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上海书评】陈映芳：“好的城市”如何可能
“好的城市”如何可能
陈映芳
一、
《“城”长的烦恼》在读者眼里，属于一本不大好归类的书，不论是体裁、叙述方式，还是作者们的身份、立场。不过它有一个并不含糊的议题：什么样的城市才算是好的城市？
既然难以归类，我们不妨就先从议题说起。
2010年3月8日至4月1日，“当代文化研究网”（www.cul-studies.com）展开了一次颇具声势的网络讨论，主题是“我们的Better City”。“Better City, Better Life”，很多人知道，这是本届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口号──它曾被用来成功地说服了国际世博局官员和各国评审员。想来，它所包含的超越城市主义、强调市民生活为本的价值理念，应该是当初打动人的有力的观念武器。不过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对此中的曲折隐义不甚了了，让中国人对这句口号充满复杂感觉的恰恰是它的中译──“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是西方知识的进口大国，翻译史上也因此留下有不少佳话或公案，这一届世博主题词从英语到汉语的高妙的语际意义转换，料想也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可供后人分析研究的特殊的个案文本。这不，满城飘扬着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旗帜才刚挂出，“Better City”就被人惦记着，成了网上文化大讨论的主题。
相对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毋庸置疑式的语义结构，“我们的Better city”为人们提供的，是另一种思考起点和讨论空间：将“城市”从不容质疑的主体、转换成了生活者可质疑、可议论的客体对象。城市作为一种人类聚落，就如乡村一样，其形态本身不可能必然地为生活其中的人们带来“美好的生活”，人们为着自己想要的生活，有期待“好的城市”的愿望，更有思考什么是好的城市的必要，“better city”不应只是被用来打动洋人的漂亮口号，它也应该是本土生活者的合理诉求、正当话题。
这一次，将“Better City”放回本土语境中来的，是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师生和一群对此主题抱有讨论热忱的网民们。对他们的这个讨论，我是当初就知晓的，却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但是，今天当我看到由这次大讨论的发言内容辑录而成的《“城”长的烦恼》，再回头想来，才意识到，他们的这一举措，在“城市”议题已经铺天盖地的中国，有着无可替代的特殊意义──以对抗的姿态面对意识形态的压迫，在专业学科的知识界无人愿意关注的地带站出来，在一片寂静的沉闷中喊出自己的声音来……这些原本就是我们应该寄望以文化研究者的，如今，透过这样一本书，我们似乎看到了我们想要看到的。
二、
“文化研究” 在上海，由王晓明教授带动，被一群文学界学者引入大学已有多年。这西来的学科，原本即以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消费主义等现代问题为主要对象，天然带有批判的性格、对抗的姿态。但是，身处剧变中的中国社会，文化研究学者倘以真诚之心启示自己的问题意识，自一开始就得面临不无尴尬的处境：研究者自身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中国社会的走向等等，其实都还充满疑虑、难以理解。拿西来的理论武器，批判什么、对抗什么？就我所知，这样的问题一直也困扰着王晓明教授。与这个问题同时让研究人员们感到压力的，应该还有大学中的专业主义，以及他们自身对于学科背景单一可能导致研究力不足、因而对中国问题无从真正理解的现状的担忧。
