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视角》导言简缩版
一本厚书,除非专门研究者,否则很难读完。导言基本涵盖了文章内容,但行文和翻译比较绕口。我就按照中国读者习惯的方式,对导言进行了再次压缩,有引用原文的,有按照我自己的理解重新编写过的,应该没有改变原意。
这是一个知识上的迂回旅行,我本来要去一个地方,结果顺着一个小岔道,我发现了更美的景色,因此我决定完全放弃原来的旅行。
**********
国家倾向于把社会简单化条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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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初衷是想了解,为什么国家看起来总是不喜欢流动人口?比如流浪汉、无家可归者、巡游的工匠,吉普赛人,等等,在历史上也包括现在,似乎总是被国家看成眼中钉,国家总是试图将人们定居化。
通过研究,我的理解是,国家试图使社会变得更为清晰,更加条理,以便使收税、征兵、反对暴力这些行为变得更简便。
由此概念出发,清晰、条例是国家机器的中心问题,国家统一语言,统一度量衡、语言和法律条文的标准化、土地调查和人口登记制度,从而加强了对所统治对象的控制。
自然界的组织也类似,事实上农业就是将植物加以彻底的再组织和简单化。
国家通过简单化社会带来的很多便利,不仅导入了更为精细的税收和兵役制度,而且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能力。这使得国家可以有区别地介入各种各样的食物,如制定公共卫生标准,进行政治监督和救济贫困人口。
简言之,现代国家机器的基本特征就是简单化,国家把社会简化为一张图纸,当然了,这个图纸是无法描述真实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它只是表达了官方所感兴趣的片段。反过来,国家通过权力,试图按照图纸上的方式来塑造真实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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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国家社会工程灾难的四个必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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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个视角,只要稍作修改,我们可以观察那些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所发生的众多巨大的发展失败,比如俄罗斯的集体化,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的强制化村庄都是20世纪人类的巨大悲剧,无论是生命的丧失还是生活都无可逆转地被打乱(其实还有中国的人民公社运动——改编者注),还有巴西利亚等新城市的失败。
为什么那么多试图改善人类状态的项目却只得到了悲剧式的结果?
我想说明,那些国家发起的社会工程带来的巨大灾难,产生于四个因素的致命结合。
第一、对自然和社会制度的管理制度
也就是上面说的能够重塑社会的简单化,就它们自身而言,只是现代国家机器很普通的工具,它给我们带来好处,也给我们带来潜在威胁。
第二、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
一种强烈而固执的自信,持这种观点的人相信,随着科学地掌握自然规律,人类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的秩序。他们倾向于以视觉美学的观点来看理性的秩序,在他们看来,一个有效率的,被理性组织的城市、村庄是一个在几何学上显出标准化和有秩序的城市、村庄。
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数情况下,是国家有权力的官员和首脑,他们热衷于某些类型的计划和社会组织形式,这种热衷不仅符合他们价值观,与他们的利益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已经是非常中心的描述了)。
还有一种会特别热衷此观点,工程师、建筑师、科学家和技师等等,作为秩序的设计者,他们的技能和地位收到高度赞扬。
这种人在左派右派中都能发现,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特别希望使用国家权力为人民的工作习惯、生活方式、道德行为、世界观带来巨大的,乌托邦式的变化。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乌托邦想象,本身是无害的,在一个自由的议会制国家中启动规划的时候,计划者就得和组织起来的国民(也就是议员)讨论协商,很可能促进改革。只有第三个因素加入之后,乌托邦才有真正的威胁。
第三、独裁主义的国家
它有愿望而且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强制权力来使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设计成为现实。
第四、软弱的公民社会
这样的社会缺少抵制这些计划的能力。
简言之,社会的清晰性提供了大规模开展社会工程的可行性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愿望,独裁的国家有实现这个愿望的决定权和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
****************
这些改善人类状况的计划为什么会失败?
****************
被设计或者规划出来的社会秩序一定是简单的图解,他们经常会忽略真实的生活和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任何的生产过程都依赖于许多非正式的和随机的活动,而这些制度不可能被证实设计在规划中。
正式的项目往往不成文,甚至压抑非正式过程,这就不仅损坏了项目目标人群的利益,也最终导致了设计者的失败。
********
批评与回应
********
我如此言之凿凿,可能有点像我刚才批评的极端现代主义者那样,一旦你下定了结论,你怎么看怎么研究都是这个结论,我可能也如此。但我还是想为两种指责作出辩护。
第一,指责我的观点是毫无原则地崇拜那些地方的、传统和习惯的知识。我想说的是,我的观点不是说实践知识是自然的、神秘的和平等状态下的产物,我强调的是,如果没有正式项目所忽视的那些实践知识的参与,正式的规划是无法立足的。
第二,指责我无政府主义。我已经清楚地阐释过了,国家是一个令人苦恼的机构,一方面保护我们的自由,另一方面又限制我们的自由。
我的观点是:一个受到乌托邦计划和独裁主义鼓舞的,无视其国民的价值、希望和目标的国家,事实上会对人类美好生活构成致命的威胁。一般情况下,国家并非如此残酷,但我们需要权衡国家干预带来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
*********
全球化的条件下这些结论仍然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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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成这本书的时候,资本主义在东欧地区已经取得完胜,这让我对一些国家行为方式的批评看起来像是考古学,然而我想强调的是,不只是国家,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同国家一样,也是均值化、一致化、坐标化和大刀阔斧的简单化的推动者。今天,全球化是推动同质化最强有力的力量,而国家有时反而成了地方差异和多样性的保护者。
我反对某一类特定国家,并不意味我和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主张是一样的,这两者都主张政治上自由的市场协作。
我们将会看到,从现代社会工程项目的失败中所得出的结论,同样适用于市场推动的标准化。
这是一个知识上的迂回旅行,我本来要去一个地方,结果顺着一个小岔道,我发现了更美的景色,因此我决定完全放弃原来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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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倾向于把社会简单化条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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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初衷是想了解,为什么国家看起来总是不喜欢流动人口?比如流浪汉、无家可归者、巡游的工匠,吉普赛人,等等,在历史上也包括现在,似乎总是被国家看成眼中钉,国家总是试图将人们定居化。
