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堪：遗憾和隐忧——马悦然《我的老师高本汉》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年2月第一版
瑞典学者马悦然（G. Malmqvist）用瑞典文所著他老师的传记《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的中文译本近日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原书出版于1995年）。高本汉是几代中国学者都熟悉的汉学大师，我们虽了解其在汉语音韵学上的贡献，但对其生平和为人，却所知不多。作者是享有盛誉的汉学家，又是高氏的得意门生。译者李之义先生曾长期在瑞典工作，精通瑞典语，翻译过大量瑞典文学作品，多次获奖。李先生在“译后记”里说：用了三年时间才把这部传记译完，在翻译过程中还买了两本古汉语知识词典，从头到尾读了几遍，甚至把一些词背下来，以便看到原文就能“对号入座”。对国外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译者也尽可能学习和了解。读者阅读之后，会如马悦然先生在“中译本序”中所说，认识一个隐藏在学者高本汉背后的真实的人。
译者用力甚勤，译文也晓畅可读，是一个较好的译本。可惜，在涉及高本汉汉学研究的内容时，仍有不少误译，特别是人名和书名方面。以下略举一些例子。
译本第61页引用高本汉1909年12月2日的信，其中提到赫兹（F. Hirth，1845-1927）写的《中国古代史》，译者特地加了注，简单介绍了此人的生平和高本汉对其著作的评价。但在第268页中，又把他译为弗里德里希·希尔施。其实，此公是一位中国学术界早就熟悉的德裔美国汉学家，应译作“夏德”。他的名著《大秦国全录》（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1885）已由朱杰勤先生译为中文，196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今年年初大象出版社又出新版。
书中说到高本汉在1909年曾苦读俄语，并于是年去俄国圣彼得堡大学留学，跟随俄国汉学家“伊万诺夫”（A. I. Ivanov，1878-1937）学习汉语。这位“伊万诺夫”当作“伊凤阁”，乃大名鼎鼎的西夏学研究的开拓者：1907年，他就从俄国所藏西夏文献中发现了重要的西夏语字书《蕃汉合时掌中珠》，1923年还在北京大学出版的《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用中文发表名作《西夏国书说》。他曾在北大执教，后任苏联驻华外交官，1937年在斯大林的清洗运动中被处决。其学生聂历山（N. A. Nevsky，1892-1938）更属旷世奇才，是优秀的汉学家、日本学家、西夏学大家和台湾原住民语言民俗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于1938年被诬指为“日本间谍”，含冤而死。聂氏遗著两卷本《西夏语文学》至1960年方得出版，并于1962年被追授“列宁奖金”。
第180页后有几页图版，其中有一幅是“亚罗斯拉夫·普鲁谢克”教授的照片。此处应译“普实克”（Jaroslav Prek，1906-1980），中国读书界对其并不陌生。他曾师从于高本汉，是捷克最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布拉格汉学学派的代表人物，蜚声世界。通过李欧梵教授的介绍，国内在1987年出版了《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又翻译出版了他的早年著作《中国 我的姐妹》（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他与夏志清教授就夏著《现代中国小说史》的争论，可谓海外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2006年，在其百年诞辰之际，北京隆重举行了纪念他的专题学术报告会。最近去世的柳存仁教授（1917-2009）也曾就他的著作写过长篇评论。
第205页，谈及其他学者对高本汉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批评，提到比利时方言地理学家威廉·格鲁塔埃史（Willem Grootaers）。其实，这位神父的汉名为贺登崧（1911-1999），是汉语方言地理学的先驱。后来他去了日本，并在日本长期居住。其著作《汉语方言地理学》，已由中国学者石汝杰和日本学者岩田礼合作译成中文，2003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关于高氏与贺登崧在汉语研究中的不同取向，近来学界仍有探讨，如刘新中发表在《学术研究》（广州）2006年第五期上的论文《高本汉与贺登崧对汉语方言研究的不同学术路向》。贺氏当年的学生和合作者也多有成就，如王辅世教授，解放后转而研究苗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为一时之选。王先生完成于1950年的辅仁大学硕士论文《宣化方言地图》，四十多年后才由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研究所出版（1994年）。
书中多次提及丹麦汉学家“艾葛乐”（Sren Egerod），他的汉名其实是“易家乐”（1923-1995），大陆和台湾的学术期刊上都曾发表过他的语言学论文。第311页言及华裔印尼-荷兰汉学家Tjan Tjoe Som，译者将其名字还原为“田秋松”，不确。这位曾在雅加达任中文教授的学者的汉名实为曾珠森。
书末附有《高本汉作品年表》，完整收录高氏用英、德、法文发表的著作，其中已译成中文和日文者也一一注明。译者将这个书目全文译出，可惜仍有讹误。
高氏于1920年在巴黎《亚洲学报》（JA）上发表一篇法文论文Le Proto-chinois, langue flexionelle，可译为《原始汉语为屈折语说》。此文中译文发表于《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1929年），当时的译名是《原始中国语为变化语说》，译者冯承钧，书中误为“冯成君”。
高氏1922年有一篇发表在《通报》（TP）上的英文论文，于次年即由林语堂译成中文，改题《答马斯贝罗（Maspero）论切韵之音》，刊登在《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1923年），书中把“季刊”误为“期刊”。
高氏名著《中日汉字解析字典》原书出版于1923年，其中一部分由王静如译成中文，题作《中国古音（切韵）之系统及其演变》，刊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1930年）。书中把译者名误为“王京如”，把登载该文的《史语所集刊》误为《中央研究院季刊》。其后亦如此，皆误。
