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容忍与自由》
最近临睡前读《容忍与自由----胡适演讲录》。时常读到莞尔。胡适真是个可爱之人。也是一代自由主义思想者中难得的有趣之人。但凡秉持“某某主义”思想的人，往往会以为真理在握，对待不同己见者，立马要说服之；说服不能，便恐吓之嘲弄之；如遇顽冥强愚者，动口不足以让对方点头，那恨不得动手的邪火也要窜上来了。
胡适先生当时，大约遇到这样的人不少吧，难得他还是不嗔不怒，写书著述外带演讲，那是民国学者的常态生活。他宣讲议题种种 ——社会改良（老先生喜欢的词！）、女子问题、白话文运动、学术方法、自由主义、传统哲学、禅宗思想，活泼自由、并无禁忌。听讲对象有知识分子、大学生也有中学生、小城青年等等，胡适身体力行，实践白话著文（想想他写的白话诗多可爱！），在演讲中也保持用语浅白亲切，可以谈大学问，也可以讲小问题，大概听他演讲的人，定会有春风过耳之感。我辈晚生，不能亲耳聆听，但读到这些演讲文字，心里真欢喜。
所以，对现今那些自称自由主义者的写作者来说，胡适是个良好的标尺与镜鉴。这些人不必开口就说哈耶克、哈维尔、独立宣言、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更不必对“忠诚的马列主义战士”嗤之以鼻，横眉怒目；也不必左右互搏，象个荷尔蒙过剩的斗士。行文为人，要是有胡适先生的一点风度余韵就再好不过了。
近代时政纷乱，人心急躁，胡适先生所身体力行的自由主义，温和有仁，但并不入一干热血青年法眼。那时的热血青年，要的是速战速决，要的是与旧政权一刀两断，无论如何，奉激进马列主义为教条的GCD，在鼓动人心方面是当之无愧的好手。与之相比，说“科学是一个求真的方法，民主是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生活方式”的胡适先生，显得太平淡太简单太温吞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时局如一辆大车，向一个无可挽回的悬崖前进，掌握方向盘的人正是信奉强权者，权力让人狂妄，他们早已听不进任何反对的理由。何况，要抢方向盘的手，实在太多了。就连一众乘客，注意力也在那些鸡毛乱飞的抢夺之手上。时代鼓噪喧嚣，偌大中国，能静心思考又能发出声音的知识分子，实在无几。就连胡适先生这样的大家，说出的话也淹没在噪音当中，他的听众已经走散。
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胡适在北平广播电台演讲中说——
“俄国的大革命，在经济方面要争取劳农大众的利益，那是我们同情的。可是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他，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的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的专制走上一个人的专制。三十年的苦斗，人民所得到的经济利益，还远不如民主国家从自由企业与社会立法得来的经济利益那么多。这是很可惋惜的。"
“我们纵观这三十年的世界历史，只看见那些模仿这种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制度一个个都被打倒了，都毁灭了。今日的世界，无论在老文明的欧洲或是在新起的亚洲，都还是朝着争民主、争自由的大方向走。印度的独立，中国的结束一党训政，都是明显的例子。”
“所以我毫不犹豫地说：世界文化的第三个理想目标是争取民主、争取更多更合理的自由。”
一年之后的一九四八年，他在北平电台的一次演讲中，再一次谈到自由主义的意义，特别提到了容忍的重要——
“我们承认现代的自由主义正应该有和平改革的含义，因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里，自由与容忍铺下了和平改革的道路，自由主义者也就不觉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这最后一点，有许多没有忍耐心的青年人也许听了会不满意，他们要彻底改革，不要那一点一滴的立法。他们要暴力革命，不要和平演进。我要很诚恳地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承认反对的人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的暴力专制政治。”
今天我读到这几段话，觉得这算是胡适先生在公共领域发声最大的演讲了。他一贯的温煦蔼然，稍稍变得剧烈了些，但态度之坦荡坚定，思考现实之当仁不让，是真正的“铁肩担道义”。我与四十年代的听众们，隔了一个甲子，隔了许多变幻的世事，感受也有所不同。那时，他们也许觉得，反正这些知识分子今天讲这个主张，明天又有一个新的主张，都可以听听。（那是一种言论自由的场域和氛围，难道不是吗？）而我，却仿佛头一次听到这样无遮无掩的主张，隔着一点“历史纵深感”，我觉得这些明明白白的话，既是洞见更是预言。
