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阅读萨特

怎样阅读萨特













[美]罗伯特•贝纳斯科尼 著
王立秋 试译


1980年，七十四岁的萨特去世的时候，巴黎有五万多人参加了他的葬礼。这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引人注目的，但这件事却发生在他的哲学著作已经成为过去式，他激进的政治立场，也别是他对极左翼群体的介入落后于时代的时候。最后，萨特的声名比与其哲学和政治观念相符的地位要高得多。因为至少在二战结束的头二十年，他一直是处于领导地位的智识人物，不止在法国，还在全世界。所有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似乎都听说过萨特。他的鼎鼎大名既跨越了西方国家与苏联阵营之间的政治边界，也跨越了南北之间的经济边界。他写小说，戏剧和新闻评论，为的是赢取更广泛的读者和听众，但最后，到他死的时候，他所有的贡献，都被还原为一个简单的意象：存在主义者萨特，坐在咖啡厅里用力地书写大部头的哲学著作——事实证明，这些著作是不可读的。

必须承认，对于阅读他（的作品）的困难，萨特本人应承担部分责任。他有文思如泉涌地写作精彩散文的能力，但他却绝少保持这样的品质。他不断地写作。在这样一本（概论性）的的书中，找出保证让他们的读者满意的迷人的摘录是很容易的，但这些引语并不能使人接近其思考的核心：读到书末，人们会发现他们并没有更多地学会怎样阅读萨特。

下列的摘录包括萨特本人一些最精彩的作品。我把它们与他对他最困难的观念的展示并置。要理解这些，花上一些必要的功夫是必须的。他并不总是写作伟大的散文；他经常撕扯、拷问着法语。而且，为了说明自己，萨特偏好，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末期，与修订和重新写作一些原创性的表达直到它们变得清楚无疑相比，他偏好于不断的写作，越来越多地写作。要从《存在于虚无》或《辩证理性批判》中择出五百字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要知道，这两本书可都是超过五百页的大部头著作！萨特由来不喜欢用五百个字来说明重点的努力——如果他能展开这些东西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不省略的话，这里的摘录就是不可能的。

萨特不仅艰涩；他还不断引起误解。在夸大可能更有煽动性的时候，他看起来并没有发布慎重陈述的能力。他写作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而不是请求他们的同意。不幸的是，这个倾向不仅存在与访谈中，当他轻视自己早期的著作，斥之为荒谬的时候，更存在于那些早期作品本身。这使他对于他的批评者来说成为一个容易受到攻击的目标。

尽管如此，对于萨特，一切持中的观点都情不自禁地为其杰出的贡献所压倒。甚至是在他一些文学作品过度辩证的情况下，他早期的短篇小说集《墙》和小说《恶心》——这两本书都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也都是杰作。事实证明，他早期关于情感，自我以及想象的哲学专著，不断地受到人们的关注。他可能只是受到这样的批评，即把《存在与虚无》写得过分艰涩而不忍卒读，但就算是这样，《存在与虚无》也还是所谓欧陆哲学中少数持续引起分析哲学家——他们对隐语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关注的作品之一。类似地，来自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晚期，仅仅是应景制作的一系列论文，如《反犹分子与犹太人》，《黑色俄耳甫斯》和《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已经取得了经典的位置。1947年，在《什么是文学？》中，萨特发展了承诺的或介入的作家的观念，从这点来看，他对改变世界的承诺一直是确定无疑的。他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花在给自己充电上，这样，在同一个十年的末期，他才有能力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呈现出一种由存在主义重新激活的马克思主义。

萨特的写作出于一种危机感，比如说，在介入今天的政治事务，如折磨，非殖民地化，越战以及1968年五月的学生运动的时候，他会为自己的作品而牺牲自己的健康。尽管如此，即使是在生命的晚期，他也没有放松。尽管他的一些政治盟友批判他提出了如此“资产阶级的”主题，他还是坚持他以《家庭的白痴》为标题写作一部居斯塔夫•福楼拜的存在主义专辑的长期规划，这一计划最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产出了三大卷的文集。简言之，萨特是自己成功集合了小说家，剧作家，哲学家，编辑和政治活动家之生命的，承诺的知识分子之观念的化身。

