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礼贤的“中国心灵”到底是啥？
卫礼贤的“中国心灵”到底是啥？
文/孙浩然
1930年3月，57岁的卫礼贤在德国著名的大学城图宾根去世，相对于他在德国公众中取得的影响，葬礼的规模并不算大。亲友们遵照他的遗愿举行了简单而安静的告别仪式，安葬的地点——巴特•鲍尔神学院——是卫礼贤度过青春期的地方，他在这里认识了自己未来的妻子，也是在这里通过岳父的介绍，获得了一份神职工作。当他以传教士的身份前往中国时，谁能想到30年后，回到这里安息的卫礼贤已经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儒教信徒。同仁们将他称为“中国文化的传教士”，而他的墓碑上，刻着一组他穷其半生研究不尽的八卦符号。
从一个新教传教士，成为一个儒家信徒；从一个神学家，成为一个汉学家；从一个翻译家，成为一个著述家；作为一个德国人，却得到他的同胞“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的评价。生前获清廷赐予的四品顶戴，死后被誉为世界公民，他的译介涉及文史哲以及经济、政治等诸多领域，不但囊括了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儒释道各家著作，更译有《易经》和《吕氏春秋》这样的巨著。他的译本被称为《易经》翻译史上的里程碑，而对炼丹术士这样的神秘领域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探索。荣格、黑塞、卡夫卡等德国人都对他从东方带来的启示各有记述。中德两国一致评价他为“两个世界的使者”。卫礼贤，这个由纯粹神学气氛中走来的传教士，究竟如何在中国生活了25年之久，又如何摄受于神秘的东方文化，变成了一扇向西方传递中国精神的。
一、少年远游
卫礼贤的整个青年时代的经历，都像是在为到中国的远游进行准备。1873年，卫礼贤出生在斯图加特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爸爸是出身贫寒的玻璃画工，娶了当地一个客店老板的女儿，终于得以开办自己的私人作坊。卫礼贤的童年陪伴着小他一岁半的妹妹海伦娜，一家人过的还算宽裕，家人出于让他接手父亲产业的考虑，准备让卫礼贤小学毕业后进入当地的实科学校。然而父亲的突然去世，让年仅十岁的卫礼贤早早承担了家道衰落带来的责任，他被送进人文中学，为了将来的神学生涯打下基础——这是当时贫困家庭的孩子取得学位的唯一途径。此时的卫礼贤并没有意识到童年经历的一切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人生，他在日后的《儿时回忆》中写到，他自己“对神甫职业并没有多少想法。”
可以查证，卫礼贤并不是一个好学生，1891年，他终于以中学毕业资格通过了图宾根福音教神学院的入学补考。此时的他开始对生活和宗教都有了自己的态度，他尽情的享受社交生活，热衷于开玩笑和调情。并认为母亲那种一味笃信宗教的态度“并非真正的虔诚”，只是遵守了宗教的一些外在形式罢了。这大概也是卫礼贤之所以反对教会，并终于与教会完全悖离的原因所在。
1898年，从神学院毕业不久的卫礼贤已经有了几年工作经验，在州教区担任过牧师职务，两年后又调任巴特•鲍尔村，在未来岳父克里斯托弗•布鲁姆哈特的手下任职。在这个依靠布鲁姆哈特家族几代人声望建立起的以疗养胜地著称的小镇里，卫礼贤获得了社交界的青睐，他认识了未来的妻子萨洛莫，但第一次求婚就遭到其父亲的拒绝。面对家族意见，卫礼贤没有拂逆，这反而为他赢得了布鲁姆哈特的好感。在巴特•鲍尔期间，卫礼贤与布鲁姆哈特结成了良师益友的亲密关系。度过了两年充满抱怨的牧师工作后，卫礼贤原本产生了厌倦的情绪，他以代理牧师的身份来到小镇，却没有住在村子里，而是以疗养院为家。在小镇的这段好时光改善了卫礼贤数年来对教会的不满情绪，布鲁姆哈特也常常有激进之举，他们父子曾为了维护劳工利益，不惜直接反对德皇法令。当卫礼贤在一份教会报纸上看到消息：教会正在为德国位于山东的“新保护区胶州”寻找一位牧师和传教士，而这则广告的是与岳父大人保持密切联系的同善会发布的。
去中国的机会在最恰当的时刻出现，卫礼贤几乎是迫不及待的发出了报名申请，他在给教会的信中写到：“我想告诉你们，我随时愿意外出，到遥远的地方去宣讲耶稣的福音。”同年，他与萨洛莫订婚，然后迅速离开德国，在伦敦学习英语，为赶赴青岛做必要的准备。
卫礼贤带着充满他内心世界的浪漫遐想上路了。与其说是因为神秘的东方世界在召唤他，我更愿意相信是因为可藉此脱离欧陆教会世界的摆布，让卫礼贤感到由衷的轻松。他这样回忆在船上的时光：“中欧的迷雾在地平线那边消散了，在意大利的欢歌笑语和蓝天皓月中，我做好了前往美丽的东方的准备。”
二、现实中国
