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发现历史·序》
序
王希 姚平
《在美国发现历史》一书从约稿到初稿、二稿，再到定稿仅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作者们的热情、坦诚、认真和严肃使我们两位编者深深感受到这本书的份量。这些篇章决不只是即兴而发的感怀和拾遗，它们凝聚着一群在特殊历史时段和空间中走到一起的中国历史学人的磨难和思考，它们记载着一代人的理想、信念、奋斗与成长。这里记述的并不是惊天动地的故事，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精神——为追求学识知难而进，为追求真理在所不惜。
历史性的机遇
合编回忆录的想法肇始于2008年。那年春天，《中国历史评论》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在康奈尔大学举行一个小范围讨论会，纪念中国留美历史学会（The Chines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简称CHUS）成立和学会期刊出版二十周年。讨论会的论文登出后，在学会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同年夏天，留美历史学会与上海大学在上大联合举办了国际史学讨论会——“历史研究的回顾、探索与展望”。这次会议既是为学会成员评估各自的研究领域创造一个平台，同时也是为了纪念学会成立二十周年。二十多位新老学会成员在会议上作学术报告，会下又在一起交流人生感悟，这使我们两人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这个群体的特殊性。我们想，把这些人所经历的、所感受的、所观察的、所思考的记录下来一定会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1978年12月，第一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十名留学生踏上北美大陆，进入美国大学学习，当代中国的留学浪潮由此而起。在过去的三十一年里，有上百万的中国学子走出国门，前往世界各地求学，博采众长。相对其他学科来说，赴美专攻历史的起步较晚，人数也少得多，但留美历史学者的影响力却是后来居上。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目前为止，有近百名中国历史学人从美国获得史学博士学位，进入美国大学历史系任教，通过他们的教学在美国高校中发挥着持续而广泛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出版学术专著、在欧美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主持学术研究项目、建立专业组织和出版英语学术期刊等活动，开始在美国史学界占有了一席之地。 来自中国的历史学人，以如此迅速和集中的方式，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在美国历史学界打开一片天地，无论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历史上，还是在中美教育交流的历史上，这可能都是一个极为少见的现象。
留美历史学者群体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借用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的话来说，他们成长的年代既是一个“革命时代”（age of revolution），也是一个“纯真时代”(age of innocence)。基于民族精神和国家利益之上的理想、信仰和激情，与对知识的渴求、对个性的张扬和对个人能力的认知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代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动力，也使他们下意识地拥有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是在国内完成了大学教育才出国的，但他们甘愿在美国从学生做起，学习语言和专业知识，重新创造自己的学术生涯。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和经历，他们熟悉中国的国情，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方向也格外关切。尽管身在海外，许多人始终与国内学术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写作和教学，与国内同行和学生分享自己的学识和体会。独特的历史背景、时代所提供的机遇，以及共同的求学经历等，使这些学者构成了一个具有双重文化背景的、跨国界、跨文化的学术共同体。
与此同时，史学训练和史学思维使他们具备了一种独特的观察和思考问题的眼光。在美国多年的研究和教学使他们不仅对各自领域的学术传承和走向具有系统深入的了解，而且对中美之间在史学训练、史学教学、史学研究、高等教育、学术文化方面的异同和利弊等具有细致独到的观察。他们从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大学教授的成长经历更是充满了鲜为人知的失败与成功、痛苦与光荣、博弈与创造的故事。如果说，他们的专著和论文是他们作为历史学家的专业产品的话，那么，本书的许多篇章则是他们作为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历史学人对人生经历的社会学式的观察与思考。在我们看来，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生故事不但激人意气，而且耐人寻味。
历史性的反思
本书的文章可以大致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是个人学术生涯的回忆，而以在美国求学和执教的经历为主；第二类是对美国社会和学术界的观察和评论，第三类则是对个人在美治史经历的梳理和对研究领域现状的评估。