胡适先生当时，大约遇到这样的人不少吧，难得他还是不嗔不怒，写书著述外带演讲，那是民国学者的常态生活。他宣讲议题种种 ——社会改良（老先生喜欢的词！）、女子问题、白话文运动、学术方法、自由主义、传统哲学、禅宗思想，活泼自由、并无禁忌。听讲对象有知识分子、大学生也有中学生、小城青年等等，胡适身体力行，实践白话著文（想想他写的白话诗多可爱！），在演讲中也保持用语浅白亲切，可以谈大学问，也可以讲小问题，大概听他演讲的人，定会有春风过耳之感。我辈晚生，不能亲耳聆听，但读到这些演讲文字，心里真欢喜。
所以，对现今那些自称自由主义者的写作者来说，胡适是个良好的标尺与镜鉴。这些人不必开口就说哈耶克、哈维尔、独立宣言、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更不必对“忠诚的马列主义战士”嗤之以鼻，横眉怒目；也不必左右互搏，象个荷尔蒙过剩的斗士。行文为人，要是有胡适先生的一点风度余韵就再好不过了。
近代时政纷乱，人心急躁，胡适先生所身体力行的自由主义，温和有仁，但并不入一干热血青年法眼。那时的热血青年，要的是速战速决，要的是与旧政权一刀两断，无论如何，奉激进马列主义为教条的GCD，在鼓动人心方面是当之无愧的好手。与之相比，说“科学是一个求真的方法，民主是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生活方式”的胡适先生，显得太平淡太简单太温吞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时局如一辆大车，向一个无可挽回的悬崖前进，掌握方向盘的人正是信奉强权者，权力让人狂妄，他们早已听不进任何反对的理由。何况，要抢方向盘的手，实在太多了。就连一众乘客，注意力也在那些鸡毛乱飞的抢夺之手上。时代鼓噪喧嚣，偌大中国，能静心思考又能发出声音的知识分子，实在无几。就连胡适先生这样的大家，说出的话也淹没在噪音当中，他的听众已经走散。
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胡适在北平广播电台演讲中说——
“俄国的大革命，在经济方面要争取劳农大众的利益，那是我们同情的。可是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他，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的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的专制走上一个人的专制。三十年的苦斗，人民所得到的经济利益，还远不如民主国家从自由企业与社会立法得来的经济利益那么多。这是很可惋惜的。"
“我们纵观这三十年的世界历史，只看见那些模仿这种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制度一个个都被打倒了，都毁灭了。今日的世界，无论在老文明的欧洲或是在新起的亚洲，都还是朝着争民主、争自由的大方向走。印度的独立，中国的结束一党训政，都是明显的例子。”
“所以我毫不犹豫地说：世界文化的第三个理想目标是争取民主、争取更多更合理的自由。”
一年之后的一九四八年，他在北平电台的一次演讲中，再一次谈到自由主义的意义，特别提到了容忍的重要——
“我们承认现代的自由主义正应该有和平改革的含义，因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里，自由与容忍铺下了和平改革的道路，自由主义者也就不觉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这最后一点，有许多没有忍耐心的青年人也许听了会不满意，他们要彻底改革，不要那一点一滴的立法。他们要暴力革命，不要和平演进。我要很诚恳地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承认反对的人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的暴力专制政治。”
今天我读到这几段话，觉得这算是胡适先生在公共领域发声最大的演讲了。他一贯的温煦蔼然，稍稍变得剧烈了些，但态度之坦荡坚定，思考现实之当仁不让，是真正的“铁肩担道义”。我与四十年代的听众们，隔了一个甲子，隔了许多变幻的世事，感受也有所不同。那时，他们也许觉得，反正这些知识分子今天讲这个主张，明天又有一个新的主张，都可以听听。（那是一种言论自由的场域和氛围，难道不是吗？）而我，却仿佛头一次听到这样无遮无掩的主张，隔着一点“历史纵深感”，我觉得这些明明白白的话，既是洞见更是预言。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