卫礼贤没有想到，展现在自己面前的，却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半殖民地中国。他感慨于上海这座东方都会乍看上去居然像是座英国城市。卫礼贤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失望，不过他仍然不愿相信自己看到的就是中国的真实面貌，而把这种失望怪罪在英国人的头上，他说“上海的喧嚣是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但是我在那儿耳闻目睹的还不是真正的中国。这个城市是英国人的刻板作风(英国人把这种作风带到了他们落脚的每一个地方)和一个孤立无援的中国海港居民的嘈杂相互妥协的产物。”
他迫切的想去寻找那个脑海中想象出来的东方世界，那是一个马可波罗等人一再描绘过的神奇国度。但他首先要去完成他的使命：青岛的花之安神甫正急需他的帮助。事实上，卫礼贤来华的当年，花之安神甫就猝然病逝，给卫礼贤留下了一大堆尚未理出头绪的工作。无论如何，卫礼贤在这里得到了完全自由的空气。他一方面要求国内增派助手，一方面接来妻子，慢条斯理的展开了自己的异乡生涯。殖民建设进展迅速，有大批海军士兵在这里为国服务，卫礼贤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呵护这些德国人的心灵”。根据卫礼贤的描述，这时的青岛，那些满脑子计划的殖民者们，随时可以翻进路边的沟里，因陋就简的睡上一觉，唯一需要担心的是，“碰到另一位先生也溜进这条沟里，打搅了你的好梦”。在这个条件简陋却正在蓬勃发展的“新东方”，卫礼贤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而当隔年他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时，青岛已经有了供电和自来水系统。
卫礼贤一边学习中文，一边将花之安遗留下来的问题一一解决。花之安在德国占领青岛后来到此地，本来计划建立一所学校以推行殖民主义教育。卫礼贤继承花之安的遗志，在青岛胶州路自己的寓所建设了一所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学校：礼贤书院。后又建设了一所医院，命名为花之安医院。这些工作的成绩现在仍能看到，花之安医院解放后改为青岛市人民医院，而礼贤书院即现在的青岛九中。卫礼贤夫妇亲自担任礼贤书院的德文教师，前后从德国运来了中学理化试验器材、地图、动植物标本。借助办学，卫礼贤结实了不少中国人士。学校的老师就有贡生任教，而卫礼贤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爱好也在此体现出来，他要求学生中西兼顾，礼贤书院成为废科举兴学校浪潮中，山东地区乃至全国的先进旧制中学。
作为同善会在此地唯一的牧师，我们怎样描述卫礼贤此时具有的闲情逸致都不过分，他甚至给自己修了一个标准网球场。他开始有计划的，更多时候甚至是随机的去各地游览。在尚未掌握中午的情况下，他跟着自己的中国助手在迷路的晚上骑马奔驰了整整一夜，直到在领地边界遇见了刚刚由德国人帮助组建的中国海关，才发现自己的两腿已经疼的只有叉开才能勉强走上几步。他的德国老乡们忍住笑收留他们，并给他们的神甫老乡准备了早餐。此时的卫礼贤还不满三十岁，这位自称要呵护德国人心灵的年青传教士，在这些老道的冒险家们眼中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子。
经过几年的游历，卫礼贤已对自己身上背负的宗教任务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广大乡村和文化界人士的拜访，让他觉得这个面对任何外来力量的冲击，在摧毁了政治和经济后仍能泰然处之的国度，具有另一种精神力量。他渐渐意识到在中国传教完全不同于他的上级们想象中“是向一种浅薄落后的文化散播福音”，事实上，他们不仅要面临与中国原有的神祈进行对抗，更没想到布道在中国变成了一种发展帮派似的热门活动。农民们为了获得来自教民兄弟的撑腰而入教，洗礼时还要为选择究竟加入某个教派，或是直接加入势力大增的铁路教会犹豫不决。卫礼贤对派出炮舰保护这种江湖义气般的信仰，始终不能苟同。身为传教士，卫礼贤在中国期间没有为一个中国人施洗。“我作为传教士没有劝说任何中国人皈依基督教，这对我是一个安慰。”他将自己从既有的认识中解放出来，转向新的人生目标，越来越多的将精力放在了切身探求关于中国的一切。
三、寻找东方
为了寻找符合自己长久以来期待的东方国度，卫礼贤创造一切机会，扩大在中国的游历范围。他北上内蒙，南下苏杭，不但深入城乡官绅，同时造访儒释道各种文化的胜地考察，在“洋大人”都把中国当成一个发财乐园时，卫礼贤已经深刻体会到了中国人生活的多个维度。他发现了在吸引西方目光的文化和历史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不那么显眼却是鲜活的当下的市井中国。在登泰山乘坐的轿椅上，抬着卫礼贤一行人的民夫像议论包袱一般议论他们所抬之物的斤两，两个不知卫礼贤懂得汉语的民夫一直商量着，趁捆轿杆的皮条松动，可以把这些“货物”丢下山去，以免受回程的重担。卫礼贤坐在轿上，自然不敢流露出听懂了他们谈话的神情，看着前后一众毫不知情的太太们，卫礼贤不由冒出一身冷汗。
