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一点朱天文，也就读懂一点台湾
文/严杰夫
第一次看到朱天文的样子，是一方被印在《上海书评》封面上的正面肖像。惯常的一根黛色辫子从肩膀上斜挂下去。朱天文最经典的姿态。
其实，认真起来说，朱天文的名字我早就知道，因为侯孝贤。
伴随着神思者浩荡的片尾曲，在《悲情城市》的制作人员名单中，我第一次看到了“朱天文”三个字。之后，在《海上花》、《千禧曼波》、《最好的时光》等侯孝贤作品的片后字幕里，几乎都可以看到朱天文的名字。于是，在我的脑海里，一直以来，作为电影编剧的朱天文要先于作为作家的朱天文。然而，查阅资料才发现，作为台北文坛领袖的后代，朱天文年少成名，走的是作家而为编剧的路径。因此，正与我的印象相反，朱天文的身份应该首先是作家，然后才是编剧，正如其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时所说，“写小说才是我的本职”。
从《传说》而至《炎夏之都》，再至《世纪末的华丽》，然后至《荒人手记》和2008年正式出版的《巫言》，朱天文的文字作品如其所参与的电影一样，数量众多却并不庞杂，稍微细心的读者即可在这些作品中清晰地察觉到一条主线：从最初的描写学生生活，到后来书写眷村里的人物和景致，再及后对台北都市生活的刻画，其中展现出的不仅是她个人的成长轨迹，更是台湾社会这几十年来走过的一个又一个典型的断面。
在语言风格和写作手法上，朱天文普遍被认为同时继承了张爱玲、胡兰成的“文学灵魂”。然而由于时代的不同以及教育背景的差异，朱天文当然不可能简单地成为张胡的结合品。随着她的文学经验的成长，她自然而然地走出了一片与前辈相异的新天地。相对于张爱玲，朱天文的作品更多地接触到了社会层面的议题，例如“外省人”、同性恋以及现代都市生活的困惑；而对于胡兰成，尽管朱天文是其为师、为引导者，但是在民族国家观念上，朱天文却从未陷入胡的暧昧。而之所以能在耳濡目染中仍然形成一种不同于张胡的风格，我想朱天文作为侯孝贤 “御用编剧”的经历不可不察，同时早年的眷村生活以及作为“外省人”的身份认同，亦是令朱天文逐渐形成独特风格的重要潜在因素。在2008年完成《巫言》以后，朱天文自己也说，对于胡兰成老师生前未竟的《女人论》，她用了《世纪末的华丽》、《荒人手记》和《巫言》三本书续完，也算是了了胡老师的一个悲愿，所以，我也愿意相信，在《巫言》之后，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一个更新的朱天文。
在文学主题方面，对于台湾作家，特别是如朱天文这样的“外省二代”作家，大陆自然是他们乡愁情节最重要的对象。而对于我们这些遥望海峡对岸六十年的大陆读者，台湾同样也意味着一种特殊的情节：无论是因为在海峡对岸有与家族分隔了几十年的亲友，还是仅仅只是因为小学课本里那篇美好的《日月潭》，背后渗出的则是希望能够对台湾、台湾社会和普通台湾人了解多一点的向往。而通过朱天文细腻的笔触、敏锐的社会意识，正是能让我们看到，近三十年以来的台湾社会里那些最触动人心的生活细节，例如《乔太守新记》里几篇对学生生活的刻画，《桃树人家有事》中对“外省人”孟先生的书写，《竹篱笆外的春天》里对眷村子弟的回忆，乃至于《炎夏之都》中对大都市男女情感的探讨。于是，我们一定会发现，原来那个海峡对岸，同样也有血有肉、柴米油盐和家长里短，而不是我们在电视报章中看到的那个只有蓝绿两色和娱乐八卦的纷乱社会。
这样来看，就如同包容了“外省人”和“本土人”两类族群的台湾社会，朱天文的文字血液里也同样包含了 “外省人”和“本土意识”两种身份认同。所以，接触朱天文的作品，其实就是在与一个普通台湾人在进行着交流。所以，我相信，你每读懂一点朱天文，也就意味着更懂一点台湾。
上海壹周（2010.6.8 小文艺07）
http://www.weeklysh.com/News/ArticleShow.aspx?ArticleID=6268
