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里雅斯特：乌有之乡与梦幻之地(转载）
文/菲戈 来自《外滩画报》
作为简·莫里斯计划中的“封笔之作”，《的里雅斯特》写出了她一辈子的流亡感，流亡于正统之外，流亡于国家之间，流亡于男女之别，甚至流亡于时间之上。她先后作为男人、女人、青年、老人、士兵、作家来到的里雅斯特，她的身份就像她所面对的这座城市一样边缘和混杂，最终她终于明白，她和她的的里雅斯特互为镜像。
的里雅斯特这个名字不常听到，但很早就记住了，因为听上去很特别。它如今属于意大利，但却怎么都不像，没有意大利地名那种干脆利落，如威尼斯、罗马、佛罗伦萨、热那亚，倒有着中东欧地名的绵长和拗口，像卢布尔雅那、斯雷布雷尼察、门的内哥罗……实际上，的里雅斯特算不算个意大利城市，确实大可考究。“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多少人认为的里雅斯特是意大利城市。”
“的里雅斯特的地理位置极偏僻，从地图上看仿佛从西欧大陆伸向巴尔干海域的一座半岛，和意大利仅有一条不到1英里宽的狭长土地相连，其他部分则全被斯拉夫国家包围着：市中心距斯洛文尼亚仅5英里，向北距克罗地亚10英里，距塞尔维亚、波黑和匈牙利也都只有不超过一天的车程。1806年，夏多布里昂来到这里，他说：‘最后再呼吸一口文明的气息，就此踏上荒蛮之地。’”这是《的里雅斯特》一书开头，简·莫里斯(Jan Morris)对这座城市的“地理定位”。而正如我从前在评论库切时曾写到的，一种特点鲜明的地理定位总是伴随着一种自我加强的心理定位，而这种心理一旦形成，又能够超越地理的限制，成为某种“随身携带的外省/异域情结”。作为欧洲的“外省”，的里雅斯特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再好不过地诠释了这一点。
连接地理和心理的，通常是历史——地理定位通过漫长历史变迁，积淀为心理构造；反过来，心理状态又对历史事件施加巨大影响，从而造成地理划分的保持或变动。鉴于大多数读者对的里雅斯特这个边缘小城的历史不甚了了，我想还是再引用一段简·莫里斯的文字：“最初的里雅斯特只是伊利里亚地区的一个小渔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凯尔特渔民……后来，这里沦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殖民地，改称Tergeste，神圣罗马帝国的殖民行为引起了威尼斯共和国的不满，威尼斯人时常发动突袭，并数度成为这片土地的新主人。公元14世纪末，的里雅斯特当局不得不请求维也纳哈布斯堡皇室的庇护。4个世纪后……的里雅斯特成为哈布斯堡王朝通向世界的入海口，并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带领下跻身于国际化港口之列……随着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哈布斯堡王朝宣布解体，他们在亚得里亚海域的绝大部分疆土划归新兴的南斯拉夫王国，的里雅斯特港被并入新组建的意大利王国版图……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意大利战败，的里雅斯特再度为列强所觊觎。苏联暗中支持南斯拉夫获得的里雅斯特的统治权，这引起了西方列强的不安……随后的一段时期内的里雅斯特成为各国敌对势力争夺的焦点，一部分被英美占领，另一部分被南斯拉夫占领，其间还曾一度成为联合国荫庇下的中立的“自由区”……1954年，的里雅斯特港口仅中心地带划归意大利，其他绝大部分周边领土仍归属南斯拉夫……的里雅斯特从此成了意大利领土之外的一块飞地，直至半个多世纪后南联盟解体。”
2
简·莫里斯笔下的里雅斯特，主要特性有三个，即边缘性、混杂性和商业性，而三者又是相辅相成的。