对北京故宫的拜访，让他更加同情外国人的单纯，这些以为探索到了神秘大内的老外尽量小心地，秘密买通那些因旧王朝崩溃而沦为“导游”的人们，以索取摆在房顶上类似屋脊六兽的一些摆设。卫礼贤看着这些游客们满载而归后，“导游”们又把新的“古董”摆回原位，继续向新来的游客兜售。卫礼贤并不以此批判东西方之间有何文明上的落差，他更愿意向西方人指点东方国度自有其道理的部分。卫礼贤深恶痛绝的是在西湖边修建那种貌似兵工厂的宾馆。看到苏州街道上，听从英国人调遣的印度锡克警察抽打那些喘息不止的人力车夫或轿夫，以便让有钱外国人的摩托车快速通过，卫礼贤感到西方式的思维和制度已经渗透并破坏了东方式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卫礼贤前往孔子故里的旅行。为了记述这次旅行，他在自传中郑重其事的单独辟出一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关于人心不古的浓厚儒家气息。
由几个学生陪着，卫礼贤乘火车在德国人修建的铁路上抵达潍县。他们像古时的做法一样，给当地政府投去拜贴，又乘坐当地政府安排的轿子，穿过悬挂着被斩首的强盗首级的城门前往青州。在青州这个聚集了众多回教徒的城市里，古董的小贩以神秘的态度向欧洲人兜售各种刚刚仿制出来的宝贝，卫礼贤看到天刚蒙蒙亮的清晨，这么多人蜂拥在一起从事秘密交易，感到这是“一个确实非常罗曼蒂克的场景”。让卫礼贤停留的真正原因，应该是关于孔子曾在这里聆听齐国的“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的传奇记载。
到达济南府后，卫礼贤见到了更多文物贩子，以更丰富的手段忽悠这些傻乎乎的洋大人。卫礼贤匆匆赶到宁阳，他对学生说，早年认识的一个中国朋友在这里的政府部门任职。在这个偏僻的县城里，还不习惯将政府表达为“衙门”，将任职表达为“当差”的卫礼贤，惊讶的目睹了一次中国式的法庭审判：被告、原告和证人一齐跪在地上，地方官表情威严的坐在一张摆放官印的桌子后面，用惊堂木带来的战栗审理案件。卫礼贤对他此次见闻的描述是“我们应当认为，一个称职的官员通常会了解真相。”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可能还要归功于，卫礼贤的这位朋友迅速结束了公务后，又迅速向他展示了一个中国官员惊人的记忆力：这位官员回忆起多年前的一次会面，记得清当时的所有场面，而一个欧洲人最多只能对此留下一下模糊的印象而已。卫礼贤的德国脑袋在此也领悟了中国式人情社会的妙处所在：这位朋友以自己与衍圣公第七十三代传人的私交，竟为他讨来了孔子后裔婚礼的请帖。
天未破晓，卫礼贤一行便动身向曲阜进发。孔庙虽然随着旧王朝成为明日黄花，但这破败的景象有另一种高贵而严肃的气氛。卫礼贤写到：“在一种神圣的宁静中，一种被松柏的浓荫和奇特的鸟鸣加重了的宁静中，人类的心灵会被轻轻打动。” 在孔子的墓前，卫礼贤长久以来阅读的中国经典一一浮现，与现实联系起来。他带着朝圣般的口吻，描述这片神圣的土地，“每一个角落都带有圣人生活过的痕迹。就连长在这里的草也具有魔力。”
第二天的衍圣公婚礼给卫礼贤补上了回到现实的一课。中国的婚礼总是伴随着一顿盛宴，与欧洲的习俗完全不同。新郎付给新娘的彩礼都要当众展示，通常的婚姻都像做买卖一般，是父母给儿子买一个合适的妻子而已。配合婚礼的要举行戏剧表演助兴，一位演员拿着象牙制作的牌子，上面写着他们能够表演的全部曲目。当然，点戏是要给赏钱的，卫礼贤凭直觉给出的小费显得非常大方，令他惊讶的是，一出结束，四个演员抬着一张桌子走上前台，桌上放着他刚才给的那些“小费”，四个人把桌子安放在台子中间，大声喊道：“谢卫大人赏！”卫礼贤虽然尴尬于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但很快就发现自己还是比较幸运的：下一出戏跳的非常之短，又有人抬着桌子上台，桌上放着屈指可数的几个铜钱，几个人又齐声高喊：“谢王大人赏！”大家一片哗然，卫礼贤第一次看到一个中国人突然面红耳赤，在宾客中以袖掩消失不见。
对孔子故里的拜访并未就此画上句号，在回程的船上，卫礼贤遭遇了一个典型的不按逻辑行事的中国农村妇女。他乘坐的船已由官府付过旅费，而当他上岸时，船夫却要求他将携带的一百多串钱全部留下。当这个无厘头的要求遭到拒绝时，船夫的母亲露出头来，对卫礼贤展开了“词汇量非常之大的”连续谩骂。卫礼贤惊诧的观察这个“生理学上的奇迹”。而港口也迅速聚集了一圈人围观洋大人要对船夫做些什么。幸亏一位相识的官员驾到，卫礼贤才得以从被驱散的人群中脱身出来。
这只是20余年在华遭遇中的一点片段，即便如此，卫礼贤也从不认为圣贤之书与现实有任何矛盾之处。在他看来，圣贤书中所讨论的全部内容，都是针对他所遭遇的现实问题，而现实之所以会有太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正是因为外来因素破坏着圣人言行在这片土地上应有的流行，而这股破坏的力量正是以欧洲人为代表的。
四、汉学家