通过研究,我的理解是,国家试图使社会变得更为清晰,更加条理,以便使收税、征兵、反对暴力这些行为变得更简便。
由此概念出发,清晰、条例是国家机器的中心问题,国家统一语言,统一度量衡、语言和法律条文的标准化、土地调查和人口登记制度,从而加强了对所统治对象的控制。
自然界的组织也类似,事实上农业就是将植物加以彻底的再组织和简单化。
国家通过简单化社会带来的很多便利,不仅导入了更为精细的税收和兵役制度,而且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能力。这使得国家可以有区别地介入各种各样的食物,如制定公共卫生标准,进行政治监督和救济贫困人口。
简言之,现代国家机器的基本特征就是简单化,国家把社会简化为一张图纸,当然了,这个图纸是无法描述真实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它只是表达了官方所感兴趣的片段。反过来,国家通过权力,试图按照图纸上的方式来塑造真实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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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国家社会工程灾难的四个必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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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个视角,只要稍作修改,我们可以观察那些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所发生的众多巨大的发展失败,比如俄罗斯的集体化,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的强制化村庄都是20世纪人类的巨大悲剧,无论是生命的丧失还是生活都无可逆转地被打乱(其实还有中国的人民公社运动——改编者注),还有巴西利亚等新城市的失败。
为什么那么多试图改善人类状态的项目却只得到了悲剧式的结果?
我想说明,那些国家发起的社会工程带来的巨大灾难,产生于四个因素的致命结合。
第一、对自然和社会制度的管理制度
也就是上面说的能够重塑社会的简单化,就它们自身而言,只是现代国家机器很普通的工具,它给我们带来好处,也给我们带来潜在威胁。
第二、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
一种强烈而固执的自信,持这种观点的人相信,随着科学地掌握自然规律,人类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的秩序。他们倾向于以视觉美学的观点来看理性的秩序,在他们看来,一个有效率的,被理性组织的城市、村庄是一个在几何学上显出标准化和有秩序的城市、村庄。
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数情况下,是国家有权力的官员和首脑,他们热衷于某些类型的计划和社会组织形式,这种热衷不仅符合他们价值观,与他们的利益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已经是非常中心的描述了)。
还有一种会特别热衷此观点,工程师、建筑师、科学家和技师等等,作为秩序的设计者,他们的技能和地位收到高度赞扬。
这种人在左派右派中都能发现,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特别希望使用国家权力为人民的工作习惯、生活方式、道德行为、世界观带来巨大的,乌托邦式的变化。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乌托邦想象,本身是无害的,在一个自由的议会制国家中启动规划的时候,计划者就得和组织起来的国民(也就是议员)讨论协商,很可能促进改革。只有第三个因素加入之后,乌托邦才有真正的威胁。
第三、独裁主义的国家
它有愿望而且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强制权力来使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设计成为现实。
第四、软弱的公民社会
这样的社会缺少抵制这些计划的能力。
简言之,社会的清晰性提供了大规模开展社会工程的可行性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愿望,独裁的国家有实现这个愿望的决定权和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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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改善人类状况的计划为什么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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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设计或者规划出来的社会秩序一定是简单的图解,他们经常会忽略真实的生活和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任何的生产过程都依赖于许多非正式的和随机的活动,而这些制度不可能被证实设计在规划中。
正式的项目往往不成文,甚至压抑非正式过程,这就不仅损坏了项目目标人群的利益,也最终导致了设计者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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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与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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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此言之凿凿,可能有点像我刚才批评的极端现代主义者那样,一旦你下定了结论,你怎么看怎么研究都是这个结论,我可能也如此。但我还是想为两种指责作出辩护。
第一,指责我的观点是毫无原则地崇拜那些地方的、传统和习惯的知识。我想说的是,我的观点不是说实践知识是自然的、神秘的和平等状态下的产物,我强调的是,如果没有正式项目所忽视的那些实践知识的参与,正式的规划是无法立足的。
第二,指责我无政府主义。我已经清楚地阐释过了,国家是一个令人苦恼的机构,一方面保护我们的自由,另一方面又限制我们的自由。
我的观点是:一个受到乌托邦计划和独裁主义鼓舞的,无视其国民的价值、希望和目标的国家,事实上会对人类美好生活构成致命的威胁。一般情况下,国家并非如此残酷,但我们需要权衡国家干预带来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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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条件下这些结论仍然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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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成这本书的时候,资本主义在东欧地区已经取得完胜,这让我对一些国家行为方式的批评看起来像是考古学,然而我想强调的是,不只是国家,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同国家一样,也是均值化、一致化、坐标化和大刀阔斧的简单化的推动者。今天,全球化是推动同质化最强有力的力量,而国家有时反而成了地方差异和多样性的保护者。
我反对某一类特定国家,并不意味我和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主张是一样的,这两者都主张政治上自由的市场协作。
我们将会看到,从现代社会工程项目的失败中所得出的结论,同样适用于市场推动的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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