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书杂议一百则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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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东大图书
出版时间:1993年
书的副标题是“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确切地说,就是一部郭嵩焘的个人传记。400余页的篇幅,诸多中外文资料的征引,在在显示出作者的专注。郭嵩焘的73年人生,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这几十年也正是中国国运自旷古以来变化最剧的时期。郭嵩焘在宦途中经历了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和变故,和众多关键人物有亲密往来,更成为近现代外交史上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首位正式驻外使节,这些都加重了他的传记的分量。不过,若简单把他当作一位能臣来着墨是不够的,汪荣祖的落笔之处是“走向世界的挫折”,显示出史家眼力。郭嵩焘的仕途与声望虽然看似风光,但他本人终生都有颇强烈的挫折感。“走向世界的挫折”实际上是双重的,即郭本人际遇的挫折和中华帝国面对千载未有之大变局的挫折,而正如全书的结尾一句:“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
郭嵩焘的挫折某种程度上由他的性格决定。他和曾国藩一起北上追求功名,三十而立之年成了翰林,其后在太平天国之乱中显现政务才干,能力受到过肃顺、曾国藩、李鸿章等要人赞赏,可同时,却也和僧王、左宗棠等有很深的矛盾冲突。他逝世后,没能得到赐谥号,对于传统儒家官员来说,不能不是莫大的遗憾。汪荣祖指出的郭嵩焘性格特点,如孤傲自负、固执刚介,使得他在中国官场中注定不是一个讨上级欢心、让同僚交心、给下级安心的尴尬角色。再加上他有领先侪辈也不合时宜的敏感和审思,所以挫折是命中注定的。
人物传记的一个有趣之处,不单是在于我们可以理解传主是个什么样的人,还能通过他的立场去观察他对相识人物的看法,进而认识更多的人。郭嵩焘一生结识交往的中外人士,著名角色简直数不过来,而他在公开、私下场合对这些人的评价,很有研究价值。当然,这些人对郭嵩焘亦有不同看法,毁誉交加。书中笔墨较多的是郭嵩焘、曾纪泽对严复截然迥异的评判,前者对严复的才华推崇备至,引为忘年知己,后者却对严复颇有恶感,责其“狂傲矜张”。这种分歧,达到了郭嵩焘说严复的写作水平“文笔跌宕,才气纵横”,而曾纪泽认为他“中华文字未甚通顺”的程度。严复日后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代名人,尤以翻译西书的功业著称,“信达雅”三字真言泽被至今,以此看来,曾纪泽似乎言过其实。不过,严复毕生并不得志,曾纪泽指出的其性情特点正是源头所在。
郭嵩焘是首任驻欧使节,在欧洲居住多年,对彼时的西方社会有切身的体会。眼下恰逢世博会,当年,郭嵩焘因兼任驻法公使,曾在法国总统陪同下参观巴黎世博会,驻英期间也曾游览伦敦世博会的会址水晶宫,说是与世博会结缘最早的中国人之一当不为过。由于这种经历,郭嵩焘对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有比他人不同的地方。譬如致仕(每次用这个词都要想起余秋雨大师)返乡之后,他对以李鸿章为首的建设海军浪潮不以为然。表面上看,郭嵩焘此一心态无疑有些奇怪,强大的现代海军难道不是却敌御辱的有力武器么?难道不是国力强盛的象征么?
郭嵩焘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海军之案“徒资纷扰,终无裨益”,理由是不符实际,“营求茫无踪影之富强”。汪荣祖指出,北洋水师的兴衰,果真被郭嵩焘不幸言中。而郭嵩焘晚年赋闲家中,仍不忘关切时事,在和友人的信函往来中说了这样一句话:
“未有人心风俗流急败坏,而可与言富强者也。”
我想这句话,到今天还不失为掷地有声的良言吧。
出版时间:1993年
书的副标题是“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确切地说,就是一部郭嵩焘的个人传记。400余页的篇幅,诸多中外文资料的征引,在在显示出作者的专注。郭嵩焘的73年人生,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这几十年也正是中国国运自旷古以来变化最剧的时期。郭嵩焘在宦途中经历了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和变故,和众多关键人物有亲密往来,更成为近现代外交史上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首位正式驻外使节,这些都加重了他的传记的分量。不过,若简单把他当作一位能臣来着墨是不够的,汪荣祖的落笔之处是“走向世界的挫折”,显示出史家眼力。郭嵩焘的仕途与声望虽然看似风光,但他本人终生都有颇强烈的挫折感。“走向世界的挫折”实际上是双重的,即郭本人际遇的挫折和中华帝国面对千载未有之大变局的挫折,而正如全书的结尾一句:“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
郭嵩焘的挫折某种程度上由他的性格决定。他和曾国藩一起北上追求功名,三十而立之年成了翰林,其后在太平天国之乱中显现政务才干,能力受到过肃顺、曾国藩、李鸿章等要人赞赏,可同时,却也和僧王、左宗棠等有很深的矛盾冲突。他逝世后,没能得到赐谥号,对于传统儒家官员来说,不能不是莫大的遗憾。汪荣祖指出的郭嵩焘性格特点,如孤傲自负、固执刚介,使得他在中国官场中注定不是一个讨上级欢心、让同僚交心、给下级安心的尴尬角色。再加上他有领先侪辈也不合时宜的敏感和审思,所以挫折是命中注定的。
人物传记的一个有趣之处,不单是在于我们可以理解传主是个什么样的人,还能通过他的立场去观察他对相识人物的看法,进而认识更多的人。郭嵩焘一生结识交往的中外人士,著名角色简直数不过来,而他在公开、私下场合对这些人的评价,很有研究价值。当然,这些人对郭嵩焘亦有不同看法,毁誉交加。书中笔墨较多的是郭嵩焘、曾纪泽对严复截然迥异的评判,前者对严复的才华推崇备至,引为忘年知己,后者却对严复颇有恶感,责其“狂傲矜张”。这种分歧,达到了郭嵩焘说严复的写作水平“文笔跌宕,才气纵横”,而曾纪泽认为他“中华文字未甚通顺”的程度。严复日后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代名人,尤以翻译西书的功业著称,“信达雅”三字真言泽被至今,以此看来,曾纪泽似乎言过其实。不过,严复毕生并不得志,曾纪泽指出的其性情特点正是源头所在。
郭嵩焘是首任驻欧使节,在欧洲居住多年,对彼时的西方社会有切身的体会。眼下恰逢世博会,当年,郭嵩焘因兼任驻法公使,曾在法国总统陪同下参观巴黎世博会,驻英期间也曾游览伦敦世博会的会址水晶宫,说是与世博会结缘最早的中国人之一当不为过。由于这种经历,郭嵩焘对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有比他人不同的地方。譬如致仕(每次用这个词都要想起余秋雨大师)返乡之后,他对以李鸿章为首的建设海军浪潮不以为然。表面上看,郭嵩焘此一心态无疑有些奇怪,强大的现代海军难道不是却敌御辱的有力武器么?难道不是国力强盛的象征么?
郭嵩焘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海军之案“徒资纷扰,终无裨益”,理由是不符实际,“营求茫无踪影之富强”。汪荣祖指出,北洋水师的兴衰,果真被郭嵩焘不幸言中。而郭嵩焘晚年赋闲家中,仍不忘关切时事,在和友人的信函往来中说了这样一句话:
“未有人心风俗流急败坏,而可与言富强者也。”
我想这句话,到今天还不失为掷地有声的良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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