卫礼贤不但对中国的士大夫精神充满神往，对中国的民间帮会组织之严密也叹为观止，他广泛的寻找带有中国特色的各个阶层保持接触。对和尚道士，遗老遗少，强盗乞丐均有研究。在青岛建立了包括“礼贤书院”和“尊孔学社”在内的各级教育与学术机构。当时的青岛人曾目睹一道奇妙的风景：不肯剪辫子的前朝亲王和志在革命的激进分子同是洋教士的座上宾，而佛学大师与风水先生也在此探讨基督会在中国遭受何等命运。
1914年夏，卫礼贤在中国朋友的引荐下结识了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的劳乃宣，卫礼贤惊讶的发现劳乃宣酷似自己刚刚在梦中见到的“崂山仙人”，而此时的卫礼贤已经具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位老者顺理成章的成为卫礼贤版《易经》的中文合作译者。劳乃宣“以幽默诙谐、不拘小节著称，其实是一位真正出色严谨的人。” 在卫礼贤的传记中，可以发现除了依靠劳乃宣“神谕般的”汉学修养，两人都对译文要求极为苛刻：首先由劳乃宣用汉语解释文本含义，而卫礼贤则做白话笔记再译成德语，接着立即在不参照中文原文的情况下，将德文重新回译出来交给老师核对。如此反复多次修改，最终确立最终译本，又经过在重要部分注释，才算译本完成。
战争的爆发中断了这项令人殚精竭虑的工作，“我尊敬的师长老先生退回内地。翻译没做完就放在那儿了，我想它恐怕永远也无法完工了吧。”沉浸在巨大失望中的卫礼贤没有想到，在试图复辟的一切幻想破灭之后，劳乃宣奇迹般的来信表示，自己放不下这项工作，希望能够回到青岛继续翻译。《易经》翻译一波三折，最终成功，令卫礼贤在欧洲的汉学界名声鹊起，当他返身打算敬谢恩师时，劳乃宣手握写给卫礼贤这位最后的洋门生的遗书，在战争中告别了人世。
荣格见到晚年的卫礼贤时，发现他早已全身汉化。作为数次为卫礼贤版《易经》以及《太乙金华宗旨》写过专门译介的著名德国心理学家，荣格称自己晚年主要思想“共时性原理”完全受到这些中国典籍的启发，他在《易与中国精神》中几乎语无伦次的感谢了这位为德国带来“中国福音”的老朋友卫礼贤。他甚至声称至此自己已经着手建立起一门全新的心理学，秘密正是来自中国道教的太乙金华。
卫礼贤在德国民众中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不懂汉语却热心中国文化的黑塞视也将卫礼贤版《易经》视为珍宝，多次在其作品中探讨卦象含义。除了各种学术专著，卫礼贤在科学与文学方面也广有译介。卡夫卡就曾经送给自己妹妹一本卫礼贤翻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给妹妹做生日礼物。整个20年代德语地区对中国的关注，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卫氏的译本在其诞生后数十年间一再被翻译为多国语言广为流传，这是与首译者卫礼贤独特的翻译风格分不开的。卫礼贤尽量使自己的再创作达到通俗：一个懂德语的中国人可能看不懂中文版的《易经》，但他能读懂卫氏的《易经》。他的译文惯用明白流畅的语言，不是逐字逐句的“死译”，而是删繁就简、提纲挈领式的归纳整理，有时也不乏他那日耳曼式的联想和发挥，卫礼贤在尽量使自己的作品易于理解的同时，也触犯了德国汉学界学院派的权威，他们以同样的理由指责卫礼贤没有经过严格的汉学培训，在学术界，卫礼贤从来没有被作为一个够格的汉学家来对待。
不可否认的是，卫礼贤对中国文化全方位零距离的了解，让理雅各或是皮洛等在某一领域有着出色研究的汉学家都难出其右。与那些坐在学院里通过典籍了解中国的学者不同，卫礼贤曾目睹衣衫褴褛的乞丐嘲笑传教士的顽固，也曾与王公大臣讨论慈禧的怪癖，卫礼贤是从鲜活的黑眼珠里读出了典籍的余韵，东方神韵何以在如此坎坷的历史进程中得以流传数千年而不中断，是他一生都在努力接近的不解之谜。
回顾卫礼贤的一生，刚到山东时的那次旅行或许可以作为其一生求索的绝佳比喻。在这次被他的中国助手忽悠而仓促决定的旅行中，卫礼贤骑着东亚特有的比欧洲同类小一圈的矮马，奔驰在广阔的中国原野上。同伴答应卫礼贤，带他去自己那个未被西方气息浸染的故乡拜访，而这位中国向导却和他的欧洲朋友一起在无边的黑夜中迷了路，迎接他们的是一片彼此都没有见过的景象。“夜色更加深沉，地平线上的石头越来越奇怪，越来越模糊”，两人不断路过盘旋在地面的鬼火，盘踞在碑顶的石龙，白天曾有的繁华隐去，只剩蟋蟀和鬼魂在跟随他们游荡。天际发白，卫礼贤最终找到一家德国人开设的海关才得到食宿关照。即便如此，卫礼贤最终毅然找到了这位中国向导的故乡，迎接他的是多愁善感的驴子嚎叫着，公鸡做数千年来不变的打鸣。卫礼贤第一次发现这些被欧洲人视作苦力的民族，是“父亲、兄长和儿子。”“他们挣钱、存钱，冒着巨大的自我牺牲赡养双亲。”而欧洲的文明使者们，却在“彻底破坏远东的伟大文化方面无所不用其极。”
卫礼贤用在中国度过的半生时光完成了一次更加漫长的黑夜之旅，他始终对那些在夜色中一瞥而过的神秘景象感到惶恐，并尽最大努力去理解他们存在的方式。文教之外，关于这个传教士内心深处的改变，至今我们只能从他翻译到西方的那些道家经典中窥得一些痕迹。
（媒体已用稿）
文/孙浩然
