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从二里头看中华早期文明
原载《文景》2010年3月号
科学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了著名考古学家许宏教授的新著《最早的中国》一书。正如作者所说，“这本书首先应该是一部学术著作。说它是学术著作，是因为它是学者秉持有一说一的学术原则写就的。但它又是一部不同于一般学术著作概念的著作，是一部面向文化大众而非仅为学界的学术著作。”作者自陈：“当越来越浓重的社会责任感被激发起来时，当我以此为契机开始全面梳理前辈和我们这个团队的探索历程，开始从比较文明史的宏阔视角来看二里头乃至它所代表的最早的中国，开始试图发掘一件件文物背后蕴含的丰富的历史信息时，我已经不把这本书的写作看作是学者的一项副业，它已经成为我治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逼着我又读了许多书，搞清了不少问题，同时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将成为我进一步从事相关研究的学术增长点。”他认识到了“本书的成稿，可以看作是考古人努力面向公众的一个青涩的果实”。
这本书想要回答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来的、作为全球文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特质是什么等等一些大的本源问题。
正如作者所述：“我自己给这本小书的定位是：以二里头为切入点，实说、精说和深说‘中国’诞生史”。目前为止，在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中，“中国”一词的出现，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那篇铭文把“中国”的最早地望定位在所谓的“洛邑”，即洛阳盆地及以其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在长达两千余年的时间里，这块为西周王朝所青睐的、被认为是“天下之中”而营建东都的洛阳盆地，居然先后有十余个王朝建都于此。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在作者看来，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有丰富的文献典籍流传于世。但有关早期王朝历史的文献掺杂传说，且经数千年的口传手抄和人为改篡，不能一概视为信史。历来就有学者们就此提出种种质疑。清代以后，经过学者们的逐渐考证和研究发现，即使为学术界所公认那些最早的文献如《尚书》，其中谈论上古史的《虞夏书》、《尧典》、《皋陶谟》、《禹贡》等名篇，也大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就连《商书·盘庚》也是经过周人改写过的产物。进入战国时代，随着周王朝的式微，各诸侯国相互征战，各国的君主都自诩本国为“中国”之正宗，因此都把祖先谱系上推到传说中的圣王，为此而伪造圣王传说的例子也不少。20世纪初年兴起的“古史辨运动”让传统史学彻底摆脱了儒家传统经学框架的沉重束缚，动摇了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体系，在客观上引起人们对用现代科学的眼光重新考察中国文明起源和进程的兴趣，推动了中国早期历史和金石考古学的研究。在这样的大的学术背景下，源于西方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应运而生。中国考古学家与其研究对象间的亲缘关系，决定了他们的探索不同于西方学者对其他文明的所谓“纯客观研究”。通过考古学这一现代学问寻根问祖，重建中国上古史，探索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本源，成为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伊始就矢志追求的一个最大的学术目标。现在，经过近百年来几代学者的努力，终于建构起了对中国史前文化至早期文明的框架性认识。早期的“中国”可以说跃然纸上。
作者在本书中处处结合考古现场的故事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给我们叙述了一幅考古中国和历史中国相结合的历史轨迹。
王国维对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进行研究，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表的基本可靠。这一成果给了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鼓舞，王国维先生本人当时也十分乐观地推测：“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由于《史记·殷本纪》被证明为信史，那么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这一推论几乎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也是夏文化探索的前提之所在。
为此，作者指出：是文字（甲骨文）的发现与解读才最终使晚商史成为信史。我们认为，这一环节也是确认夏文化、夏王朝的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要素。在能够说明夏王朝史实的直接文字材料发现之前，靠单纯的考古学研究是无法最终证明夏文化、确证夏王朝的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商文明的研究与夏文化的探索在性质上尚有重大差别。
二里头早于一般认为属于商代前期都邑的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但它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抑或是前夏后商，学者们长期以来聚讼纷纭，争议不休。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本来是在踏查“夏墟”的过程中发现二里头遗址的。他根据文献记载以及1950年代当时对二里冈文化及相关文化遗存的认识，仍推测二里头遗址“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此后，这一意见在学术界关于夏商分界的热烈讨论中占居主流地位达二十年之久。197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邹衡教授独自提出“二里头遗址为夏都”说，学界遂群起而攻之。此后，各类说法层出不穷，邹衡先生的观点又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从早于二里头的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从早到晚的各期（考古学家一般把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直到其后的二里冈文化初期，每两者之间都有人尝试着切上一刀，作为夏、商文化的分界。由于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可以确证考古学文化主人身份的当时的文字材料，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仍旧是待解之谜。