直到今天，萨特依然得到学界的研究，但即使是在他的名字对所有人来说都不陌生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得到更大的公众的阅读——而这对他来说是理所应当的。这部分是因为他的文本不便于阅读：阅读萨特的人往往寄希望于沉浸在自己的存在危机之中，并在这种危机中得到反过来为整个世界承担责任的忠告。萨特式存在主义的大众影像是自我吸收的，但不久之后，人们就会发现，他把人直接带向政治。萨特的哲学要求承诺：不是在约束某人未来的意义上的承诺，而是介入，在政治上为他人而工作的意义上的承诺。

无论如何，萨特主张的政治，在现在比在他的时代更不受人们的青睐。在所谓富足国家的第一世界中，他往往被呈现为一名对立政体的辩护士。但反过来这么说也有正确之处：他在政治判断方面犯了不少严重的错误。尽管如此，回首过去，许多问题看起来在现在要比在当时更清楚的多。对新的读者来说，要理解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如何地大不相同总是不大容易的。不只是美国和英国拯救了法国，还有苏联，苏联当时对自己目标的宣传可要比美国的声音大得多，后者则在自己对种族隔离的拥护上毫无歉意。约翰•热拉西(John Gerassi)用《为他的世纪所仇恨的良心》(“Hated of His Century”)来为萨特的传记命名并非毫无来由。

萨特在第三世界的形象则大不相同，直到今天，作为被压迫者的支持者，萨特依然得到广泛的阅读。他不但担起了被压迫者的事业，而且还尽其所能地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萨特在战后与一群情投意合的巴黎知识分子合办的《现代》杂志的一些版面，就是为第三世界发言的男人和女人而设的，而萨特则用自己的声明来为这些声音赢取听众。他为这些男人女人的著作撰写的一些导读，至今仍然因自身受关注而得到广泛的阅读。毫无疑问的是，他听取那些作家——这些人现在已经是声名远扬，当时却为世人所忽略——的声音的渴望，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即他当时采纳的一些立场，现在看来过时且遭到了批评。比如说，在与《黑色俄耳甫斯》相关的，一本与黑性运动(negritude movement)相关的诗集的导读中，人们就可以发现这点。那篇文章写于1948年，十多年来，弗朗茨•法农一直怨言不断，尽管他也承认自己对萨特一直心怀崇敬。在生命的后期，也是秉着同样的精神，萨特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分发毛主义报刊，不是因为他赞同这些刊物的观点，而是认为人们理应听到它们的声音。

尽管如此，人们也不应当偶像化萨特。很难解释——更不用说证明了——他未能支持女性主义这样一个事实。他能够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的作者一同度过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却没有对这个代表着七十代最富决定性的全球运动之一的问题产生敏感，这令人震惊。

萨特在这样的年代写作——在这个时代，主流的哲学看起来完全没有触及与我们的责任，生命的意义相关的这类普通人希望哲学提出的问题。萨特比其他人更好地保持了这些古老问题的活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就算是在那些不喜欢他给出的回答的人之间，偏偏是萨特，成为了他们那一代人唯一的(the)哲学家。与常规的哲学家不同，萨特并非学院派的哲学家：确实，在他于二战前应召入伍后就不再教授哲学，此后也完全没有回到这个行当。存在主义却依然是哲学系所能教授的最流行的课程之一；而由于现在，看起来，主流哲学再一次脱离了与常人的联系，那么，今天，又是阅读萨特，向萨特学习的时候了。




[注]译自Robert Bernasconi, How to Reade Sartre, New York & London, W.W.Norton & Company, 2006。P.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