的里雅斯特的地理位置，常常让我联想到康德的哥尼斯堡——那个地方从前属于普鲁士，后来效忠沙皇俄国，接着又回到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再后来被割让给苏联，现在则成了波兰和立陶宛包围下的一块俄罗斯“飞地”。它们都处于欧洲地缘的边角，哥尼斯堡在东端，的里雅斯特在南端；都为周围几大势力所包围和争夺，哥尼斯堡处于德国、俄国、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的环伺下，的里雅斯特则处于意大利、奥地利、前南斯拉夫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的夹缝中。正是这种边缘化，反而给予它们以特殊的空间，发展出繁荣的、独具特色的、以“混血”为特征的文化。康德自然是哥尼斯堡的“代表作”，的里雅斯特虽然没有如此光彩夺目的“本土”大师级人物，却是吸引全欧洲的天才来此生活、历险和创作的磁石，简·莫里斯不厌其烦地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卡萨诺瓦、温克尔曼、夏多布里昂、司汤达、康拉德、乔伊斯、伊塔洛·斯韦沃、蒲宁、萨巴、威尔第、托斯卡尼尼、马勒、弗洛伊德、理查·伯顿、埃贡·席勒、托马斯·曼。
正是因为地处各大“板块”的边缘，的里雅斯特在挤压和渗透下变得异常混杂，在欧洲这个现代多民族国家概念的创生地，它显得很另类。“它是各民族聚居的天堂，拉丁人、斯拉夫人、条顿人在这里融合聚居；它更是三教九流的乐园，艺术家、离经叛道之士，甚至叛徒、流亡者都在这里睦邻而居。”乔伊斯曾抱怨奥匈帝国境内有100个民族、1000多种语言，而作为帝国的出海口，“混血”更是“的里雅斯特的传统”。这里的人们民族属性混乱不堪，国籍更是一笔糊涂账。“对于大多数的里雅斯特人而言，祖父母辈可能还是奥匈帝国子民，到父母出生时却变成了意大利人，等到自己这一代则成了自由领土的市民，而孩子辈则又重新做回意大利人；就在几公里外的边界附近，还有老人曾在有生之年经历过奥匈帝国、意大利、德国、英国、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等多国轮番统治。”
在一个强调定居、民族、纯正等“固有”价值的世界上，自称“流亡者”的简·莫里斯对的里雅斯特情有独钟，很大程度正是因为这边缘之地，让无数“流亡者”如同来到梦寐以求的“天堂”，从而迸发出杂乱而巨大的创造力——东南欧之于欧洲，很像西部之于美国、高加索之于俄国，都是“一方神秘而独特的领地”。
但这里自有另一股力量，与边缘和混杂相抗衡，防止了的里雅斯特变成墨西哥城或里约热内卢那样近乎彻底混乱的大都市。作为奥匈帝国海岸线上难得的天然良港，的里雅斯特不仅吸引来众多“艺术家、离经叛道之士、叛徒、流亡者”，更多的还是贵族和资产阶级，前者带来了风度，后者带来了秩序。“华丽的建筑，优雅的华尔兹舞曲，整齐划一的制服，雷沃尔泰拉男爵家族的传奇，以及频繁来访的皇族，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我看来，正是资产阶级这一社会阶层的出现，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平衡，削弱了贵族阶级的妄自尊大，遏制了普罗大众的愚昧粗俗。资产阶级成就了的里雅斯特的内在气质。商贾与知识阶层结成了联盟，共同提升了城市的气度和视野，使它不再是一座只追逐利润的城市。”(说实话，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不止一次想到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可以说，这是一种更大尺度上的混杂：有序与无序的混杂，优雅与粗俗的混杂，商业与文化的混杂，保守与冲动的混杂，而创造力便在这混杂与平衡之间蓬勃生长。
3
简·莫里斯今年84岁，是著名的英国诗人、小说家和游记作家，不仅小说曾入围布克奖，游记更被认为是英国散文的“极品”。谈及莫里斯，她(他)的八卦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这位原名James Morris的老兄，1972年，在结婚23年、生了5个孩子后，做变性手术，成了Jan Morris大姐。由于当年英国还不允许同性婚姻，她和发妻伊莉莎白不得不离婚。又过了36年，82岁高龄的简·莫里斯如愿以偿地和伊莉莎白“复婚”——其实，变性后她们始终住在一起，只不过对外称伊莉莎白为“弟媳”。……