出于对现状的反思和角色使命的认同，他们将“当代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确定为核心，并从一开始就将“城市”列为他们主要的研究主题。在“城市”这个主题中他们尝试将历史与现实沟连起来，将政治、经济与文化放到一起来考察，并试图跨过不同学科间的专业沟壑。这样的实践富有意义，却也充满挑战性。在当今的知识生产领域，城市研究以坚硬的专业体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以及技术信息的垄断性著称，更与所谓城市化、城市发展等国家发展目标以及世博这样的举国项目将结合，具有不可一世的扩张性。对于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而言，在被设定的锦上添花式的城市文化研究以外，其实很少有可供伸展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研究的城市批判，谈何容易。一方面，不要说广义的西方理论，即以本人接触的社会学城市理论而言，自古典社会学到当今城市社会学，反思、批判城市的各种理论早已是层层叠叠，令人眼花缭乱。另一方面，在中国本土，由于城乡体制的结构规定，人们对城市的向往，是极为自然、正当的生活愿望。在这样的现实逻辑下，依据既有的西方理论而在中国作简单的城市主义批判，难免会被人们看作为城市文化人的矫情。而且，城市开发在中国已形成为一种特殊的体制，面对由权力经营城市、操控市场并一手制定集体消费规则的现实，知识分子若依然只将生活者的消费方式等等拿来说事，不免有避重就轻之嫌。
但这一次，《“城”长的烦恼》让我们看到了文化研究的另一种可能：回到日常经验，让包括研究者在内的生活者自己说出对城市的感受。面对强势的城市意识形态和城市开发体制，人们不妨表达自己的生活愿望，对什么是“好的城市”作出自己的评判（在这儿，我愿意暂时忽略掉“我”与“我们”之间的差异）。
这样的叙说，可以被理解成一种批判的方式，对抗的策略。可是，不经意间，很有可能，中国的文化研究者在这种实践过程中可以找到一种观察中国社会的角度，反思自身与批判对象之间的关系，并逐步深入地发现中国社会的运行逻辑。在此同时，形成其所追求的“批判性分析”、“促进性介入”的方式──我特别注意到，在这个以“我们”命名的讨论群体里，不仅讨论者有不少是匿名的网民，他们的言说方式、对议题的切入角度甚至评价背后的价值观念其实也是多种多样的，在各表其意的城市生活感受中他们表达了多元、开放的城市观，中间不乏对现实具有穿透力的城市评论。这似乎与当初人们理解的西方文化研究的立场、方式不甚相同，但却是让人觉得触手可感的、有着本土气息的新苗，令人欣喜。
三、
所有的市民都该是城市的主体。什么样的城市是好的？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评价，都应该说出自己的期待。或许这才是以“城市”为主题的文化批评最应有的品格。
价值源于社会需求以及供求状况，从社会群体层面来说，对于人的聚落形态、生活环境，一般人大多会有自己想要的和不想要的，“好的城市”应该是能够满足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或者起码是大部分人的居住需求和生活愿望的地方吧。但社会自有其逻辑。这种逻辑意味着什么？在此我也试着从日常经验和生活常识出发来说说事。
现实中的城市人，象上海人，他们自己最想要的城市是什么样的？不需违言，上海人需要有南京路、外滩、金茂大厦、大剧院……高耸云天、光亮耀眼，这些已经是这个城市在中国的地位的重要象征物。但是，对大部分上海市民来说，让他们心向往之、念兹在兹的居住社区在哪儿？很有可能不在陆家嘴，也不在新天地──据我所知，上海有不少市民，遇到有海内外亲友来到沪上，真正愿意带着他们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好的上海”，在老西区。那里的景观与今天城市媒体所炫耀的更高、更快、更新、更亮的摩登大上海南辕北辙。这些年被城市主政者大力推动的都市大开发，在那里几乎被隔绝于外。没有大型推土机进入，没有绿荫被毁，也绝少有高层住宅拔地而起。除了不少老建筑被仔细地、恰如其份地重新涂过，那儿的城市光景几乎是百年不变：有中国人记忆中的“街”的肌理，有雅各布斯基强调的人行道、“街之眼”，甚至也没有所谓“历史风貌保护区”住宅建筑被商业化的问题，孩子和老年人在那儿都可以便捷地生活……我自己也曾一次次带朋友去走过，不仅听到过内地朋友北方朋友的惊诧，也收获过欧洲建筑师的赞吁。我相信，那里其实就是这个城市的空间规划者们心中的“好的城市”，也是掌握着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实权的人们自己所要的生活社区。所以，我常常会悲观地感叹：城市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是好的城市”，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好的城市’如何可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城市生产的机制”。