1930年3月，57岁的卫礼贤在德国著名的大学城图宾根去世，相对于他在德国公众中取得的影响，葬礼的规模并不算大。亲友们遵照他的遗愿举行了简单而安静的告别仪式，安葬的地点——巴特•鲍尔神学院——是卫礼贤度过青春期的地方，他在这里认识了自己未来的妻子，也是在这里通过岳父的介绍，获得了一份神职工作。当他以传教士的身份前往中国时，谁能想到30年后，回到这里安息的卫礼贤已经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儒教信徒。同仁们将他称为“中国文化的传教士”，而他的墓碑上，刻着一组他穷其半生研究不尽的八卦符号。
从一个新教传教士，成为一个儒家信徒；从一个神学家，成为一个汉学家；从一个翻译家，成为一个著述家；作为一个德国人，却得到他的同胞“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的评价。生前获清廷赐予的四品顶戴，死后被誉为世界公民，他的译介涉及文史哲以及经济、政治等诸多领域，不但囊括了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儒释道各家著作，更译有《易经》和《吕氏春秋》这样的巨著。他的译本被称为《易经》翻译史上的里程碑，而对炼丹术士这样的神秘领域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探索。荣格、黑塞、卡夫卡等德国人都对他从东方带来的启示各有记述。中德两国一致评价他为“两个世界的使者”。卫礼贤，这个由纯粹神学气氛中走来的传教士，究竟如何在中国生活了25年之久，又如何摄受于神秘的东方文化，变成了一扇向西方传递中国精神的。
一、少年远游
卫礼贤的整个青年时代的经历，都像是在为到中国的远游进行准备。1873年，卫礼贤出生在斯图加特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爸爸是出身贫寒的玻璃画工，娶了当地一个客店老板的女儿，终于得以开办自己的私人作坊。卫礼贤的童年陪伴着小他一岁半的妹妹海伦娜，一家人过的还算宽裕，家人出于让他接手父亲产业的考虑，准备让卫礼贤小学毕业后进入当地的实科学校。然而父亲的突然去世，让年仅十岁的卫礼贤早早承担了家道衰落带来的责任，他被送进人文中学，为了将来的神学生涯打下基础——这是当时贫困家庭的孩子取得学位的唯一途径。此时的卫礼贤并没有意识到童年经历的一切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人生，他在日后的《儿时回忆》中写到，他自己“对神甫职业并没有多少想法。”
可以查证，卫礼贤并不是一个好学生，1891年，他终于以中学毕业资格通过了图宾根福音教神学院的入学补考。此时的他开始对生活和宗教都有了自己的态度，他尽情的享受社交生活，热衷于开玩笑和调情。并认为母亲那种一味笃信宗教的态度“并非真正的虔诚”，只是遵守了宗教的一些外在形式罢了。这大概也是卫礼贤之所以反对教会，并终于与教会完全悖离的原因所在。
1898年，从神学院毕业不久的卫礼贤已经有了几年工作经验，在州教区担任过牧师职务，两年后又调任巴特•鲍尔村，在未来岳父克里斯托弗•布鲁姆哈特的手下任职。在这个依靠布鲁姆哈特家族几代人声望建立起的以疗养胜地著称的小镇里，卫礼贤获得了社交界的青睐，他认识了未来的妻子萨洛莫，但第一次求婚就遭到其父亲的拒绝。面对家族意见，卫礼贤没有拂逆，这反而为他赢得了布鲁姆哈特的好感。在巴特•鲍尔期间，卫礼贤与布鲁姆哈特结成了良师益友的亲密关系。度过了两年充满抱怨的牧师工作后，卫礼贤原本产生了厌倦的情绪，他以代理牧师的身份来到小镇，却没有住在村子里，而是以疗养院为家。在小镇的这段好时光改善了卫礼贤数年来对教会的不满情绪，布鲁姆哈特也常常有激进之举，他们父子曾为了维护劳工利益，不惜直接反对德皇法令。当卫礼贤在一份教会报纸上看到消息：教会正在为德国位于山东的“新保护区胶州”寻找一位牧师和传教士，而这则广告的是与岳父大人保持密切联系的同善会发布的。
去中国的机会在最恰当的时刻出现，卫礼贤几乎是迫不及待的发出了报名申请，他在给教会的信中写到：“我想告诉你们，我随时愿意外出，到遥远的地方去宣讲耶稣的福音。”同年，他与萨洛莫订婚，然后迅速离开德国，在伦敦学习英语，为赶赴青岛做必要的准备。
卫礼贤带着充满他内心世界的浪漫遐想上路了。与其说是因为神秘的东方世界在召唤他，我更愿意相信是因为可藉此脱离欧陆教会世界的摆布，让卫礼贤感到由衷的轻松。他这样回忆在船上的时光：“中欧的迷雾在地平线那边消散了，在意大利的欢歌笑语和蓝天皓月中，我做好了前往美丽的东方的准备。”
二、现实中国
卫礼贤没有想到，展现在自己面前的，却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半殖民地中国。他感慨于上海这座东方都会乍看上去居然像是座英国城市。卫礼贤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失望，不过他仍然不愿相信自己看到的就是中国的真实面貌，而把这种失望怪罪在英国人的头上，他说“上海的喧嚣是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但是我在那儿耳闻目睹的还不是真正的中国。这个城市是英国人的刻板作风(英国人把这种作风带到了他们落脚的每一个地方)和一个孤立无援的中国海港居民的嘈杂相互妥协的产物。”