变性经历在简·莫里斯的写作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事实上，变性后，她的书越写越好，融男人的视野与女人的感性于一炉，既有对历史、人生的追问与哲思，又饱含难舍的情怀、细腻的咏叹。虽然称其为“二战后最伟大英国作家之一”略嫌夸张，但仅就《的里雅斯特》一书而言，确非凡品。在这部计划中的封笔之作里，简·莫里斯写出了自己一辈子的流亡感，流亡于正统之外，流亡于国家之间，流亡于男女之别，甚至流亡于时间之上。
她先后作为男人、女人、青年、老人、士兵、作家来到的里雅斯特，她的身份就像她所面对的这座城市一样边缘和混杂，最终她终于明白，她和她的的里雅斯特互为镜像。“正如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所说的那样，‘作家本意在刻画世界，最后却发现自己笔下的世界，宛如一面镜子，映照出的无外乎我们自己。’我也深有同感，毕生行走世界，热衷于旅行写作，最后发现自己笔下的的里雅斯特，却如镜中的自己。”
她对的里雅斯特魂牵梦萦，一次次去而复来，却又从来不属于它，因为“生长于英格兰的我，一直视威尔士为灵魂的家园，威尼斯的景致也比的里雅斯特更胜一筹，曼哈顿和悉尼都更令我心潮澎湃……”但的里雅斯特终究对这位“内心流亡者”有着特殊的Meaning，“踏入这方土地，就意味着你已告别熟悉的故土，进入了未知的领地。这个世界你似乎从未来过……不过，流亡也意味着你获得了全新的自由……”这，不正符合的里雅斯特那永远沉静而又永远漂移的内在特性吗？“在这里，幻想的力量总是大于现实……”
4
虽然整本书的译笔，除了一些难以避免的知识性瑕疵，总体还比较流畅甚至典雅，但我对译者把书的副题“The Meaning of Nowhere”译成“无名之地的意义”却很不满意。Nowhere与“无名之地”区别还是蛮大的，我倒宁可借用另一个更有名的莫里斯——威廉·莫里斯那部名著的中文名字，把它译为“乌有之乡”。
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的里雅斯特》一书看成是此莫里斯向彼莫里斯致敬之作——威廉·莫里斯那些豪迈刚健的“乌有乡消息”，经过简·莫里斯富有女性气质的中和，变成了漂浮在某个现实之地上空的梦幻气息。
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既是纯粹的想象又似乎伸手可触，因此一方面始终自称是虚幻之地，一方面又被实实在在地加以描绘，让读者如同身临其境。然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又历经冷战、苏东解体和东南欧的重新巴尔干化，简早已不可能去相信威廉心目中的人间天国，她所能做的，无非是赋予现实中魂牵梦萦的地方以一种永久而浓烈的梦幻气质，从而将其转换成为一个可供想象的“别处”，以替代那种彻底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雄心壮志。
因此，将Meaning译成“意义”虽不能算错，却无法体现贯穿全书的那种百转柔肠、千种况味、万般无奈；更何况“意义”接近于“定义”，过于偏重固定涵义的一面，与简·莫里斯在本书中强调的边缘、混杂、移动、非主流等题旨不太协调。我觉得译成主观色彩更浓、更强调感受而非客观意义的“意味”，要更贴切一些。由此，从某个终将成为现实的地方提前透露出来的“消息”(News from Nowhere)才被转化为Meaning of Nowhere，即从某个现实中的地方发现、显明、铺展出来的别样“意味”。后者的目标远不如前者那么远大，仅仅提供了对庸常现实生活的有限超越，然而却更感性，也更安全。
是的，如果你有种种厌倦、迷茫、失落的情绪，不妨试着捧起这本书，从亦真亦幻的的里雅斯特开始，体会那“直达内心、超越现实、孤独忧郁、一往而情深”的“乌有之乡”；你不妨把这看作是学习如何过一种“内心流亡”生活的预备课程—起码对我来说，那是更有“意味”的生活。
作为简·莫里斯计划中的“封笔之作”，《的里雅斯特》写出了她一辈子的流亡感，流亡于正统之外，流亡于国家之间，流亡于男女之别，甚至流亡于时间之上。她先后作为男人、女人、青年、老人、士兵、作家来到的里雅斯特，她的身份就像她所面对的这座城市一样边缘和混杂，最终她终于明白，她和她的的里雅斯特互为镜像。