“好的城市”、“为了市民生活的城市”如何可能？这是近年来各国城市研究学者、城市规划师都在关心和讨论的问题。记得几年前上海曾开过次高规格的城市论坛。在那次会上，我不无惊讶地发现，欧美各国的城市规划师其实大多在关注城市建设与社会建议的关系问题，在探讨城市规划如何考虑社会公平问题、社会老龄化问题、社会融合问题、文化保护问题等等——也就是以市民生活为本的好的城市如何可能的问题。而在同一平台上中国的城市学专家给各国代表展示的，却是上海城市大发展的宏伟蓝图——在那些蓝图中，规模奇迹、经济效应（如城市功能分区）、景观美学等等是最突出的亮点。那其中，几乎很难看到“市民”、“社会”、“生活”等等的地位和实际安排！我曾经将这种不无奇妙又令人感叹的学术现象解释为中外学者间的观念和知识的落差，希望这只是社会发展和学术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的问题。然而实际上不是——中国城市学者们的城市观自成一体，首先不是因为信息条件限制，也不是因为社会发展阶段的国情所致（严重的城市社会不公恰是我们的国情），它首先与城市发展主导者的意志及其城市生产的机制有关，这其中甚至包括有城市观/城市知识如何被引进、同时又如何被屏蔽过滤、被拒斥的机制。2008年11月至12月间，我曾去韩国首尔和日本东京参加过两个城市研究的国际大会。在那两个会议上，中国当前的各种城市问题几乎是大部分分会场都有人在讨论的议题。可与此同时，另一个到处有人的议论的问题却是：“怎么中国大陆的学者都不来？”“他们是最应该来的呀”……这亦是中国的一种城市现实。
所以，虽然在现实的逻辑中，“什么样的城市是好的”其实可说是一个伪命题，但在城市主义已经被有效运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情况下，“Better City”作为一个公共议题，依然有其独特的意义——城市观对市民生活愿望的扭曲、对日常生活的压迫，正是不合理的城市体制得以形成并维持的机制之一。也因此，我愿意将《“城”长的烦恼》的作者们的讨论，理解为知识人站在市民的市场上起而抵制城市主义意识形态、并进而参与改变城市生产机制的有意义的文化实践和公民行动。
陈映芳
一、
《“城”长的烦恼》在读者眼里，属于一本不大好归类的书，不论是体裁、叙述方式，还是作者们的身份、立场。不过它有一个并不含糊的议题：什么样的城市才算是好的城市？
既然难以归类，我们不妨就先从议题说起。
2010年3月8日至4月1日，“当代文化研究网”（www.cul-studies.com）展开了一次颇具声势的网络讨论，主题是“我们的Better City”。“Better City, Better Life”，很多人知道，这是本届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口号──它曾被用来成功地说服了国际世博局官员和各国评审员。想来，它所包含的超越城市主义、强调市民生活为本的价值理念，应该是当初打动人的有力的观念武器。不过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对此中的曲折隐义不甚了了，让中国人对这句口号充满复杂感觉的恰恰是它的中译──“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是西方知识的进口大国，翻译史上也因此留下有不少佳话或公案，这一届世博主题词从英语到汉语的高妙的语际意义转换，料想也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可供后人分析研究的特殊的个案文本。这不，满城飘扬着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旗帜才刚挂出，“Better City”就被人惦记着，成了网上文化大讨论的主题。
相对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毋庸置疑式的语义结构，“我们的Better city”为人们提供的，是另一种思考起点和讨论空间：将“城市”从不容质疑的主体、转换成了生活者可质疑、可议论的客体对象。城市作为一种人类聚落，就如乡村一样，其形态本身不可能必然地为生活其中的人们带来“美好的生活”，人们为着自己想要的生活，有期待“好的城市”的愿望，更有思考什么是好的城市的必要，“better city”不应只是被用来打动洋人的漂亮口号，它也应该是本土生活者的合理诉求、正当话题。