高氏于1926年用英文出版了一本篇幅不大的书，题为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语文学和古代中国》），贺昌群把此书译为中文，改题《中国语言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书中把译者之名误为“何昌群”。
上世纪三十年代，史语所为纪念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寿辰，编集了厚重的《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下两巨册，上册于1933年出版，标明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收录了高本汉的英文论文Some Turkish Transcriptions in the Light of Irregular Aspirates in Mandarin，见该书第175-188页。书中除将《史语所集刊》译为《中央研究院季刊》外，页码则误为311-322页（也可能原文有错）。
以上所举，都属细节，一般来说，也不影响读者阅读，但掩卷之后，终不免有些遗憾。近二十年来，对国外汉学和中国研究的介绍、评述、翻译以至专题研究数量越来越多，相关学术机构纷纷成立，外国汉学家访华日有所闻，这“国际汉学”也渐成“显学”，成果累累。但细察之，其中固不乏填补空白的精心之作，而学术泡沫亦复不少。至于翻译作品，可以说大多数都存在知识性的错误。究其原因，主要并非译者的外语水平低或不认真，而是对学术史和相关专业信息了解不够，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此，笔者颇感在繁荣的背后，实存隐忧，因为成果数量的增加，并未伴随质量的提高。研究任何学问，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问，都须从目录学入手。如果不掌握古今中外前人和时贤的已有成果，创新即无从谈起。在信息科学和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获取资料的手段远远优于过去，但必须了解掌握的信息，也大大增加。对于从事海外汉学研究的人来说，要将相关信息融会贯通，博闻强记仍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夫。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马军先生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但对海外汉学史也有浓厚兴趣，多年来积累了大量资料。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做了许多分门别类的书目汇编工作，其中部分成果已公之于世。最近出版的《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六辑（第412-425页）正好发表了他的《中国学术界译介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篇目汇编》，系统收集和整理了1923至2008年用中文发表的有关高本汉的论著和翻译作品（其编订工作曾得到香港大学李乾耀先生之助），对这本传记是很好的补充。■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31a0460100flx8.html) - 徐文堪：遗憾和隐忧——马悦然《我的老师高本汉》_catqueens17_新浪博客
瑞典学者马悦然（G. Malmqvist）用瑞典文所著他老师的传记《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的中文译本近日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原书出版于1995年）。高本汉是几代中国学者都熟悉的汉学大师，我们虽了解其在汉语音韵学上的贡献，但对其生平和为人，却所知不多。作者是享有盛誉的汉学家，又是高氏的得意门生。译者李之义先生曾长期在瑞典工作，精通瑞典语，翻译过大量瑞典文学作品，多次获奖。李先生在“译后记”里说：用了三年时间才把这部传记译完，在翻译过程中还买了两本古汉语知识词典，从头到尾读了几遍，甚至把一些词背下来，以便看到原文就能“对号入座”。对国外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译者也尽可能学习和了解。读者阅读之后，会如马悦然先生在“中译本序”中所说，认识一个隐藏在学者高本汉背后的真实的人。
译者用力甚勤，译文也晓畅可读，是一个较好的译本。可惜，在涉及高本汉汉学研究的内容时，仍有不少误译，特别是人名和书名方面。以下略举一些例子。
译本第61页引用高本汉1909年12月2日的信，其中提到赫兹（F. Hirth，1845-1927）写的《中国古代史》，译者特地加了注，简单介绍了此人的生平和高本汉对其著作的评价。但在第268页中，又把他译为弗里德里希·希尔施。其实，此公是一位中国学术界早就熟悉的德裔美国汉学家，应译作“夏德”。他的名著《大秦国全录》（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1885）已由朱杰勤先生译为中文，196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今年年初大象出版社又出新版。
书中说到高本汉在1909年曾苦读俄语，并于是年去俄国圣彼得堡大学留学，跟随俄国汉学家“伊万诺夫”（A. I. Ivanov，1878-1937）学习汉语。这位“伊万诺夫”当作“伊凤阁”，乃大名鼎鼎的西夏学研究的开拓者：1907年，他就从俄国所藏西夏文献中发现了重要的西夏语字书《蕃汉合时掌中珠》，1923年还在北京大学出版的《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用中文发表名作《西夏国书说》。他曾在北大执教，后任苏联驻华外交官，1937年在斯大林的清洗运动中被处决。其学生聂历山（N. A. Nevsky，1892-1938）更属旷世奇才，是优秀的汉学家、日本学家、西夏学大家和台湾原住民语言民俗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于1938年被诬指为“日本间谍”，含冤而死。聂氏遗著两卷本《西夏语文学》至1960年方得出版，并于1962年被追授“列宁奖金”。
