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瓦解的乡土社会
“世界历史学的趋势,日益重视生活史、口述史。野史正是生活史、口述史。”这是李零在《传统为什么这样红》(《放虎归山》2008山西人民出版社231页)里说的话。《水岚村纪事:一九四九》正是这样一本关于一个村落里的一个小小家族的故事。它提出的问题小一点说来是关于教育,大一点说来是关于文化。不管是那一点,都是断裂的。
第一部分:《在历史和地理的边缘》
这一部分分十二章,分别对每章的主要内容概括如下:
一:作者引用民国时人叶绍钧在民国二十五年上海生活书店发行的《文艺日记》的话来反衬詹庆良对日记的看法,说他是得其精髓的。叶绍钧说:“……现在小学、中学里头的作文,只要教师不是顽固透顶的人物,总教学生写自己周围的事物以及自己所有的情意。……把写作回复到日常生活方面来,让它跟说话处于同等地位;这当然切实有用,绝非点缀人生的玩意儿。日记的材料是个人每天的见闻、行为以及感想,总括起来说,就是整个的生活。我们写日记,写作这事情就跟随生活发生最密切的联系。从这联系逐渐推广开去,以至著书立说,著作等身,总不会违反现实,或者取那种不真诚不严肃的态度。我们从日记练习写作,这就跟现代语文教学同其步趋。由此培养起来的写作能力,必然深至着实,决不会是摇笔展纸几句花言巧语地勾当。”再看詹庆良对写日记的见解:
学生练习日记,诚然多识字面,可以记载事情,可以学文进德,日遇目之所视,耳之所听,手足之所经者,皆可以记之也。
关于日记的写法,只要风景生情,看物起意。但凡人家所饲六畜,皆可为之材料……
我想学生练习日记,诚然是希望多识些字,可以多学些文法,可以多记载之事。凡目之所视,耳之所听,皆可以记之也。不论书本所载之古人事迹,及其历代国事,或者报纸所载目今国事,其它有益于文艺发展之文,亦可以记载上簿……
因此我们得以在詹良庆的日记里看到那个时代的他们村子里的一切。
这一章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詹庆良学到了“今日事今日毕”的做事精神。由此,我们才能在他两年多的时间里——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新正月至次年二月二十一日——不间断地看到他的记述。
二:说“詹庆良非常擅长于见景抒怀,将自己的身受目睹诉诸笔端。”
三:介绍水岚村的地理位置,及所在县的两次离皖入赣事件。陆路难走,乡民凭借发源于县境西北和东北山地的河流与外界发生着联系。婺源县是徽州一府六县的边缘地带,而水岚村在婺源县的西北边陲。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九月,蒋介石出于所谓剿匪的需要,将婺源县划隶江西省管辖。民国三十六年,又被划回安徽。第二次是在江山改色的1949年。
作者通过这两层意思,来说明本篇文章题目:文化地理和政治史下的边缘。
四:交通不便,导致信息闭塞。和水岚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景德镇和徽州休宁的屯溪,因此它们的物价涨落,成了水岚村人民生丰瘠的晴雨表。
五:水岚及其附近村落商品有茶叶和土纸两种。但其时的商业活动受国共纷争影响很大
六;由于皖南地狭人稠,粮食供给从明清到民国一直都是徽州的首要问题。有时詹良庆在日记里会为风调雨顺而欢欣;有时,又会为作物欠收而忧心忡忡。由于粮食长供不应求,水岚村人习惯于挖掘各种野生植物聊以充饥。
七:论说乡村经济之落后,当地以粮食、布匹作为一般等价物。如果它们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盈余,则经济活动立刻陷入调敝。
八:旱灾是水岚村面临的非常重要的自然灾害。广而言之,是整个婺源地区都要受影响。当灾难来临,基层社会世代相沿的民事惯例却依然没有多大的变化。他们有一种求雨的仪式。这种求雨的仪式不管是在詹元相的《畏斋日记》,还是在当代人类学者所描绘的那种“取湫”仪式颇为相近:
“湫”泉是一汪泉水,一般为川谷地区所有。……取“湫”显然是人们在非常的形势下人为设置的一个“非常”情境,它使人们对天上那些无影无踪地雨水的无计可施,变成了对地上那亲眼可见的水在特殊处理后的一种期盼,使面对大范围的灾害时的焦虑转变为小情境中一种可以把握的等待。(安德明:《天水的求雨:非常事件的象征处理》)