这一次，将“Better City”放回本土语境中来的，是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师生和一群对此主题抱有讨论热忱的网民们。对他们的这个讨论，我是当初就知晓的，却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但是，今天当我看到由这次大讨论的发言内容辑录而成的《“城”长的烦恼》，再回头想来，才意识到，他们的这一举措，在“城市”议题已经铺天盖地的中国，有着无可替代的特殊意义──以对抗的姿态面对意识形态的压迫，在专业学科的知识界无人愿意关注的地带站出来，在一片寂静的沉闷中喊出自己的声音来……这些原本就是我们应该寄望以文化研究者的，如今，透过这样一本书，我们似乎看到了我们想要看到的。
二、
“文化研究” 在上海，由王晓明教授带动，被一群文学界学者引入大学已有多年。这西来的学科，原本即以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消费主义等现代问题为主要对象，天然带有批判的性格、对抗的姿态。但是，身处剧变中的中国社会，文化研究学者倘以真诚之心启示自己的问题意识，自一开始就得面临不无尴尬的处境：研究者自身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中国社会的走向等等，其实都还充满疑虑、难以理解。拿西来的理论武器，批判什么、对抗什么？就我所知，这样的问题一直也困扰着王晓明教授。与这个问题同时让研究人员们感到压力的，应该还有大学中的专业主义，以及他们自身对于学科背景单一可能导致研究力不足、因而对中国问题无从真正理解的现状的担忧。
出于对现状的反思和角色使命的认同，他们将“当代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确定为核心，并从一开始就将“城市”列为他们主要的研究主题。在“城市”这个主题中他们尝试将历史与现实沟连起来，将政治、经济与文化放到一起来考察，并试图跨过不同学科间的专业沟壑。这样的实践富有意义，却也充满挑战性。在当今的知识生产领域，城市研究以坚硬的专业体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以及技术信息的垄断性著称，更与所谓城市化、城市发展等国家发展目标以及世博这样的举国项目将结合，具有不可一世的扩张性。对于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而言，在被设定的锦上添花式的城市文化研究以外，其实很少有可供伸展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研究的城市批判，谈何容易。一方面，不要说广义的西方理论，即以本人接触的社会学城市理论而言，自古典社会学到当今城市社会学，反思、批判城市的各种理论早已是层层叠叠，令人眼花缭乱。另一方面，在中国本土，由于城乡体制的结构规定，人们对城市的向往，是极为自然、正当的生活愿望。在这样的现实逻辑下，依据既有的西方理论而在中国作简单的城市主义批判，难免会被人们看作为城市文化人的矫情。而且，城市开发在中国已形成为一种特殊的体制，面对由权力经营城市、操控市场并一手制定集体消费规则的现实，知识分子若依然只将生活者的消费方式等等拿来说事，不免有避重就轻之嫌。
但这一次，《“城”长的烦恼》让我们看到了文化研究的另一种可能：回到日常经验，让包括研究者在内的生活者自己说出对城市的感受。面对强势的城市意识形态和城市开发体制，人们不妨表达自己的生活愿望，对什么是“好的城市”作出自己的评判（在这儿，我愿意暂时忽略掉“我”与“我们”之间的差异）。
这样的叙说，可以被理解成一种批判的方式，对抗的策略。可是，不经意间，很有可能，中国的文化研究者在这种实践过程中可以找到一种观察中国社会的角度，反思自身与批判对象之间的关系，并逐步深入地发现中国社会的运行逻辑。在此同时，形成其所追求的“批判性分析”、“促进性介入”的方式──我特别注意到，在这个以“我们”命名的讨论群体里，不仅讨论者有不少是匿名的网民，他们的言说方式、对议题的切入角度甚至评价背后的价值观念其实也是多种多样的，在各表其意的城市生活感受中他们表达了多元、开放的城市观，中间不乏对现实具有穿透力的城市评论。这似乎与当初人们理解的西方文化研究的立场、方式不甚相同，但却是让人觉得触手可感的、有着本土气息的新苗，令人欣喜。
三、
所有的市民都该是城市的主体。什么样的城市是好的？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评价，都应该说出自己的期待。或许这才是以“城市”为主题的文化批评最应有的品格。