他迫切的想去寻找那个脑海中想象出来的东方世界，那是一个马可波罗等人一再描绘过的神奇国度。但他首先要去完成他的使命：青岛的花之安神甫正急需他的帮助。事实上，卫礼贤来华的当年，花之安神甫就猝然病逝，给卫礼贤留下了一大堆尚未理出头绪的工作。无论如何，卫礼贤在这里得到了完全自由的空气。他一方面要求国内增派助手，一方面接来妻子，慢条斯理的展开了自己的异乡生涯。殖民建设进展迅速，有大批海军士兵在这里为国服务，卫礼贤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呵护这些德国人的心灵”。根据卫礼贤的描述，这时的青岛，那些满脑子计划的殖民者们，随时可以翻进路边的沟里，因陋就简的睡上一觉，唯一需要担心的是，“碰到另一位先生也溜进这条沟里，打搅了你的好梦”。在这个条件简陋却正在蓬勃发展的“新东方”，卫礼贤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而当隔年他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时，青岛已经有了供电和自来水系统。
卫礼贤一边学习中文，一边将花之安遗留下来的问题一一解决。花之安在德国占领青岛后来到此地，本来计划建立一所学校以推行殖民主义教育。卫礼贤继承花之安的遗志，在青岛胶州路自己的寓所建设了一所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学校：礼贤书院。后又建设了一所医院，命名为花之安医院。这些工作的成绩现在仍能看到，花之安医院解放后改为青岛市人民医院，而礼贤书院即现在的青岛九中。卫礼贤夫妇亲自担任礼贤书院的德文教师，前后从德国运来了中学理化试验器材、地图、动植物标本。借助办学，卫礼贤结实了不少中国人士。学校的老师就有贡生任教，而卫礼贤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爱好也在此体现出来，他要求学生中西兼顾，礼贤书院成为废科举兴学校浪潮中，山东地区乃至全国的先进旧制中学。
作为同善会在此地唯一的牧师，我们怎样描述卫礼贤此时具有的闲情逸致都不过分，他甚至给自己修了一个标准网球场。他开始有计划的，更多时候甚至是随机的去各地游览。在尚未掌握中午的情况下，他跟着自己的中国助手在迷路的晚上骑马奔驰了整整一夜，直到在领地边界遇见了刚刚由德国人帮助组建的中国海关，才发现自己的两腿已经疼的只有叉开才能勉强走上几步。他的德国老乡们忍住笑收留他们，并给他们的神甫老乡准备了早餐。此时的卫礼贤还不满三十岁，这位自称要呵护德国人心灵的年青传教士，在这些老道的冒险家们眼中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子。
经过几年的游历，卫礼贤已对自己身上背负的宗教任务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广大乡村和文化界人士的拜访，让他觉得这个面对任何外来力量的冲击，在摧毁了政治和经济后仍能泰然处之的国度，具有另一种精神力量。他渐渐意识到在中国传教完全不同于他的上级们想象中“是向一种浅薄落后的文化散播福音”，事实上，他们不仅要面临与中国原有的神祈进行对抗，更没想到布道在中国变成了一种发展帮派似的热门活动。农民们为了获得来自教民兄弟的撑腰而入教，洗礼时还要为选择究竟加入某个教派，或是直接加入势力大增的铁路教会犹豫不决。卫礼贤对派出炮舰保护这种江湖义气般的信仰，始终不能苟同。身为传教士，卫礼贤在中国期间没有为一个中国人施洗。“我作为传教士没有劝说任何中国人皈依基督教，这对我是一个安慰。”他将自己从既有的认识中解放出来，转向新的人生目标，越来越多的将精力放在了切身探求关于中国的一切。
三、寻找东方
为了寻找符合自己长久以来期待的东方国度，卫礼贤创造一切机会，扩大在中国的游历范围。他北上内蒙，南下苏杭，不但深入城乡官绅，同时造访儒释道各种文化的胜地考察，在“洋大人”都把中国当成一个发财乐园时，卫礼贤已经深刻体会到了中国人生活的多个维度。他发现了在吸引西方目光的文化和历史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不那么显眼却是鲜活的当下的市井中国。在登泰山乘坐的轿椅上，抬着卫礼贤一行人的民夫像议论包袱一般议论他们所抬之物的斤两，两个不知卫礼贤懂得汉语的民夫一直商量着，趁捆轿杆的皮条松动，可以把这些“货物”丢下山去，以免受回程的重担。卫礼贤坐在轿上，自然不敢流露出听懂了他们谈话的神情，看着前后一众毫不知情的太太们，卫礼贤不由冒出一身冷汗。