的里雅斯特这个名字不常听到，但很早就记住了，因为听上去很特别。它如今属于意大利，但却怎么都不像，没有意大利地名那种干脆利落，如威尼斯、罗马、佛罗伦萨、热那亚，倒有着中东欧地名的绵长和拗口，像卢布尔雅那、斯雷布雷尼察、门的内哥罗……实际上，的里雅斯特算不算个意大利城市，确实大可考究。“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多少人认为的里雅斯特是意大利城市。”
“的里雅斯特的地理位置极偏僻，从地图上看仿佛从西欧大陆伸向巴尔干海域的一座半岛，和意大利仅有一条不到1英里宽的狭长土地相连，其他部分则全被斯拉夫国家包围着：市中心距斯洛文尼亚仅5英里，向北距克罗地亚10英里，距塞尔维亚、波黑和匈牙利也都只有不超过一天的车程。1806年，夏多布里昂来到这里，他说：‘最后再呼吸一口文明的气息，就此踏上荒蛮之地。’”这是《的里雅斯特》一书开头，简·莫里斯(Jan Morris)对这座城市的“地理定位”。而正如我从前在评论库切时曾写到的，一种特点鲜明的地理定位总是伴随着一种自我加强的心理定位，而这种心理一旦形成，又能够超越地理的限制，成为某种“随身携带的外省/异域情结”。作为欧洲的“外省”，的里雅斯特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再好不过地诠释了这一点。
连接地理和心理的，通常是历史——地理定位通过漫长历史变迁，积淀为心理构造；反过来，心理状态又对历史事件施加巨大影响，从而造成地理划分的保持或变动。鉴于大多数读者对的里雅斯特这个边缘小城的历史不甚了了，我想还是再引用一段简·莫里斯的文字：“最初的里雅斯特只是伊利里亚地区的一个小渔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凯尔特渔民……后来，这里沦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殖民地，改称Tergeste，神圣罗马帝国的殖民行为引起了威尼斯共和国的不满，威尼斯人时常发动突袭，并数度成为这片土地的新主人。公元14世纪末，的里雅斯特当局不得不请求维也纳哈布斯堡皇室的庇护。4个世纪后……的里雅斯特成为哈布斯堡王朝通向世界的入海口，并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带领下跻身于国际化港口之列……随着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哈布斯堡王朝宣布解体，他们在亚得里亚海域的绝大部分疆土划归新兴的南斯拉夫王国，的里雅斯特港被并入新组建的意大利王国版图……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意大利战败，的里雅斯特再度为列强所觊觎。苏联暗中支持南斯拉夫获得的里雅斯特的统治权，这引起了西方列强的不安……随后的一段时期内的里雅斯特成为各国敌对势力争夺的焦点，一部分被英美占领，另一部分被南斯拉夫占领，其间还曾一度成为联合国荫庇下的中立的“自由区”……1954年，的里雅斯特港口仅中心地带划归意大利，其他绝大部分周边领土仍归属南斯拉夫……的里雅斯特从此成了意大利领土之外的一块飞地，直至半个多世纪后南联盟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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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莫里斯笔下的里雅斯特，主要特性有三个，即边缘性、混杂性和商业性，而三者又是相辅相成的。
的里雅斯特的地理位置，常常让我联想到康德的哥尼斯堡——那个地方从前属于普鲁士，后来效忠沙皇俄国，接着又回到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再后来被割让给苏联，现在则成了波兰和立陶宛包围下的一块俄罗斯“飞地”。它们都处于欧洲地缘的边角，哥尼斯堡在东端，的里雅斯特在南端；都为周围几大势力所包围和争夺，哥尼斯堡处于德国、俄国、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的环伺下，的里雅斯特则处于意大利、奥地利、前南斯拉夫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的夹缝中。正是这种边缘化，反而给予它们以特殊的空间，发展出繁荣的、独具特色的、以“混血”为特征的文化。康德自然是哥尼斯堡的“代表作”，的里雅斯特虽然没有如此光彩夺目的“本土”大师级人物，却是吸引全欧洲的天才来此生活、历险和创作的磁石，简·莫里斯不厌其烦地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卡萨诺瓦、温克尔曼、夏多布里昂、司汤达、康拉德、乔伊斯、伊塔洛·斯韦沃、蒲宁、萨巴、威尔第、托斯卡尼尼、马勒、弗洛伊德、理查·伯顿、埃贡·席勒、托马斯·曼。