詹元相是婺源县浙源乡嘉福里十二都庆源村人,生活于清康雍时代,日记记载起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迄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
九、十:记述了水岚村的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情节,以及地方传统知识和经验等待。民俗文化。
十一:一九四九年前后的国共史料。1、人民国币和人民票通用。2、物价依然在上涨。
十二、十三:引用胡适在《徽州谈》里话,说明农家子弟出路有二,一是在家务农,二是出门经商。并以胡适的例子,反衬詹良庆对人生之路的无奈选择。
历史不能回到过去。被詹庆良视为本家的詹天佑,由于家境不同,他的祖上因经销茶叶落户南海省(广州),詹天佑因缘际会,成为第一批留美学生。从而成就了中国第一个铁道工程专家。
由此反观詹良庆,从他当年的日记,觉得他们之间的禀赋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三人同龄,却因命运的造化,有了迥然不同的人生。令人生发多少感慨,几多唏嘘。
当这一部分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幅五十多年后的詹庆良的影像。经由十四五岁的少年日记得来的印象,到突然见到一个鬓须皆白、眼神沉静、面容刻满风尘的老人时,心里不免有凄苦之感。
第三部分是《重访水岚纪程》
在这一部分里,讲述了《詹氏祖谱》,作者所介绍是民国十九(1930)年重修的庚午新谱。卷之一是“先世科名”,列举了詹氏先辈中有名头的人物,计有“乡饮巽”9人,“岁贡生”1人,“登仕郎”6人,“国学生”24人,“武庠生”2人,“敕封修职郎”1人,“岁生候选按察司知事邑庠生”3人,“侯选县丞”1人,“军功六品”4人。但进入民国,就嗣续乏人了。从此中所列的名单来看,水岚村的文至此似乎已相当不竞。
在詹氏后人手中有两册家刻本,书名叫《水岩月麓山房蛩吟诗集》,作者题作“徽婺苇航詹赞元稿”。作者书写内容丰富:时序变迁、花木荣枯、农事活动、人民疾苦。这书的作者是距詹庆良百年之前的先人。
到詹庆良父辈这一代,作为婺源读书人传统的职业之一,他到休宁做了私塾先生。从詹庆良保存的父亲的《杂录》抄本来看,他的父亲也是个见多识广,勤于笔录的人。
再到詹庆良的读书,这明显地可以看作底层社会读书传统的很自然的延续。
这也许是因为在民间社会里,文字始终有一处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老百姓以不趋时的想法,使得让自己的孩子去读书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这也使得乡土社会的一脉书香得以传承和赓续。
但是在晚清科举制度废除之后,“读则优则仕”的信念渐渐成为遥不可及的梦幻。再加上数十年社会的转型,商品经济的繁荣和传统士人的彻底边缘化。在广大农村急切盼望脱贫致富的农民,已经失去了对读书的热衷,和十年寒窗的耐心。
到了詹庆良的孙子这一辈,对读书的传统已经因当下的社会环境而成为一种尴尬的存在。作者在书中暗示说詹庆良的孙子已经缀学好久了
20世纪最后二十年迄至当下,传媒以无所不在的功力,正迅速而彻底地瓦解着我们的乡土社会,改变着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
作者的脉络是清晰的。他考察的是百年中国的教育在一个小小家族身上的渐变。从世代耕读到缀学之路,传统的教育方式的改变,或者说断裂,在乡土社会里的对社会最基层的大众造成的影响。
李零在同样一篇文章里说道:“好像只是中国大陆断了,香港、台湾没断,日本没断。断裂的罪魁祸首,据说是五四运动。这是危言耸听。断裂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根本原因是现代化。这不是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哪个时段偶然发生的问题,而是近五百年来,带有钱球性的普遍问题。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断中世纪的传统,接希腊、罗马的传统;日本的脱亚入欧,接欧洲传统。……还有,古典教育衰落,也很普遍。欧洲,是20世纪衰落,二次大战后,彻底衰落。拉丁文唱诗,如法国的天主教堂,1960年代以后,也彻底不行了。”