尽管个人的经历和思考不同，本书的文章反映出几个共同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进入”美国学术界时的适应过程。留美历史学人的故事绝非只是一种成功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要内容其实是如何在一个新的环境下不断进行磨合（adaptation）、涵化（acculturation）、协合（negotiation）、重新想象（re-imagination）和重新创造（re-invention）的过程。历史学人来美国时大多已近三十，有的甚至是过了而立之年才重新当学子的。而美国大学的史学博士训练的主要内容是大量的阅读、激烈的课堂讨论和严格规范的论文写作，这一切都必须要以对语言（尤其是英语）的熟练掌握为基础。所以，学历史的留学生在这方面所受的磨炼要比学理工科的留学生艰难许多。多篇文章中有关语言障碍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这批学者们的不屈不饶和非史学莫属的坚定信念。许多人都曾因被红笔满篇修改过的作业而沮丧和自疑。但是，他们还是一篇篇地写下去，一堂堂课地攻下来，以种种方式克服了语言关，并最终成功进入到美国史学研究的不同领域之中。
留美历史学人最终在学业上的成功同时也是美国教授们诲人不倦的有力见证，回忆老师的提携和帮助是这本书的第二个共同主题。几乎每个留美历史学人都可以讲出导师如何帮助自己的令人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本身就是中美学术交流和中美人民之间交流的伟大而令人难忘的故事。我们的美国导师们大多是在史学领域中有声望的学者，但他们无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批改留学生的每一篇作业，从语法的纠正、用词的斟酌、脚注的规范，到叙述方法的精确性，一步一步地把我们引导到有资格去争取一个美国博士学位的境地。他们对学生的倾心关注对我们获得历史博士学位而言不可或缺。在美国攻读历史博士的过程同时又使我们自己领悟到应该如何为人之师。我们尤其希望指出的是，在留美历史学会和学会期刊的成长过程中，有众多的美国学者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本书第三个共同主题是对美国大学体制的认识和对美国教育制度的贡献。留美学人来到美国之际，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开花结果和八十年代多元文化主义思潮高涨的时期，因此，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分享了美国社会和美国高校的前所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我们的作者先后在美国大学取得终身教授的职位，有的还担任过行政职务，几乎所有人参与了以教授治校为宗旨的各类委员会，直接参与了美国大学的管理和改革。这些经历使得留美学人获得了从“体制内”来深入观察美国大学的教学与管理的机会，并能就中美高校体制、学术运作、教学管理的异同发表基于实际经验的议论。我们认为，这些议论对中国的教育和学术发展是有参考价值的。与此同时，许多作者也是所在学校的东亚或亚洲研究中心的骨干，对开拓本校的亚洲和中国研究以及发展与国内高校的交流合作发挥了主导作用，在中美学术交流中扮演了桥梁的角色，推动了中国文化的传播。
本书的第四个主题对在美国学术界治学经验和教学的回顾与反思。上世纪最后二十年的美国历史学界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变化之一是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传统史观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这种变化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内尤为明显。可以说，学中国史的留美历史学人在美国学术界的立足得益于美国史学界发生转型的这个大背景。自九十年代初起，留美历史学人便开始发表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或在欧美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因为留美学人中许多人都驰骋于中国研究或与中国相关的国际史领域，他们的论著和思想开始在这些领域内产生影响。留美历史学人一方面熟悉美国史学界的中国研究的史学传承和前沿成果，另一方面又深谙中国历史文化、熟悉中国史学研究的精髓、在史料的运用上能够驾轻就熟，他们的写作往往可以获得比较独特的视角，并在某些方面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从而得到美国史学界的认可。即便在非中国史领域内，留美历史学人也获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我们当然清楚，留美历史学人在美国学术界立足并不意味着他们已在引领各自领域的发展方向，更不意味着他们的求学与治学已经“修成正果”，相反，美国学术界的训练和环境迫使他们以更加严肃、冷静和成熟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成果。但我们同时也相信，在全球化的今天，留美历史学人必将在继续进行的史学转型和史学创新的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只要他们不放弃追求，他们完全有可能创造出富有前瞻意义的史学作品来。
历史性的记录
1989年8月，历史学会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召开第三届年会，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王庆成教授发表演讲。王教授对出席会议的六十多名留学生说，“你们的贡献可能在三个方面展现出来，首先是在你们各自研究的领域内，其次是在推动中国的史学研究方面，第三是对美国史学领域的发展、尤其是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做出贡献。”