正是因为地处各大“板块”的边缘，的里雅斯特在挤压和渗透下变得异常混杂，在欧洲这个现代多民族国家概念的创生地，它显得很另类。“它是各民族聚居的天堂，拉丁人、斯拉夫人、条顿人在这里融合聚居；它更是三教九流的乐园，艺术家、离经叛道之士，甚至叛徒、流亡者都在这里睦邻而居。”乔伊斯曾抱怨奥匈帝国境内有100个民族、1000多种语言，而作为帝国的出海口，“混血”更是“的里雅斯特的传统”。这里的人们民族属性混乱不堪，国籍更是一笔糊涂账。“对于大多数的里雅斯特人而言，祖父母辈可能还是奥匈帝国子民，到父母出生时却变成了意大利人，等到自己这一代则成了自由领土的市民，而孩子辈则又重新做回意大利人；就在几公里外的边界附近，还有老人曾在有生之年经历过奥匈帝国、意大利、德国、英国、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等多国轮番统治。”
在一个强调定居、民族、纯正等“固有”价值的世界上，自称“流亡者”的简·莫里斯对的里雅斯特情有独钟，很大程度正是因为这边缘之地，让无数“流亡者”如同来到梦寐以求的“天堂”，从而迸发出杂乱而巨大的创造力——东南欧之于欧洲，很像西部之于美国、高加索之于俄国，都是“一方神秘而独特的领地”。
但这里自有另一股力量，与边缘和混杂相抗衡，防止了的里雅斯特变成墨西哥城或里约热内卢那样近乎彻底混乱的大都市。作为奥匈帝国海岸线上难得的天然良港，的里雅斯特不仅吸引来众多“艺术家、离经叛道之士、叛徒、流亡者”，更多的还是贵族和资产阶级，前者带来了风度，后者带来了秩序。“华丽的建筑，优雅的华尔兹舞曲，整齐划一的制服，雷沃尔泰拉男爵家族的传奇，以及频繁来访的皇族，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我看来，正是资产阶级这一社会阶层的出现，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平衡，削弱了贵族阶级的妄自尊大，遏制了普罗大众的愚昧粗俗。资产阶级成就了的里雅斯特的内在气质。商贾与知识阶层结成了联盟，共同提升了城市的气度和视野，使它不再是一座只追逐利润的城市。”(说实话，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不止一次想到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可以说，这是一种更大尺度上的混杂：有序与无序的混杂，优雅与粗俗的混杂，商业与文化的混杂，保守与冲动的混杂，而创造力便在这混杂与平衡之间蓬勃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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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莫里斯今年84岁，是著名的英国诗人、小说家和游记作家，不仅小说曾入围布克奖，游记更被认为是英国散文的“极品”。谈及莫里斯，她(他)的八卦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这位原名James Morris的老兄，1972年，在结婚23年、生了5个孩子后，做变性手术，成了Jan Morris大姐。由于当年英国还不允许同性婚姻，她和发妻伊莉莎白不得不离婚。又过了36年，82岁高龄的简·莫里斯如愿以偿地和伊莉莎白“复婚”——其实，变性后她们始终住在一起，只不过对外称伊莉莎白为“弟媳”。……