第一部分:《在历史和地理的边缘》
这一部分分十二章,分别对每章的主要内容概括如下:
一:作者引用民国时人叶绍钧在民国二十五年上海生活书店发行的《文艺日记》的话来反衬詹庆良对日记的看法,说他是得其精髓的。叶绍钧说:“……现在小学、中学里头的作文,只要教师不是顽固透顶的人物,总教学生写自己周围的事物以及自己所有的情意。……把写作回复到日常生活方面来,让它跟说话处于同等地位;这当然切实有用,绝非点缀人生的玩意儿。日记的材料是个人每天的见闻、行为以及感想,总括起来说,就是整个的生活。我们写日记,写作这事情就跟随生活发生最密切的联系。从这联系逐渐推广开去,以至著书立说,著作等身,总不会违反现实,或者取那种不真诚不严肃的态度。我们从日记练习写作,这就跟现代语文教学同其步趋。由此培养起来的写作能力,必然深至着实,决不会是摇笔展纸几句花言巧语地勾当。”再看詹庆良对写日记的见解:
学生练习日记,诚然多识字面,可以记载事情,可以学文进德,日遇目之所视,耳之所听,手足之所经者,皆可以记之也。
关于日记的写法,只要风景生情,看物起意。但凡人家所饲六畜,皆可为之材料……
我想学生练习日记,诚然是希望多识些字,可以多学些文法,可以多记载之事。凡目之所视,耳之所听,皆可以记之也。不论书本所载之古人事迹,及其历代国事,或者报纸所载目今国事,其它有益于文艺发展之文,亦可以记载上簿……
因此我们得以在詹良庆的日记里看到那个时代的他们村子里的一切。
这一章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詹庆良学到了“今日事今日毕”的做事精神。由此,我们才能在他两年多的时间里——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新正月至次年二月二十一日——不间断地看到他的记述。
二:说“詹庆良非常擅长于见景抒怀,将自己的身受目睹诉诸笔端。”
三:介绍水岚村的地理位置,及所在县的两次离皖入赣事件。陆路难走,乡民凭借发源于县境西北和东北山地的河流与外界发生着联系。婺源县是徽州一府六县的边缘地带,而水岚村在婺源县的西北边陲。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九月,蒋介石出于所谓剿匪的需要,将婺源县划隶江西省管辖。民国三十六年,又被划回安徽。第二次是在江山改色的1949年。
作者通过这两层意思,来说明本篇文章题目:文化地理和政治史下的边缘。
四:交通不便,导致信息闭塞。和水岚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景德镇和徽州休宁的屯溪,因此它们的物价涨落,成了水岚村人民生丰瘠的晴雨表。
五:水岚及其附近村落商品有茶叶和土纸两种。但其时的商业活动受国共纷争影响很大
六;由于皖南地狭人稠,粮食供给从明清到民国一直都是徽州的首要问题。有时詹良庆在日记里会为风调雨顺而欢欣;有时,又会为作物欠收而忧心忡忡。由于粮食长供不应求,水岚村人习惯于挖掘各种野生植物聊以充饥。
七:论说乡村经济之落后,当地以粮食、布匹作为一般等价物。如果它们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盈余,则经济活动立刻陷入调敝。
八:旱灾是水岚村面临的非常重要的自然灾害。广而言之,是整个婺源地区都要受影响。当灾难来临,基层社会世代相沿的民事惯例却依然没有多大的变化。他们有一种求雨的仪式。这种求雨的仪式不管是在詹元相的《畏斋日记》,还是在当代人类学者所描绘的那种“取湫”仪式颇为相近:
“湫”泉是一汪泉水,一般为川谷地区所有。……取“湫”显然是人们在非常的形势下人为设置的一个“非常”情境,它使人们对天上那些无影无踪地雨水的无计可施,变成了对地上那亲眼可见的水在特殊处理后的一种期盼,使面对大范围的灾害时的焦虑转变为小情境中一种可以把握的等待。(安德明:《天水的求雨:非常事件的象征处理》)
詹元相是婺源县浙源乡嘉福里十二都庆源村人,生活于清康雍时代,日记记载起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迄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
