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怀疑

    奇怪的是，看吴晗的《朱元璋传》中断了许多次，但没有太强的兴趣通读。倒是这样一本没有故事性的书，反而很快分散五次就读完了。
   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阅读体验，因为作者所说的大多数书，我连见也没有见过，相信不少人都有这种感觉。
   谢泳是个很勤勉的研究者。这在他的研究领域就能看得出来，西南联大、储安平、近代知识分子等，都是从杂学而专业的。当然，其中有着对近代思想史一贯的专注。
    与许多书友相反，我倒不觉得他所说的专业、业余的观点，重点在于疑问、怀疑和思索。杂书过眼，是一种方法论，虽然你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观，即所谓历史在细节中，如同布罗代尔一样。和布氏对可能性怀疑不同，谢泳是对叙述者主观的怀疑。
    我想，后者的这种怀疑对如今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甚至成为了一种本能的常态。这是因为断裂的缘故。与一国但暂时分离的台湾学者不同，读殷海光、张朋园，以及许倬云等海外学者的著作，他们则是肯定基础上的怀疑。即，首先对于执政和在野有一个区别的观察和态度。龙应台曾经有一句话，经过权力洗礼的左派才是真正的左派（左派或者换做理想主义者，总之类似意思）。
   这是一种对于反对者的怀疑。目前的大陆，并没有这样的讨论层次。可能因为台湾以及在欧美，看惯了风水轮流转呈现出来的光怪陆离。我们只是在反对，但对反对的反对缺乏警醒和反思，或者还没有到那样的阶段？
    这也是大陆所谓的愤青、文青、学青特别多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在极端情况下的极端表现，暴力只存在于语言之中。所以，我们的大目标至少还能一致，即对于传统和权力的本能反抗。
    这也是我们对所谓的普世价值、普遍人性缺乏认同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没有发现它们的可贵，没有在变动中找到这样的一贯之理。所以，我们的目标还很模糊，即仅仅对于变动的追求，而非对变动的目的有所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