变性经历在简·莫里斯的写作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事实上，变性后，她的书越写越好，融男人的视野与女人的感性于一炉，既有对历史、人生的追问与哲思，又饱含难舍的情怀、细腻的咏叹。虽然称其为“二战后最伟大英国作家之一”略嫌夸张，但仅就《的里雅斯特》一书而言，确非凡品。在这部计划中的封笔之作里，简·莫里斯写出了自己一辈子的流亡感，流亡于正统之外，流亡于国家之间，流亡于男女之别，甚至流亡于时间之上。
她先后作为男人、女人、青年、老人、士兵、作家来到的里雅斯特，她的身份就像她所面对的这座城市一样边缘和混杂，最终她终于明白，她和她的的里雅斯特互为镜像。“正如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所说的那样，‘作家本意在刻画世界，最后却发现自己笔下的世界，宛如一面镜子，映照出的无外乎我们自己。’我也深有同感，毕生行走世界，热衷于旅行写作，最后发现自己笔下的的里雅斯特，却如镜中的自己。”
她对的里雅斯特魂牵梦萦，一次次去而复来，却又从来不属于它，因为“生长于英格兰的我，一直视威尔士为灵魂的家园，威尼斯的景致也比的里雅斯特更胜一筹，曼哈顿和悉尼都更令我心潮澎湃……”但的里雅斯特终究对这位“内心流亡者”有着特殊的Meaning，“踏入这方土地，就意味着你已告别熟悉的故土，进入了未知的领地。这个世界你似乎从未来过……不过，流亡也意味着你获得了全新的自由……”这，不正符合的里雅斯特那永远沉静而又永远漂移的内在特性吗？“在这里，幻想的力量总是大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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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整本书的译笔，除了一些难以避免的知识性瑕疵，总体还比较流畅甚至典雅，但我对译者把书的副题“The Meaning of Nowhere”译成“无名之地的意义”却很不满意。Nowhere与“无名之地”区别还是蛮大的，我倒宁可借用另一个更有名的莫里斯——威廉·莫里斯那部名著的中文名字，把它译为“乌有之乡”。
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的里雅斯特》一书看成是此莫里斯向彼莫里斯致敬之作——威廉·莫里斯那些豪迈刚健的“乌有乡消息”，经过简·莫里斯富有女性气质的中和，变成了漂浮在某个现实之地上空的梦幻气息。
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既是纯粹的想象又似乎伸手可触，因此一方面始终自称是虚幻之地，一方面又被实实在在地加以描绘，让读者如同身临其境。然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又历经冷战、苏东解体和东南欧的重新巴尔干化，简早已不可能去相信威廉心目中的人间天国，她所能做的，无非是赋予现实中魂牵梦萦的地方以一种永久而浓烈的梦幻气质，从而将其转换成为一个可供想象的“别处”，以替代那种彻底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雄心壮志。
因此，将Meaning译成“意义”虽不能算错，却无法体现贯穿全书的那种百转柔肠、千种况味、万般无奈；更何况“意义”接近于“定义”，过于偏重固定涵义的一面，与简·莫里斯在本书中强调的边缘、混杂、移动、非主流等题旨不太协调。我觉得译成主观色彩更浓、更强调感受而非客观意义的“意味”，要更贴切一些。由此，从某个终将成为现实的地方提前透露出来的“消息”(News from Nowhere)才被转化为Meaning of Nowhere，即从某个现实中的地方发现、显明、铺展出来的别样“意味”。后者的目标远不如前者那么远大，仅仅提供了对庸常现实生活的有限超越，然而却更感性，也更安全。
是的，如果你有种种厌倦、迷茫、失落的情绪，不妨试着捧起这本书，从亦真亦幻的的里雅斯特开始，体会那“直达内心、超越现实、孤独忧郁、一往而情深”的“乌有之乡”；你不妨把这看作是学习如何过一种“内心流亡”生活的预备课程—起码对我来说，那是更有“意味”的生活。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