对北京故宫的拜访，让他更加同情外国人的单纯，这些以为探索到了神秘大内的老外尽量小心地，秘密买通那些因旧王朝崩溃而沦为“导游”的人们，以索取摆在房顶上类似屋脊六兽的一些摆设。卫礼贤看着这些游客们满载而归后，“导游”们又把新的“古董”摆回原位，继续向新来的游客兜售。卫礼贤并不以此批判东西方之间有何文明上的落差，他更愿意向西方人指点东方国度自有其道理的部分。卫礼贤深恶痛绝的是在西湖边修建那种貌似兵工厂的宾馆。看到苏州街道上，听从英国人调遣的印度锡克警察抽打那些喘息不止的人力车夫或轿夫，以便让有钱外国人的摩托车快速通过，卫礼贤感到西方式的思维和制度已经渗透并破坏了东方式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卫礼贤前往孔子故里的旅行。为了记述这次旅行，他在自传中郑重其事的单独辟出一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关于人心不古的浓厚儒家气息。
由几个学生陪着，卫礼贤乘火车在德国人修建的铁路上抵达潍县。他们像古时的做法一样，给当地政府投去拜贴，又乘坐当地政府安排的轿子，穿过悬挂着被斩首的强盗首级的城门前往青州。在青州这个聚集了众多回教徒的城市里，古董的小贩以神秘的态度向欧洲人兜售各种刚刚仿制出来的宝贝，卫礼贤看到天刚蒙蒙亮的清晨，这么多人蜂拥在一起从事秘密交易，感到这是“一个确实非常罗曼蒂克的场景”。让卫礼贤停留的真正原因，应该是关于孔子曾在这里聆听齐国的“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的传奇记载。
到达济南府后，卫礼贤见到了更多文物贩子，以更丰富的手段忽悠这些傻乎乎的洋大人。卫礼贤匆匆赶到宁阳，他对学生说，早年认识的一个中国朋友在这里的政府部门任职。在这个偏僻的县城里，还不习惯将政府表达为“衙门”，将任职表达为“当差”的卫礼贤，惊讶的目睹了一次中国式的法庭审判：被告、原告和证人一齐跪在地上，地方官表情威严的坐在一张摆放官印的桌子后面，用惊堂木带来的战栗审理案件。卫礼贤对他此次见闻的描述是“我们应当认为，一个称职的官员通常会了解真相。”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可能还要归功于，卫礼贤的这位朋友迅速结束了公务后，又迅速向他展示了一个中国官员惊人的记忆力：这位官员回忆起多年前的一次会面，记得清当时的所有场面，而一个欧洲人最多只能对此留下一下模糊的印象而已。卫礼贤的德国脑袋在此也领悟了中国式人情社会的妙处所在：这位朋友以自己与衍圣公第七十三代传人的私交，竟为他讨来了孔子后裔婚礼的请帖。
天未破晓，卫礼贤一行便动身向曲阜进发。孔庙虽然随着旧王朝成为明日黄花，但这破败的景象有另一种高贵而严肃的气氛。卫礼贤写到：“在一种神圣的宁静中，一种被松柏的浓荫和奇特的鸟鸣加重了的宁静中，人类的心灵会被轻轻打动。” 在孔子的墓前，卫礼贤长久以来阅读的中国经典一一浮现，与现实联系起来。他带着朝圣般的口吻，描述这片神圣的土地，“每一个角落都带有圣人生活过的痕迹。就连长在这里的草也具有魔力。”
第二天的衍圣公婚礼给卫礼贤补上了回到现实的一课。中国的婚礼总是伴随着一顿盛宴，与欧洲的习俗完全不同。新郎付给新娘的彩礼都要当众展示，通常的婚姻都像做买卖一般，是父母给儿子买一个合适的妻子而已。配合婚礼的要举行戏剧表演助兴，一位演员拿着象牙制作的牌子，上面写着他们能够表演的全部曲目。当然，点戏是要给赏钱的，卫礼贤凭直觉给出的小费显得非常大方，令他惊讶的是，一出结束，四个演员抬着一张桌子走上前台，桌上放着他刚才给的那些“小费”，四个人把桌子安放在台子中间，大声喊道：“谢卫大人赏！”卫礼贤虽然尴尬于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但很快就发现自己还是比较幸运的：下一出戏跳的非常之短，又有人抬着桌子上台，桌上放着屈指可数的几个铜钱，几个人又齐声高喊：“谢王大人赏！”大家一片哗然，卫礼贤第一次看到一个中国人突然面红耳赤，在宾客中以袖掩消失不见。
对孔子故里的拜访并未就此画上句号，在回程的船上，卫礼贤遭遇了一个典型的不按逻辑行事的中国农村妇女。他乘坐的船已由官府付过旅费，而当他上岸时，船夫却要求他将携带的一百多串钱全部留下。当这个无厘头的要求遭到拒绝时，船夫的母亲露出头来，对卫礼贤展开了“词汇量非常之大的”连续谩骂。卫礼贤惊诧的观察这个“生理学上的奇迹”。而港口也迅速聚集了一圈人围观洋大人要对船夫做些什么。幸亏一位相识的官员驾到，卫礼贤才得以从被驱散的人群中脱身出来。
这只是20余年在华遭遇中的一点片段，即便如此，卫礼贤也从不认为圣贤之书与现实有任何矛盾之处。在他看来，圣贤书中所讨论的全部内容，都是针对他所遭遇的现实问题，而现实之所以会有太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正是因为外来因素破坏着圣人言行在这片土地上应有的流行，而这股破坏的力量正是以欧洲人为代表的。
四、汉学家
卫礼贤不但对中国的士大夫精神充满神往，对中国的民间帮会组织之严密也叹为观止，他广泛的寻找带有中国特色的各个阶层保持接触。对和尚道士，遗老遗少，强盗乞丐均有研究。在青岛建立了包括“礼贤书院”和“尊孔学社”在内的各级教育与学术机构。当时的青岛人曾目睹一道奇妙的风景：不肯剪辫子的前朝亲王和志在革命的激进分子同是洋教士的座上宾，而佛学大师与风水先生也在此探讨基督会在中国遭受何等命运。