二十年过去了，王教授当年的期望得到了实现。然而，对于留美历史学者来说，这二十多年的求学治学的经历却是一场意想不到的、充满挑战意味的转型过程，这是许多人一开始没有预料到的。当然，每个人的经历和感受并不完全一致，对转型经历的反应和理解也并不相同。但几乎没有人会否认这是一个连续不停的自我发现、自我拷问、自我觉醒、自我创造的过程。伴随这个过程的是一种特殊的、敏感的、双重的“双重意识”（double double-consciousness）的存在。
作为历史学家，留美历史学人始终保持一种认知“过去”和“现实”的“双重意识”，与此同时，留美历史学人还保持着另外一种“双重意识”——对中国和美国的认知。两种“双重意识”并非是抽象的理论，而是日常生活的真实存在。作为历史学家，留美历史学人每天需要进行“过去”与“现在”的对话；作为来自中国的美国大学教授，留美历史学人每天也需要进行不同文化、不同知识体系、不同价值观、不同人生观之间的对话。这种双重的“双重意识”看上去是一种负担，但如同本文作者所展现的，它最终是一种人生的恩赐。正是这种特殊的意识存在使留美历史学人获得了战胜挑战的力量。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们希望，本书的文章可以提供一个独到的机会，来真实地展示留美历史学人——在某种意义上，留美人文学科的学者——在美国求学、工作和生活的心路历程。这些篇章是个人的经历、个人的记忆和个人的叙事，但它们也是一种集体的经历、集体的记忆和集体的叙事。这种心路历程的叙述应该是本书作者为中国留学运动史和当代史学发展的研究留下的一种史料性的内容，也可能为正在国内外求学的年轻学子送去一份思考。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这里的文字都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关于本书的编辑，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各篇的次序是按照作者出国留学的时间来排列的，我们发现，这种排列是很有意思的，它可以反映出我们作者经历上和留学运动中许多细微但重要的差别。另外，在当年留美历史学会的同学中，已有数人先后回到国内任教，他们的经历也应该成为这种跨太平洋求索经验的一部分，但因为时间仓促，我们未能及时联络他们。所幸的是，朱孝远教授——他也是历史学会中最早回国任教的会员之一——参与了我们的项目，使我们不至于因这方面的缺失而十分遗憾。在书的附录部分，我们呈现了有关留美历史学会的一些历史材料，包括学会发起人高王凌教授关于学会创办的回忆文章、发起历史学会的相关信件、历史学会1988年年会的照片、历史学会的大事记、各届理事会的成员，以及学会期刊成长情况的介绍。我们希望这些材料至少能为有兴趣了解历史学会历史的读者提供一种“想象”的基础。
在本书的构思、组稿和修订过程中，历史学会的许多同仁予以了有力的支持。陈兼、高铮、洪朝辉、卢汉超、徐国琦、叶维丽等对本书的立意和结构做出了极有见地的贡献。丛小平、贾宁、满运龙、邵勤、王晴佳、魏楚雄、翟强等则在编辑过程中给予我们周到的提醒与及时的帮助。
最后，我们希望对本书的作者表示我们由衷的敬意和谢意。编辑本书的过程是一种心灵得到净化、精神得到升华的过程，这是我们两人共同的感受，我们也期望这成为本书读者的共同感受。
王希 姚平
《在美国发现历史》一书从约稿到初稿、二稿，再到定稿仅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作者们的热情、坦诚、认真和严肃使我们两位编者深深感受到这本书的份量。这些篇章决不只是即兴而发的感怀和拾遗，它们凝聚着一群在特殊历史时段和空间中走到一起的中国历史学人的磨难和思考，它们记载着一代人的理想、信念、奋斗与成长。这里记述的并不是惊天动地的故事，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精神——为追求学识知难而进，为追求真理在所不惜。
历史性的机遇
合编回忆录的想法肇始于2008年。那年春天，《中国历史评论》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在康奈尔大学举行一个小范围讨论会，纪念中国留美历史学会（The Chines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简称CHUS）成立和学会期刊出版二十周年。讨论会的论文登出后，在学会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同年夏天，留美历史学会与上海大学在上大联合举办了国际史学讨论会——“历史研究的回顾、探索与展望”。这次会议既是为学会成员评估各自的研究领域创造一个平台，同时也是为了纪念学会成立二十周年。二十多位新老学会成员在会议上作学术报告，会下又在一起交流人生感悟，这使我们两人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这个群体的特殊性。我们想，把这些人所经历的、所感受的、所观察的、所思考的记录下来一定会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1978年12月，第一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十名留学生踏上北美大陆，进入美国大学学习，当代中国的留学浪潮由此而起。在过去的三十一年里，有上百万的中国学子走出国门，前往世界各地求学，博采众长。相对其他学科来说，赴美专攻历史的起步较晚，人数也少得多，但留美历史学者的影响力却是后来居上。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目前为止，有近百名中国历史学人从美国获得史学博士学位，进入美国大学历史系任教，通过他们的教学在美国高校中发挥着持续而广泛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出版学术专著、在欧美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主持学术研究项目、建立专业组织和出版英语学术期刊等活动，开始在美国史学界占有了一席之地。 来自中国的历史学人，以如此迅速和集中的方式，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在美国历史学界打开一片天地，无论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历史上，还是在中美教育交流的历史上，这可能都是一个极为少见的现象。