价值源于社会需求以及供求状况，从社会群体层面来说，对于人的聚落形态、生活环境，一般人大多会有自己想要的和不想要的，“好的城市”应该是能够满足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或者起码是大部分人的居住需求和生活愿望的地方吧。但社会自有其逻辑。这种逻辑意味着什么？在此我也试着从日常经验和生活常识出发来说说事。
现实中的城市人，象上海人，他们自己最想要的城市是什么样的？不需违言，上海人需要有南京路、外滩、金茂大厦、大剧院……高耸云天、光亮耀眼，这些已经是这个城市在中国的地位的重要象征物。但是，对大部分上海市民来说，让他们心向往之、念兹在兹的居住社区在哪儿？很有可能不在陆家嘴，也不在新天地──据我所知，上海有不少市民，遇到有海内外亲友来到沪上，真正愿意带着他们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好的上海”，在老西区。那里的景观与今天城市媒体所炫耀的更高、更快、更新、更亮的摩登大上海南辕北辙。这些年被城市主政者大力推动的都市大开发，在那里几乎被隔绝于外。没有大型推土机进入，没有绿荫被毁，也绝少有高层住宅拔地而起。除了不少老建筑被仔细地、恰如其份地重新涂过，那儿的城市光景几乎是百年不变：有中国人记忆中的“街”的肌理，有雅各布斯基强调的人行道、“街之眼”，甚至也没有所谓“历史风貌保护区”住宅建筑被商业化的问题，孩子和老年人在那儿都可以便捷地生活……我自己也曾一次次带朋友去走过，不仅听到过内地朋友北方朋友的惊诧，也收获过欧洲建筑师的赞吁。我相信，那里其实就是这个城市的空间规划者们心中的“好的城市”，也是掌握着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实权的人们自己所要的生活社区。所以，我常常会悲观地感叹：城市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是好的城市”，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好的城市’如何可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城市生产的机制”。
“好的城市”、“为了市民生活的城市”如何可能？这是近年来各国城市研究学者、城市规划师都在关心和讨论的问题。记得几年前上海曾开过次高规格的城市论坛。在那次会上，我不无惊讶地发现，欧美各国的城市规划师其实大多在关注城市建设与社会建议的关系问题，在探讨城市规划如何考虑社会公平问题、社会老龄化问题、社会融合问题、文化保护问题等等——也就是以市民生活为本的好的城市如何可能的问题。而在同一平台上中国的城市学专家给各国代表展示的，却是上海城市大发展的宏伟蓝图——在那些蓝图中，规模奇迹、经济效应（如城市功能分区）、景观美学等等是最突出的亮点。那其中，几乎很难看到“市民”、“社会”、“生活”等等的地位和实际安排！我曾经将这种不无奇妙又令人感叹的学术现象解释为中外学者间的观念和知识的落差，希望这只是社会发展和学术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的问题。然而实际上不是——中国城市学者们的城市观自成一体，首先不是因为信息条件限制，也不是因为社会发展阶段的国情所致（严重的城市社会不公恰是我们的国情），它首先与城市发展主导者的意志及其城市生产的机制有关，这其中甚至包括有城市观/城市知识如何被引进、同时又如何被屏蔽过滤、被拒斥的机制。2008年11月至12月间，我曾去韩国首尔和日本东京参加过两个城市研究的国际大会。在那两个会议上，中国当前的各种城市问题几乎是大部分分会场都有人在讨论的议题。可与此同时，另一个到处有人的议论的问题却是：“怎么中国大陆的学者都不来？”“他们是最应该来的呀”……这亦是中国的一种城市现实。
所以，虽然在现实的逻辑中，“什么样的城市是好的”其实可说是一个伪命题，但在城市主义已经被有效运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情况下，“Better City”作为一个公共议题，依然有其独特的意义——城市观对市民生活愿望的扭曲、对日常生活的压迫，正是不合理的城市体制得以形成并维持的机制之一。也因此，我愿意将《“城”长的烦恼》的作者们的讨论，理解为知识人站在市民的市场上起而抵制城市主义意识形态、并进而参与改变城市生产机制的有意义的文化实践和公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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