1914年夏，卫礼贤在中国朋友的引荐下结识了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的劳乃宣，卫礼贤惊讶的发现劳乃宣酷似自己刚刚在梦中见到的“崂山仙人”，而此时的卫礼贤已经具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位老者顺理成章的成为卫礼贤版《易经》的中文合作译者。劳乃宣“以幽默诙谐、不拘小节著称，其实是一位真正出色严谨的人。” 在卫礼贤的传记中，可以发现除了依靠劳乃宣“神谕般的”汉学修养，两人都对译文要求极为苛刻：首先由劳乃宣用汉语解释文本含义，而卫礼贤则做白话笔记再译成德语，接着立即在不参照中文原文的情况下，将德文重新回译出来交给老师核对。如此反复多次修改，最终确立最终译本，又经过在重要部分注释，才算译本完成。
战争的爆发中断了这项令人殚精竭虑的工作，“我尊敬的师长老先生退回内地。翻译没做完就放在那儿了，我想它恐怕永远也无法完工了吧。”沉浸在巨大失望中的卫礼贤没有想到，在试图复辟的一切幻想破灭之后，劳乃宣奇迹般的来信表示，自己放不下这项工作，希望能够回到青岛继续翻译。《易经》翻译一波三折，最终成功，令卫礼贤在欧洲的汉学界名声鹊起，当他返身打算敬谢恩师时，劳乃宣手握写给卫礼贤这位最后的洋门生的遗书，在战争中告别了人世。
荣格见到晚年的卫礼贤时，发现他早已全身汉化。作为数次为卫礼贤版《易经》以及《太乙金华宗旨》写过专门译介的著名德国心理学家，荣格称自己晚年主要思想“共时性原理”完全受到这些中国典籍的启发，他在《易与中国精神》中几乎语无伦次的感谢了这位为德国带来“中国福音”的老朋友卫礼贤。他甚至声称至此自己已经着手建立起一门全新的心理学，秘密正是来自中国道教的太乙金华。
卫礼贤在德国民众中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不懂汉语却热心中国文化的黑塞视也将卫礼贤版《易经》视为珍宝，多次在其作品中探讨卦象含义。除了各种学术专著，卫礼贤在科学与文学方面也广有译介。卡夫卡就曾经送给自己妹妹一本卫礼贤翻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给妹妹做生日礼物。整个20年代德语地区对中国的关注，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卫氏的译本在其诞生后数十年间一再被翻译为多国语言广为流传，这是与首译者卫礼贤独特的翻译风格分不开的。卫礼贤尽量使自己的再创作达到通俗：一个懂德语的中国人可能看不懂中文版的《易经》，但他能读懂卫氏的《易经》。他的译文惯用明白流畅的语言，不是逐字逐句的“死译”，而是删繁就简、提纲挈领式的归纳整理，有时也不乏他那日耳曼式的联想和发挥，卫礼贤在尽量使自己的作品易于理解的同时，也触犯了德国汉学界学院派的权威，他们以同样的理由指责卫礼贤没有经过严格的汉学培训，在学术界，卫礼贤从来没有被作为一个够格的汉学家来对待。
不可否认的是，卫礼贤对中国文化全方位零距离的了解，让理雅各或是皮洛等在某一领域有着出色研究的汉学家都难出其右。与那些坐在学院里通过典籍了解中国的学者不同，卫礼贤曾目睹衣衫褴褛的乞丐嘲笑传教士的顽固，也曾与王公大臣讨论慈禧的怪癖，卫礼贤是从鲜活的黑眼珠里读出了典籍的余韵，东方神韵何以在如此坎坷的历史进程中得以流传数千年而不中断，是他一生都在努力接近的不解之谜。
回顾卫礼贤的一生，刚到山东时的那次旅行或许可以作为其一生求索的绝佳比喻。在这次被他的中国助手忽悠而仓促决定的旅行中，卫礼贤骑着东亚特有的比欧洲同类小一圈的矮马，奔驰在广阔的中国原野上。同伴答应卫礼贤，带他去自己那个未被西方气息浸染的故乡拜访，而这位中国向导却和他的欧洲朋友一起在无边的黑夜中迷了路，迎接他们的是一片彼此都没有见过的景象。“夜色更加深沉，地平线上的石头越来越奇怪，越来越模糊”，两人不断路过盘旋在地面的鬼火，盘踞在碑顶的石龙，白天曾有的繁华隐去，只剩蟋蟀和鬼魂在跟随他们游荡。天际发白，卫礼贤最终找到一家德国人开设的海关才得到食宿关照。即便如此，卫礼贤最终毅然找到了这位中国向导的故乡，迎接他的是多愁善感的驴子嚎叫着，公鸡做数千年来不变的打鸣。卫礼贤第一次发现这些被欧洲人视作苦力的民族，是“父亲、兄长和儿子。”“他们挣钱、存钱，冒着巨大的自我牺牲赡养双亲。”而欧洲的文明使者们，却在“彻底破坏远东的伟大文化方面无所不用其极。”
卫礼贤用在中国度过的半生时光完成了一次更加漫长的黑夜之旅，他始终对那些在夜色中一瞥而过的神秘景象感到惶恐，并尽最大努力去理解他们存在的方式。文教之外，关于这个传教士内心深处的改变，至今我们只能从他翻译到西方的那些道家经典中窥得一些痕迹。
（媒体已用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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