留美历史学者群体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借用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的话来说，他们成长的年代既是一个“革命时代”（age of revolution），也是一个“纯真时代”(age of innocence)。基于民族精神和国家利益之上的理想、信仰和激情，与对知识的渴求、对个性的张扬和对个人能力的认知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代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动力，也使他们下意识地拥有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是在国内完成了大学教育才出国的，但他们甘愿在美国从学生做起，学习语言和专业知识，重新创造自己的学术生涯。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和经历，他们熟悉中国的国情，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方向也格外关切。尽管身在海外，许多人始终与国内学术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写作和教学，与国内同行和学生分享自己的学识和体会。独特的历史背景、时代所提供的机遇，以及共同的求学经历等，使这些学者构成了一个具有双重文化背景的、跨国界、跨文化的学术共同体。
与此同时，史学训练和史学思维使他们具备了一种独特的观察和思考问题的眼光。在美国多年的研究和教学使他们不仅对各自领域的学术传承和走向具有系统深入的了解，而且对中美之间在史学训练、史学教学、史学研究、高等教育、学术文化方面的异同和利弊等具有细致独到的观察。他们从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大学教授的成长经历更是充满了鲜为人知的失败与成功、痛苦与光荣、博弈与创造的故事。如果说，他们的专著和论文是他们作为历史学家的专业产品的话，那么，本书的许多篇章则是他们作为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历史学人对人生经历的社会学式的观察与思考。在我们看来，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生故事不但激人意气，而且耐人寻味。
历史性的反思
本书的文章可以大致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是个人学术生涯的回忆，而以在美国求学和执教的经历为主；第二类是对美国社会和学术界的观察和评论，第三类则是对个人在美治史经历的梳理和对研究领域现状的评估。
尽管个人的经历和思考不同，本书的文章反映出几个共同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进入”美国学术界时的适应过程。留美历史学人的故事绝非只是一种成功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要内容其实是如何在一个新的环境下不断进行磨合（adaptation）、涵化（acculturation）、协合（negotiation）、重新想象（re-imagination）和重新创造（re-invention）的过程。历史学人来美国时大多已近三十，有的甚至是过了而立之年才重新当学子的。而美国大学的史学博士训练的主要内容是大量的阅读、激烈的课堂讨论和严格规范的论文写作，这一切都必须要以对语言（尤其是英语）的熟练掌握为基础。所以，学历史的留学生在这方面所受的磨炼要比学理工科的留学生艰难许多。多篇文章中有关语言障碍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这批学者们的不屈不饶和非史学莫属的坚定信念。许多人都曾因被红笔满篇修改过的作业而沮丧和自疑。但是，他们还是一篇篇地写下去，一堂堂课地攻下来，以种种方式克服了语言关，并最终成功进入到美国史学研究的不同领域之中。
留美历史学人最终在学业上的成功同时也是美国教授们诲人不倦的有力见证，回忆老师的提携和帮助是这本书的第二个共同主题。几乎每个留美历史学人都可以讲出导师如何帮助自己的令人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本身就是中美学术交流和中美人民之间交流的伟大而令人难忘的故事。我们的美国导师们大多是在史学领域中有声望的学者，但他们无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批改留学生的每一篇作业，从语法的纠正、用词的斟酌、脚注的规范，到叙述方法的精确性，一步一步地把我们引导到有资格去争取一个美国博士学位的境地。他们对学生的倾心关注对我们获得历史博士学位而言不可或缺。在美国攻读历史博士的过程同时又使我们自己领悟到应该如何为人之师。我们尤其希望指出的是，在留美历史学会和学会期刊的成长过程中，有众多的美国学者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本书第三个共同主题是对美国大学体制的认识和对美国教育制度的贡献。留美学人来到美国之际，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开花结果和八十年代多元文化主义思潮高涨的时期，因此，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分享了美国社会和美国高校的前所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我们的作者先后在美国大学取得终身教授的职位，有的还担任过行政职务，几乎所有人参与了以教授治校为宗旨的各类委员会，直接参与了美国大学的管理和改革。这些经历使得留美学人获得了从“体制内”来深入观察美国大学的教学与管理的机会，并能就中美高校体制、学术运作、教学管理的异同发表基于实际经验的议论。我们认为，这些议论对中国的教育和学术发展是有参考价值的。与此同时，许多作者也是所在学校的东亚或亚洲研究中心的骨干，对开拓本校的亚洲和中国研究以及发展与国内高校的交流合作发挥了主导作用，在中美学术交流中扮演了桥梁的角色，推动了中国文化的传播。