九、十:记述了水岚村的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情节,以及地方传统知识和经验等待。民俗文化。
十一:一九四九年前后的国共史料。1、人民国币和人民票通用。2、物价依然在上涨。
十二、十三:引用胡适在《徽州谈》里话,说明农家子弟出路有二,一是在家务农,二是出门经商。并以胡适的例子,反衬詹良庆对人生之路的无奈选择。
历史不能回到过去。被詹庆良视为本家的詹天佑,由于家境不同,他的祖上因经销茶叶落户南海省(广州),詹天佑因缘际会,成为第一批留美学生。从而成就了中国第一个铁道工程专家。
由此反观詹良庆,从他当年的日记,觉得他们之间的禀赋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三人同龄,却因命运的造化,有了迥然不同的人生。令人生发多少感慨,几多唏嘘。
当这一部分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幅五十多年后的詹庆良的影像。经由十四五岁的少年日记得来的印象,到突然见到一个鬓须皆白、眼神沉静、面容刻满风尘的老人时,心里不免有凄苦之感。
第三部分是《重访水岚纪程》
在这一部分里,讲述了《詹氏祖谱》,作者所介绍是民国十九(1930)年重修的庚午新谱。卷之一是“先世科名”,列举了詹氏先辈中有名头的人物,计有“乡饮巽”9人,“岁贡生”1人,“登仕郎”6人,“国学生”24人,“武庠生”2人,“敕封修职郎”1人,“岁生候选按察司知事邑庠生”3人,“侯选县丞”1人,“军功六品”4人。但进入民国,就嗣续乏人了。从此中所列的名单来看,水岚村的文至此似乎已相当不竞。
在詹氏后人手中有两册家刻本,书名叫《水岩月麓山房蛩吟诗集》,作者题作“徽婺苇航詹赞元稿”。作者书写内容丰富:时序变迁、花木荣枯、农事活动、人民疾苦。这书的作者是距詹庆良百年之前的先人。
到詹庆良父辈这一代,作为婺源读书人传统的职业之一,他到休宁做了私塾先生。从詹庆良保存的父亲的《杂录》抄本来看,他的父亲也是个见多识广,勤于笔录的人。
再到詹庆良的读书,这明显地可以看作底层社会读书传统的很自然的延续。
这也许是因为在民间社会里,文字始终有一处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老百姓以不趋时的想法,使得让自己的孩子去读书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这也使得乡土社会的一脉书香得以传承和赓续。
但是在晚清科举制度废除之后,“读则优则仕”的信念渐渐成为遥不可及的梦幻。再加上数十年社会的转型,商品经济的繁荣和传统士人的彻底边缘化。在广大农村急切盼望脱贫致富的农民,已经失去了对读书的热衷,和十年寒窗的耐心。
到了詹庆良的孙子这一辈,对读书的传统已经因当下的社会环境而成为一种尴尬的存在。作者在书中暗示说詹庆良的孙子已经缀学好久了
20世纪最后二十年迄至当下,传媒以无所不在的功力,正迅速而彻底地瓦解着我们的乡土社会,改变着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
作者的脉络是清晰的。他考察的是百年中国的教育在一个小小家族身上的渐变。从世代耕读到缀学之路,传统的教育方式的改变,或者说断裂,在乡土社会里的对社会最基层的大众造成的影响。
李零在同样一篇文章里说道:“好像只是中国大陆断了,香港、台湾没断,日本没断。断裂的罪魁祸首,据说是五四运动。这是危言耸听。断裂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根本原因是现代化。这不是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哪个时段偶然发生的问题,而是近五百年来,带有钱球性的普遍问题。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断中世纪的传统,接希腊、罗马的传统;日本的脱亚入欧,接欧洲传统。……还有,古典教育衰落,也很普遍。欧洲,是20世纪衰落,二次大战后,彻底衰落。拉丁文唱诗,如法国的天主教堂,1960年代以后,也彻底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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