在对此有关的考古活动中，作者本着“相信其宫殿区外围应该有防御设施”这样的一种信念和工作思路，通过对已掌握的遗迹线索的综合分析和勘查发掘，最终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
如果说殷墟达到了中国青铜文明和早期王朝文明的极盛，那么二里头则具有开启这个新时代的里程碑的意义。我们把视野在时空两个方面放得更远一些，就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二里头在华夏文明史上的位置和历史意义之所在。在被中国古代文献称之为“王朝”的夏、商、周三代广域王权国家形成之前，黄河、长江流域各区域文化独立发展，同时又显现出跨地域的共性。这是一个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的阶段。根据最新的考古学和年代学研究成果，这一时代的下限或许可以下延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与二里头文化相衔接。这个时代，有人称为“邦国时代”、“古国时代”、“万邦时期”等等，指的都是“小国寡民”式的社会组织共存的时代。这一邦国时代，与王国时代（夏商周三代王朝）和后来的帝国时代（秦汉以至明清），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的三个大的阶段。从“多元”的邦国到“一体”的王国的转变就发生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乃至东亚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王国文化的出现，就此改变了东亚大陆的文化格局。二里头文化高度发达的文化内涵，以及前所未有的大范围、跨地域的文化吸收与辐射，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性文化。
作为考古学家的乐观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作者清楚地明白并且主张：目前的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研究的进展，尚不足以支持以夏王朝的史迹为核心内容的“夏文化”以及“夏代”的最终确立。
这对那些相信夏朝存在的知识界和社会上的考古粉丝们，是难以接受的一个现实。
作为世界几大原生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东亚大陆，只是到了二里头时代，才真正拥有了可以与其它文明古国相提并论的文明实体。从考古发现看，二里头都邑所显现的许多制度，都可以说是开中国古代王朝文明之先河。这一文明模式往往被概括为“礼乐文明”。古代中国祭政一体，其规范就是“礼”。“礼”字本来写作“礼”，表示用“醴（酒）”来举行仪式。礼是各个族团以血缘秩序为基础，为了保护自身权益而整合出的社会规范。礼与贵族的社会生活相关联，用礼来建立并维系贵族社会的秩序。从考古学上探讨礼制的起源，主要是从与礼仪相关的宫室建筑和礼仪用器两方面入手。中国古代的宫室，由王侯贵族等进行日常生活的居室、从事政务和礼仪的宫殿，以及祭祀祖先的宗庙三部分组成。这时的宗庙不仅是祭祀祖先的场所，而且也应当是举行各种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可以说，二里头都邑大型宫室建筑具有至高无上的国家政权的象征意义，是君王召集下属从事各种政务、举行各种宫廷礼仪的“朝廷”之所在。作者勾画出一幅早期的“中国”时代和原始礼制的出现息息相关的历史画卷。
科学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了著名考古学家许宏教授的新著《最早的中国》一书。正如作者所说，“这本书首先应该是一部学术著作。说它是学术著作，是因为它是学者秉持有一说一的学术原则写就的。但它又是一部不同于一般学术著作概念的著作，是一部面向文化大众而非仅为学界的学术著作。”作者自陈：“当越来越浓重的社会责任感被激发起来时，当我以此为契机开始全面梳理前辈和我们这个团队的探索历程，开始从比较文明史的宏阔视角来看二里头乃至它所代表的最早的中国，开始试图发掘一件件文物背后蕴含的丰富的历史信息时，我已经不把这本书的写作看作是学者的一项副业，它已经成为我治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逼着我又读了许多书，搞清了不少问题，同时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将成为我进一步从事相关研究的学术增长点。”他认识到了“本书的成稿，可以看作是考古人努力面向公众的一个青涩的果实”。
这本书想要回答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来的、作为全球文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特质是什么等等一些大的本源问题。
正如作者所述：“我自己给这本小书的定位是：以二里头为切入点，实说、精说和深说‘中国’诞生史”。目前为止，在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中，“中国”一词的出现，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那篇铭文把“中国”的最早地望定位在所谓的“洛邑”，即洛阳盆地及以其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在长达两千余年的时间里，这块为西周王朝所青睐的、被认为是“天下之中”而营建东都的洛阳盆地，居然先后有十余个王朝建都于此。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在作者看来，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有丰富的文献典籍流传于世。但有关早期王朝历史的文献掺杂传说，且经数千年的口传手抄和人为改篡，不能一概视为信史。历来就有学者们就此提出种种质疑。清代以后，经过学者们的逐渐考证和研究发现，即使为学术界所公认那些最早的文献如《尚书》，其中谈论上古史的《虞夏书》、《尧典》、《皋陶谟》、《禹贡》等名篇，也大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就连《商书·盘庚》也是经过周人改写过的产物。进入战国时代，随着周王朝的式微，各诸侯国相互征战，各国的君主都自诩本国为“中国”之正宗，因此都把祖先谱系上推到传说中的圣王，为此而伪造圣王传说的例子也不少。20世纪初年兴起的“古史辨运动”让传统史学彻底摆脱了儒家传统经学框架的沉重束缚，动摇了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体系，在客观上引起人们对用现代科学的眼光重新考察中国文明起源和进程的兴趣，推动了中国早期历史和金石考古学的研究。在这样的大的学术背景下，源于西方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应运而生。中国考古学家与其研究对象间的亲缘关系，决定了他们的探索不同于西方学者对其他文明的所谓“纯客观研究”。通过考古学这一现代学问寻根问祖，重建中国上古史，探索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本源，成为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伊始就矢志追求的一个最大的学术目标。现在，经过近百年来几代学者的努力，终于建构起了对中国史前文化至早期文明的框架性认识。早期的“中国”可以说跃然纸上。