本书的第四个主题对在美国学术界治学经验和教学的回顾与反思。上世纪最后二十年的美国历史学界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变化之一是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传统史观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这种变化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内尤为明显。可以说，学中国史的留美历史学人在美国学术界的立足得益于美国史学界发生转型的这个大背景。自九十年代初起，留美历史学人便开始发表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或在欧美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因为留美学人中许多人都驰骋于中国研究或与中国相关的国际史领域，他们的论著和思想开始在这些领域内产生影响。留美历史学人一方面熟悉美国史学界的中国研究的史学传承和前沿成果，另一方面又深谙中国历史文化、熟悉中国史学研究的精髓、在史料的运用上能够驾轻就熟，他们的写作往往可以获得比较独特的视角，并在某些方面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从而得到美国史学界的认可。即便在非中国史领域内，留美历史学人也获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我们当然清楚，留美历史学人在美国学术界立足并不意味着他们已在引领各自领域的发展方向，更不意味着他们的求学与治学已经“修成正果”，相反，美国学术界的训练和环境迫使他们以更加严肃、冷静和成熟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成果。但我们同时也相信，在全球化的今天，留美历史学人必将在继续进行的史学转型和史学创新的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只要他们不放弃追求，他们完全有可能创造出富有前瞻意义的史学作品来。
历史性的记录
1989年8月，历史学会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召开第三届年会，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王庆成教授发表演讲。王教授对出席会议的六十多名留学生说，“你们的贡献可能在三个方面展现出来，首先是在你们各自研究的领域内，其次是在推动中国的史学研究方面，第三是对美国史学领域的发展、尤其是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做出贡献。”
二十年过去了，王教授当年的期望得到了实现。然而，对于留美历史学者来说，这二十多年的求学治学的经历却是一场意想不到的、充满挑战意味的转型过程，这是许多人一开始没有预料到的。当然，每个人的经历和感受并不完全一致，对转型经历的反应和理解也并不相同。但几乎没有人会否认这是一个连续不停的自我发现、自我拷问、自我觉醒、自我创造的过程。伴随这个过程的是一种特殊的、敏感的、双重的“双重意识”（double double-consciousness）的存在。
作为历史学家，留美历史学人始终保持一种认知“过去”和“现实”的“双重意识”，与此同时，留美历史学人还保持着另外一种“双重意识”——对中国和美国的认知。两种“双重意识”并非是抽象的理论，而是日常生活的真实存在。作为历史学家，留美历史学人每天需要进行“过去”与“现在”的对话；作为来自中国的美国大学教授，留美历史学人每天也需要进行不同文化、不同知识体系、不同价值观、不同人生观之间的对话。这种双重的“双重意识”看上去是一种负担，但如同本文作者所展现的，它最终是一种人生的恩赐。正是这种特殊的意识存在使留美历史学人获得了战胜挑战的力量。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们希望，本书的文章可以提供一个独到的机会，来真实地展示留美历史学人——在某种意义上，留美人文学科的学者——在美国求学、工作和生活的心路历程。这些篇章是个人的经历、个人的记忆和个人的叙事，但它们也是一种集体的经历、集体的记忆和集体的叙事。这种心路历程的叙述应该是本书作者为中国留学运动史和当代史学发展的研究留下的一种史料性的内容，也可能为正在国内外求学的年轻学子送去一份思考。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这里的文字都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关于本书的编辑，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各篇的次序是按照作者出国留学的时间来排列的，我们发现，这种排列是很有意思的，它可以反映出我们作者经历上和留学运动中许多细微但重要的差别。另外，在当年留美历史学会的同学中，已有数人先后回到国内任教，他们的经历也应该成为这种跨太平洋求索经验的一部分，但因为时间仓促，我们未能及时联络他们。所幸的是，朱孝远教授——他也是历史学会中最早回国任教的会员之一——参与了我们的项目，使我们不至于因这方面的缺失而十分遗憾。在书的附录部分，我们呈现了有关留美历史学会的一些历史材料，包括学会发起人高王凌教授关于学会创办的回忆文章、发起历史学会的相关信件、历史学会1988年年会的照片、历史学会的大事记、各届理事会的成员，以及学会期刊成长情况的介绍。我们希望这些材料至少能为有兴趣了解历史学会历史的读者提供一种“想象”的基础。
在本书的构思、组稿和修订过程中，历史学会的许多同仁予以了有力的支持。陈兼、高铮、洪朝辉、卢汉超、徐国琦、叶维丽等对本书的立意和结构做出了极有见地的贡献。丛小平、贾宁、满运龙、邵勤、王晴佳、魏楚雄、翟强等则在编辑过程中给予我们周到的提醒与及时的帮助。
最后，我们希望对本书的作者表示我们由衷的敬意和谢意。编辑本书的过程是一种心灵得到净化、精神得到升华的过程，这是我们两人共同的感受，我们也期望这成为本书读者的共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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