第180页后有几页图版，其中有一幅是“亚罗斯拉夫·普鲁谢克”教授的照片。此处应译“普实克”（Jaroslav Prek，1906-1980），中国读书界对其并不陌生。他曾师从于高本汉，是捷克最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布拉格汉学学派的代表人物，蜚声世界。通过李欧梵教授的介绍，国内在1987年出版了《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又翻译出版了他的早年著作《中国 我的姐妹》（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他与夏志清教授就夏著《现代中国小说史》的争论，可谓海外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2006年，在其百年诞辰之际，北京隆重举行了纪念他的专题学术报告会。最近去世的柳存仁教授（1917-2009）也曾就他的著作写过长篇评论。
第205页，谈及其他学者对高本汉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批评，提到比利时方言地理学家威廉·格鲁塔埃史（Willem Grootaers）。其实，这位神父的汉名为贺登崧（1911-1999），是汉语方言地理学的先驱。后来他去了日本，并在日本长期居住。其著作《汉语方言地理学》，已由中国学者石汝杰和日本学者岩田礼合作译成中文，2003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关于高氏与贺登崧在汉语研究中的不同取向，近来学界仍有探讨，如刘新中发表在《学术研究》（广州）2006年第五期上的论文《高本汉与贺登崧对汉语方言研究的不同学术路向》。贺氏当年的学生和合作者也多有成就，如王辅世教授，解放后转而研究苗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为一时之选。王先生完成于1950年的辅仁大学硕士论文《宣化方言地图》，四十多年后才由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研究所出版（1994年）。
书中多次提及丹麦汉学家“艾葛乐”（Sren Egerod），他的汉名其实是“易家乐”（1923-1995），大陆和台湾的学术期刊上都曾发表过他的语言学论文。第311页言及华裔印尼-荷兰汉学家Tjan Tjoe Som，译者将其名字还原为“田秋松”，不确。这位曾在雅加达任中文教授的学者的汉名实为曾珠森。
书末附有《高本汉作品年表》，完整收录高氏用英、德、法文发表的著作，其中已译成中文和日文者也一一注明。译者将这个书目全文译出，可惜仍有讹误。
高氏于1920年在巴黎《亚洲学报》（JA）上发表一篇法文论文Le Proto-chinois, langue flexionelle，可译为《原始汉语为屈折语说》。此文中译文发表于《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1929年），当时的译名是《原始中国语为变化语说》，译者冯承钧，书中误为“冯成君”。
高氏1922年有一篇发表在《通报》（TP）上的英文论文，于次年即由林语堂译成中文，改题《答马斯贝罗（Maspero）论切韵之音》，刊登在《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1923年），书中把“季刊”误为“期刊”。
高氏名著《中日汉字解析字典》原书出版于1923年，其中一部分由王静如译成中文，题作《中国古音（切韵）之系统及其演变》，刊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1930年）。书中把译者名误为“王京如”，把登载该文的《史语所集刊》误为《中央研究院季刊》。其后亦如此，皆误。
高氏于1926年用英文出版了一本篇幅不大的书，题为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语文学和古代中国》），贺昌群把此书译为中文，改题《中国语言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书中把译者之名误为“何昌群”。
上世纪三十年代，史语所为纪念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寿辰，编集了厚重的《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下两巨册，上册于1933年出版，标明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收录了高本汉的英文论文Some Turkish Transcriptions in the Light of Irregular Aspirates in Mandarin，见该书第175-188页。书中除将《史语所集刊》译为《中央研究院季刊》外，页码则误为311-322页（也可能原文有错）。
以上所举，都属细节，一般来说，也不影响读者阅读，但掩卷之后，终不免有些遗憾。近二十年来，对国外汉学和中国研究的介绍、评述、翻译以至专题研究数量越来越多，相关学术机构纷纷成立，外国汉学家访华日有所闻，这“国际汉学”也渐成“显学”，成果累累。但细察之，其中固不乏填补空白的精心之作，而学术泡沫亦复不少。至于翻译作品，可以说大多数都存在知识性的错误。究其原因，主要并非译者的外语水平低或不认真，而是对学术史和相关专业信息了解不够，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此，笔者颇感在繁荣的背后，实存隐忧，因为成果数量的增加，并未伴随质量的提高。研究任何学问，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问，都须从目录学入手。如果不掌握古今中外前人和时贤的已有成果，创新即无从谈起。在信息科学和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获取资料的手段远远优于过去，但必须了解掌握的信息，也大大增加。对于从事海外汉学研究的人来说，要将相关信息融会贯通，博闻强记仍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夫。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马军先生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但对海外汉学史也有浓厚兴趣，多年来积累了大量资料。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做了许多分门别类的书目汇编工作，其中部分成果已公之于世。最近出版的《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六辑（第412-425页）正好发表了他的《中国学术界译介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篇目汇编》，系统收集和整理了1923至2008年用中文发表的有关高本汉的论著和翻译作品（其编订工作曾得到香港大学李乾耀先生之助），对这本传记是很好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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