作者在本书中处处结合考古现场的故事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给我们叙述了一幅考古中国和历史中国相结合的历史轨迹。
王国维对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进行研究，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表的基本可靠。这一成果给了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鼓舞，王国维先生本人当时也十分乐观地推测：“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由于《史记·殷本纪》被证明为信史，那么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这一推论几乎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也是夏文化探索的前提之所在。
为此，作者指出：是文字（甲骨文）的发现与解读才最终使晚商史成为信史。我们认为，这一环节也是确认夏文化、夏王朝的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要素。在能够说明夏王朝史实的直接文字材料发现之前，靠单纯的考古学研究是无法最终证明夏文化、确证夏王朝的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商文明的研究与夏文化的探索在性质上尚有重大差别。
二里头早于一般认为属于商代前期都邑的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但它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抑或是前夏后商，学者们长期以来聚讼纷纭，争议不休。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本来是在踏查“夏墟”的过程中发现二里头遗址的。他根据文献记载以及1950年代当时对二里冈文化及相关文化遗存的认识，仍推测二里头遗址“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此后，这一意见在学术界关于夏商分界的热烈讨论中占居主流地位达二十年之久。197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邹衡教授独自提出“二里头遗址为夏都”说，学界遂群起而攻之。此后，各类说法层出不穷，邹衡先生的观点又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从早于二里头的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从早到晚的各期（考古学家一般把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直到其后的二里冈文化初期，每两者之间都有人尝试着切上一刀，作为夏、商文化的分界。由于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可以确证考古学文化主人身份的当时的文字材料，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仍旧是待解之谜。
在对此有关的考古活动中，作者本着“相信其宫殿区外围应该有防御设施”这样的一种信念和工作思路，通过对已掌握的遗迹线索的综合分析和勘查发掘，最终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
如果说殷墟达到了中国青铜文明和早期王朝文明的极盛，那么二里头则具有开启这个新时代的里程碑的意义。我们把视野在时空两个方面放得更远一些，就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二里头在华夏文明史上的位置和历史意义之所在。在被中国古代文献称之为“王朝”的夏、商、周三代广域王权国家形成之前，黄河、长江流域各区域文化独立发展，同时又显现出跨地域的共性。这是一个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的阶段。根据最新的考古学和年代学研究成果，这一时代的下限或许可以下延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与二里头文化相衔接。这个时代，有人称为“邦国时代”、“古国时代”、“万邦时期”等等，指的都是“小国寡民”式的社会组织共存的时代。这一邦国时代，与王国时代（夏商周三代王朝）和后来的帝国时代（秦汉以至明清），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的三个大的阶段。从“多元”的邦国到“一体”的王国的转变就发生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乃至东亚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王国文化的出现，就此改变了东亚大陆的文化格局。二里头文化高度发达的文化内涵，以及前所未有的大范围、跨地域的文化吸收与辐射，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性文化。
作为考古学家的乐观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作者清楚地明白并且主张：目前的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研究的进展，尚不足以支持以夏王朝的史迹为核心内容的“夏文化”以及“夏代”的最终确立。
这对那些相信夏朝存在的知识界和社会上的考古粉丝们，是难以接受的一个现实。
作为世界几大原生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东亚大陆，只是到了二里头时代，才真正拥有了可以与其它文明古国相提并论的文明实体。从考古发现看，二里头都邑所显现的许多制度，都可以说是开中国古代王朝文明之先河。这一文明模式往往被概括为“礼乐文明”。古代中国祭政一体，其规范就是“礼”。“礼”字本来写作“礼”，表示用“醴（酒）”来举行仪式。礼是各个族团以血缘秩序为基础，为了保护自身权益而整合出的社会规范。礼与贵族的社会生活相关联，用礼来建立并维系贵族社会的秩序。从考古学上探讨礼制的起源，主要是从与礼仪相关的宫室建筑和礼仪用器两方面入手。中国古代的宫室，由王侯贵族等进行日常生活的居室、从事政务和礼仪的宫殿，以及祭祀祖先的宗庙三部分组成。这时的宗庙不仅是祭祀祖先的场所，而且也应当是举行各种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可以说，二里头都邑大型宫室建筑具有至高无上的国家政权的象征意义，是君王召集下属从事各种政务、举行各种宫廷礼仪的“朝廷”之所在。作者勾画出一幅早期的“中国”时代和原始礼制的出现息息相关的历史画卷。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