第一次看到朱天文的样子，是一方被印在《上海书评》封面上的正面肖像。惯常的一根黛色辫子从肩膀上斜挂下去。朱天文最经典的姿态。
其实，认真起来说，朱天文的名字我早就知道，因为侯孝贤。
伴随着神思者浩荡的片尾曲，在《悲情城市》的制作人员名单中，我第一次看到了“朱天文”三个字。之后，在《海上花》、《千禧曼波》、《最好的时光》等侯孝贤作品的片后字幕里，几乎都可以看到朱天文的名字。于是，在我的脑海里，一直以来，作为电影编剧的朱天文要先于作为作家的朱天文。然而，查阅资料才发现，作为台北文坛领袖的后代，朱天文年少成名，走的是作家而为编剧的路径。因此，正与我的印象相反，朱天文的身份应该首先是作家，然后才是编剧，正如其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时所说，“写小说才是我的本职”。
从《传说》而至《炎夏之都》，再至《世纪末的华丽》，然后至《荒人手记》和2008年正式出版的《巫言》，朱天文的文字作品如其所参与的电影一样，数量众多却并不庞杂，稍微细心的读者即可在这些作品中清晰地察觉到一条主线：从最初的描写学生生活，到后来书写眷村里的人物和景致，再及后对台北都市生活的刻画，其中展现出的不仅是她个人的成长轨迹，更是台湾社会这几十年来走过的一个又一个典型的断面。
在语言风格和写作手法上，朱天文普遍被认为同时继承了张爱玲、胡兰成的“文学灵魂”。然而由于时代的不同以及教育背景的差异，朱天文当然不可能简单地成为张胡的结合品。随着她的文学经验的成长，她自然而然地走出了一片与前辈相异的新天地。相对于张爱玲，朱天文的作品更多地接触到了社会层面的议题，例如“外省人”、同性恋以及现代都市生活的困惑；而对于胡兰成，尽管朱天文是其为师、为引导者，但是在民族国家观念上，朱天文却从未陷入胡的暧昧。而之所以能在耳濡目染中仍然形成一种不同于张胡的风格，我想朱天文作为侯孝贤 “御用编剧”的经历不可不察，同时早年的眷村生活以及作为“外省人”的身份认同，亦是令朱天文逐渐形成独特风格的重要潜在因素。在2008年完成《巫言》以后，朱天文自己也说，对于胡兰成老师生前未竟的《女人论》，她用了《世纪末的华丽》、《荒人手记》和《巫言》三本书续完，也算是了了胡老师的一个悲愿，所以，我也愿意相信，在《巫言》之后，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一个更新的朱天文。
在文学主题方面，对于台湾作家，特别是如朱天文这样的“外省二代”作家，大陆自然是他们乡愁情节最重要的对象。而对于我们这些遥望海峡对岸六十年的大陆读者，台湾同样也意味着一种特殊的情节：无论是因为在海峡对岸有与家族分隔了几十年的亲友，还是仅仅只是因为小学课本里那篇美好的《日月潭》，背后渗出的则是希望能够对台湾、台湾社会和普通台湾人了解多一点的向往。而通过朱天文细腻的笔触、敏锐的社会意识，正是能让我们看到，近三十年以来的台湾社会里那些最触动人心的生活细节，例如《乔太守新记》里几篇对学生生活的刻画，《桃树人家有事》中对“外省人”孟先生的书写，《竹篱笆外的春天》里对眷村子弟的回忆，乃至于《炎夏之都》中对大都市男女情感的探讨。于是，我们一定会发现，原来那个海峡对岸，同样也有血有肉、柴米油盐和家长里短，而不是我们在电视报章中看到的那个只有蓝绿两色和娱乐八卦的纷乱社会。
这样来看，就如同包容了“外省人”和“本土人”两类族群的台湾社会，朱天文的文字血液里也同样包含了 “外省人”和“本土意识”两种身份认同。所以，接触朱天文的作品，其实就是在与一个普通台湾人在进行着交流。所以，我相信，你每读懂一点朱天文，也就意味着更懂一点台湾。
上海壹周（2010.6.8 小文艺07）
http://www.weeklysh.com/News/ArticleShow.aspx?ArticleID=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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