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枭雄“袁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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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晚清、民国历史在内地持续大热，各种影视、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唐浩明的《曾国藩》、二月河的《康熙大帝》等都可算个中翘楚，值得回味。最近我刚刚读完的著名作家赵焰的新书《晚清有个袁世凯》，也颇为引人注目，该书有史料，有见识、有文采，是难得的佳作。
袁世凯在晚清、民国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近百年来，对袁世凯的研究、评价也往往莫衷一是，众说纷纭。他的身上紧紧地贴着“晚清重臣、新政领袖、民国总统、野心家、卖国贼、大汉奸”这些标签，如影随形，须臾不离。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也是鲜活的，在这些脸谱化、同质化的标签背后，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在阅读历史时，也许更想知道的是：你能告诉我一个充满细节的鲜活的袁世凯吗？这个河南人究竟是以怎样的勇气和狡猾，不借助于科举之力就登上了权力的巅峰？这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中国华盛顿”为什么会一步步滑向帝制的不归路？面对晚清、民国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他的内心又有怎样的感触与挣扎呢？
在阅读《晚清有个袁世凯》前，这些疑惑始终困扰着我，随着对该书阅读的一步步深入，这些疑惑慢慢消去，令我兴奋莫名。赵焰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以文化散文的方式透视了袁世凯的内心世界，用小说的笔法展开了袁世凯一生的波谲云诡。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坚韧不拔，朝鲜危局时的果断勇决，戊戌政变时的摇身一变，悍然称帝时的不识时务等等这些史实细节都被赵焰刻画的入木三分，把一个时代变迁大起大伏中注定牺牲的人物写得淋漓尽致，读来令人感觉酣畅淋漓。
袁世凯的一生有很多谜团，诸如他为何称帝，有没有在戊戌政变时告密等等。但最令人唏嘘不已的，却是这样一个故事。晚清末年，张之洞途经袁世凯驻地保定，其时袁世凯方为直隶总督，因为对张之洞极为佩服，所以大摆宴席招待他。正当北洋各路将士云集，袁世凯亲自向张之洞敬酒之时，却发现张之洞依靠在酒桌旁已鼾鼾而睡。袁世凯恼怒难堪之余，以为张之洞存心轻侮，此后遂不愿与张之洞相结交。我想起这件事，是因为它对清末民初的政局有重大影响。袁世凯在彼时对满清尚没有跋扈不臣之心，假如张之洞亦如当年曾国藩一般品德纯粹而推诚待人，则袁世凯或许真的就可以为张之洞所笼络，难萌其狼子野心。但张之洞向来骄傲，以为袁世凯粗鲁可鄙，不肯轻假辞色，他轻看了袁世凯，终于也使袁世凯看轻了他。及至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挟千里席卷之势，长歌涌入金陵，开始奠基民国之时，袁世凯环顾满朝文武尽是酒囊饭袋、庸碌之辈，这也难免让他有了取而代之的念头。这说来实在满清的不幸，也是袁世凯的不幸了。
袁世凯诚为一代枭雄也，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说“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以这句话考之袁世凯，可谓确论。袁世凯的一生功过是非自不必论，遥想袁世凯当政之时，曾经广铸银元，民间遂亲昵地称之为“袁大头”，是民国时代当之不二的硬通货。今天，倘若我们留心钩沉，在古董市场上仍能不时见到亮锃锃的“袁大头”，时光流逝百年，一代枭雄的袁世凯定然没有想到他会以此种方式传世吧？后人读史至此，焉能不废书长叹？
近年来，晚清、民国历史在内地持续大热，各种影视、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唐浩明的《曾国藩》、二月河的《康熙大帝》等都可算个中翘楚，值得回味。最近我刚刚读完的著名作家赵焰的新书《晚清有个袁世凯》，也颇为引人注目，该书有史料，有见识、有文采，是难得的佳作。
袁世凯在晚清、民国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近百年来，对袁世凯的研究、评价也往往莫衷一是，众说纷纭。他的身上紧紧地贴着“晚清重臣、新政领袖、民国总统、野心家、卖国贼、大汉奸”这些标签，如影随形，须臾不离。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也是鲜活的，在这些脸谱化、同质化的标签背后，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在阅读历史时，也许更想知道的是：你能告诉我一个充满细节的鲜活的袁世凯吗？这个河南人究竟是以怎样的勇气和狡猾，不借助于科举之力就登上了权力的巅峰？这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中国华盛顿”为什么会一步步滑向帝制的不归路？面对晚清、民国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他的内心又有怎样的感触与挣扎呢？
在阅读《晚清有个袁世凯》前，这些疑惑始终困扰着我，随着对该书阅读的一步步深入，这些疑惑慢慢消去，令我兴奋莫名。赵焰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以文化散文的方式透视了袁世凯的内心世界，用小说的笔法展开了袁世凯一生的波谲云诡。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坚韧不拔，朝鲜危局时的果断勇决，戊戌政变时的摇身一变，悍然称帝时的不识时务等等这些史实细节都被赵焰刻画的入木三分，把一个时代变迁大起大伏中注定牺牲的人物写得淋漓尽致，读来令人感觉酣畅淋漓。
袁世凯的一生有很多谜团，诸如他为何称帝，有没有在戊戌政变时告密等等。但最令人唏嘘不已的，却是这样一个故事。晚清末年，张之洞途经袁世凯驻地保定，其时袁世凯方为直隶总督，因为对张之洞极为佩服，所以大摆宴席招待他。正当北洋各路将士云集，袁世凯亲自向张之洞敬酒之时，却发现张之洞依靠在酒桌旁已鼾鼾而睡。袁世凯恼怒难堪之余，以为张之洞存心轻侮，此后遂不愿与张之洞相结交。我想起这件事，是因为它对清末民初的政局有重大影响。袁世凯在彼时对满清尚没有跋扈不臣之心，假如张之洞亦如当年曾国藩一般品德纯粹而推诚待人，则袁世凯或许真的就可以为张之洞所笼络，难萌其狼子野心。但张之洞向来骄傲，以为袁世凯粗鲁可鄙，不肯轻假辞色，他轻看了袁世凯，终于也使袁世凯看轻了他。及至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挟千里席卷之势，长歌涌入金陵，开始奠基民国之时，袁世凯环顾满朝文武尽是酒囊饭袋、庸碌之辈，这也难免让他有了取而代之的念头。这说来实在满清的不幸，也是袁世凯的不幸了。
袁世凯诚为一代枭雄也，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说“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以这句话考之袁世凯，可谓确论。袁世凯的一生功过是非自不必论，遥想袁世凯当政之时，曾经广铸银元，民间遂亲昵地称之为“袁大头”，是民国时代当之不二的硬通货。今天，倘若我们留心钩沉，在古董市场上仍能不时见到亮锃锃的“袁大头”，时光流逝百年，一代枭雄的袁世凯定然没有想到他会以此种方式传世吧？后人读史至此，焉能不废书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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