳战役时，他写道“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顶峰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P287）这个许愿在电影[宋家皇朝]被安在“西安事变”去了，而其最终也没有成真。方先觉脱险归来，他还要连声感谢上帝的眷顾，劝部下信教。也有战事紧急，一夜祷告三次而不能寐的情况。（囧，页码记不清了）
一国之统帅，不以逻辑、技术来解决问题，反而求助非理性的力量，又身处近代，实在令人费解，但是在具体情境下却又不无道理。中国抗战，原是战无可战。双方无论从国力、军力、社会组织程度，都相差巨大，其间鸿沟全无法靠义气填平。蒋面对无论出于政治策略还是爱国情绪的抗日声浪，都不得不认真考虑。但是在他看来，自己肩负着民族和革命的重任，所以无论寄望于“国联调停”还是与日本接触都是基于更为广泛的考量而采取的措施。其间摇摆反复，具体策略有不妥之处自然可以检讨，但要说他是存心卖国就有失公允了。当然，他最后的苦撑危局直至“冥眩廖疾”和“孤注一掷”，与最初的想法要差之千里，其间也有太多出其不意的偶然事件。
照黄先生看来，也是他反复强调的，当日中国之落后，包括政治军事诸方面的崩坏等等，全因组织结构不足，高层与底层之间缺乏一个丰满的以法制联系的中层。蒋则以一己之力来支撑个中缺陷，完成国家高层的重生，接下来对下层的改造则由毛泽东继之完成。这种解读不免事后诸葛亮的宿命论色彩，跟也不失为一个认识中国历史的角度。在《大历史不会萎缩》里，他说 “一九四一年十四师在滇南马关的的情形，也要几十年后和外国比较，才知道中国缺乏商业法律，没有中层机构，因之内地的交通通讯、银行、汇兑、保险、医药以及商品的批发零售，统统没有适当的发展。一到穷乡僻壤，则更捉襟见肘，无法支持现代化军队”。（联经出版，2004年9月，P9、10）这既是当时的实况，也从侧面佐证将抗战之不可能化为可能的艰苦。在无中层支持的情况下，与一个具相当现代化程度的国家进行全面作战，倘无外力介入，几无胜机。
中国政治、军队乃至蒋介石本人的种种缺陷皆由此而生。观[太平洋战争]，美军打退日军一次冲锋，便有一次报数，迅速掌握死伤人数。这种掌握机微的制度，在没有实现“数目字管理”，没有严格有效的征兵、动员体制保证的情况下，必然无法实行。更何况，国军吃空额、虚报人数的情况之泛滥，不说死伤者数目难以计数，大本营对实际的战斗力也只能存有个大略的概观。所以，“数目字管理”保证的科层化的军队，要被以人情和人身依附连结的草莽军队代替。作为中枢，蒋中正与下级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加以连接。当日之景况，除蒋中正外，无论史迪威李宗仁还是宋子文都没法控制中国的局面。所以，日后他与史迪威的冲突不亚于马噶尔尼那一次。两个人在不同的语境中鸡同鸭讲，给对方制造了大把麻烦，无论是史迪威还是“花生米”都无法跨越文化（还有几十年时间）的差距。这一点，后来的魏德迈似乎做得更好，书中有谈到，这里不再赘述。蒋中正既以革命者自居，又曾在底层摸爬滚打，对社会之沉疴认识可谓深刻（如1943年8月27日，他记“川民最痛苦而其工作最残忍者二事即背长纤上滩与提大锥凿石，令人目睹耳闻悲伤难忍”[185]），并有志于改变。可惜命途多舛，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只能在台湾岛的试验田上进行了。
作为一个不合格的“独裁者”，蒋中正人格上的缺陷或多或少影响到了这个国家，从而被进一步放大，极端的认识是“中国社会之表现，全系蒋之人身性格，如有差池，亦必蒋之过失”。（P233）作者评价道，“处理大事时能沉潜而有气魄，大概他有意志力及哲学宗教思想从长对付。及予以短距离及近身之刺激，他反易产生冲动性之反应，视为其终身弱点”。（P182）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政治人物相比，蒋中正亦是一个较为仁厚的人，他自有自己的污点，但不曾杀戮功臣，对待老战友许崇智的宽容可谓“惊人”。现在回头看蒋的时代，他复杂人格中的仁厚更应获得承认。
看过杨天石先生的《追寻真正的蒋介石》后，有了比对，估计会有更立体的认识，到时再来增补。咱家从小就听到蒋介石的种种不是，连一人身兼无数个职位都成了笑话，看起来活脱脱一个独夫民贼的形象。照黄先生看，这种可笑的情形不过是当时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无奈之举，全因内外交困，无中层机构导致。随着对历史了解的增多，蒋中正的刻板印象方才有所松动，书里也引到丘吉尔对蒋的追忆，也不像想象中的糟糕：“这是我第一次见及蒋介石。他的性格给我一个冷静、持重和敏捷的观感。”（P254）而近来看到《一寸河山一寸血》，方才产生颠覆性的反思。对蒋中正的重新评估，也是对抗日战争特别是国军的重新评估。前两日浏览了一下中日两国学者最近合作的中日简史，没检索出来“中流砥柱”之类的惯用词，遣词造句也趋于中立。这是个不错的趋向，认真对待历史也是认真对待我们自己，因为历史的参与者就是我们的祖先。有意思的是，从蒋中正至中国革命，黄先生提出了一个类似于甘阳老师“通三统”的三段观点，不过三个角色是“蒋介石、毛泽东和他们的继承人”。这倒也不失为认识中国当下社会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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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