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康纳为何如此“邪恶”？
（刊于2010年7月11日《上海书评》，收录于《刻小说的人》） 1957年，诗人兼文学评论家T. S. 艾略特读到一本名叫《好人难寻》（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 and Other Stories）的短篇小说集，作者是一位崭露头角的美国南方女作家，名叫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这本书里有几篇小说让艾略特感到“毛骨悚然”，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这样评价这位文学新人：“可以肯定，此人身上有一种奇异的天赋，才艺当属一流，可是我的神经不够坚强，实在承受不了太多这样的搅扰。”如今，奥康纳已经去世四十多年，《好人难寻》中收录的几篇小说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经典，此书的中译本已于今年出版。 对奥康纳的小说感到惊愕的绝不止艾略特一人。“邪恶”——这两个字不但是《好人难寻》中译本腰封上最惹人注目的字眼，也是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国内读者提及奥康纳时最偏爱的形容词。人们谈论奥康纳的“邪恶”时大概有两层意思：一是她塑造的人物往往道德败坏、行为邪恶；另一层意思是说这位作家本身可谓邪恶——她似乎极度冷血，写的故事充满暴力，经常安排弱者惨遭厄运，对笔下的人物没有丝毫同情：在标题小说《好人难寻》中，一家老少六口开车出门旅行，不料遭遇三个在逃的歹徒，全家人惨死路边，无一幸免；小说《河》写一个三四岁的城里男孩被保姆带到城外河边参观布道，还接受了洗礼，次日，男孩只身跑到河边，想要亲身实践“在生命的深河里漂流，进入基督之国”（前日牧师所言），却被河水无情地吞没；《救人就是救自己》讲一位老妇人把自己的智障女儿嫁给了一个看上去好心而且能干的流浪汉，流浪汉修好了老妇人家里熄火多年的旧车，说要携妻子驾车出游，却在途中将智障的妻子丢下，独自开着骗到手的汽车一去不归。 阅读这些小说，读者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奥康纳想要展示的是道德的沦丧、人性的丑陋、上帝的隐退、宗教的无能。这些故事几乎都止于悲剧或者不幸，少有“光明”的结尾——看来这位作家不仅邪恶，而且相当悲观。 奥康纳为何如此“邪恶”？为了找出答案，我们有必要去了解她的生平、关注她的言论、搜寻对她作品的各种评论和解读。随着线索的不断积累，问题的答案未必能被找出，但原来的结论却很可能被彻底推翻。我们可能会惊奇地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在“误读”奥康纳，很多困惑得以消除，可是新的困惑又接踵而来…… 对于理解奥康纳的小说，“邪恶”并不是最合适的关键词。假如我们非要使用关键词来标注这位作家，那么另外两个可能更为贴切：一个是“南方”，一个是“天主教”。 奥康纳于1925年生于美国南方的佐治亚州，在那里读完了中学和大学本科，并对写作产生了兴趣。当她于1946年去著名的“爱荷华作家工作室”进修写作时，她的南方口音如此浓重，以至于初次和导师面谈时导师不得不让她把想要说的话全都写在纸上。早在奥康纳十五岁时，她的父亲因为染上红斑狼疮而过早辞世，而她本人在二十六岁时也被确诊染上同一种病，据说只能再活五年。为了养病，奥康纳回到南方的故乡，和母亲一起在佐治亚州的农场生活，一直坚持写作，还饲养了上百只孔雀（《好人难寻》中译本的封面图案是一支孔雀翎）。她终生未婚，三十九岁去世。 奥康纳一生写了两部长篇小说——《智血》（Wise Blood）和《暴力夺取》（The Violent Bear It Away），以及三十多篇短篇小说，这些短篇收在《好人难寻》、《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和《短篇小说全集》（The Complete Stories）中。 奥康纳在作品中描绘了美国南方的风物。《好人难寻》中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南部的乡下，其中至少有四篇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一对生活在农场上的母女（丧偶、守旧的老妇人和她性格孤僻的女儿），这些人物身上大概有奥康纳和她母亲的影子。奥康纳笔下人物的言谈举止都带有南方特色，尤其是人物的对话，如果有机会阅读英文版，读者可能会从很多对话中读出美国南方口音，比如《善良的乡下人》中的圣经推销员说：“You ain't said you loved me none.”（“你还没说你爱我呢。”）、“I just want to know if you love me or don'tcher?”（“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爱我。”） 奥康纳的小说常被归类于“南方哥特式小说”（Southern Gothic）。这一流派是哥特小说在美国的分支，开山鼻祖包括十九世纪的爱伦·坡、霍桑和安布鲁斯·毕尔斯等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威廉·福克纳对此风格加以创新，使之重新流行，之后更有田纳西·威廉姆斯、杜鲁门·卡波特、考麦克·麦卡锡、卡森·麦卡勒斯和奥康纳等人被评论家一并归入这一流派之列。和传统的哥特小说相似，“南方哥特式小说”常常弥漫着恐怖、荒凉、神秘、腐朽的气息，情节中也不乏暴力、邪恶、阴暗、离奇的成分。然而，从福克纳开始，这些作家开始更多地关注现实，他们借用这种小说形式来反映美国南部的种族歧视、贫困、愚昧、暴力等社会问题。 “南方哥特式小说”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怪诞”：出场的人物往往外形古怪、性格反常、行为乖张；故事的发生地往往破落、封闭、充满不祥之兆；故事情节往往荒诞、离奇，甚至充满暴力。这些特点在小说集《好人难寻》中都有所表现。这本书中经常出现躯体或身心有残缺的“畸人”：《救人就是救自己》的主人公是只有半截胳膊的流浪汉，他的妻子是天生智障；《圣灵所宿之处》中出现了一个阴阳人；《善良的乡下人》的女主人公安着一条木制假腿。暴力和不幸事件在书中反复出现：残杀、溺水、大火、猝死、抢劫、车祸，等等。《好人难寻》一书收有十篇小说，全书共有十人死亡，平均每篇小说死掉一个。 对于这些夸张的写法，奥康纳解释说：“对于耳背的人，你得大声喊叫他才能听见；对于接近失明的人，你得把人物画得大而惊人他才能看清。” 奥康纳于1950年代出现在美国文坛后，她的才华立刻受到了评论界的肯定。然而，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奥康纳小说的解读止步于“南方哥特式小说”，不论是文学评论家还是普通读者，几乎没有人觉得这些小说除了表现人性的阴暗以及偶尔触及一些南方社会问题之外还有其他任何深意。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注意到，奥康纳本人是一位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她的小说似乎与宗教有关。奥康纳去世后，她的一本随笔集和一本书信集相继出版，在这两本书收录的文字中，奥康纳不但清楚无误地表明了她本人的宗教信仰以及宗教在她作品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对她自己的一些小说做了详细的解读。于是，读者和评论家们发现：几乎奥康纳的每部作品都有宗教含义，而自己长久以来对她的那些小说的理解几乎可以说是“误读”。 奥康纳出生、成长于天主教家庭，她一生都坚定地信仰天主教，似乎没有经历过任何信仰危机。她说：“我是站在基督教正统教派的立场上看世界的。这意味着，对我来说，人生的意义集中于基督对我们的救赎，世间万物在我的眼里无不与此有关。” 然而，读者难免对此心存疑惑。一般人会认为，宗教小说家写的小说肯定充满宗教色彩，要么是为了证明作者的信仰，要么是为了呼唤读者对这种信仰的热情；即使不那么直露，至少也会通过小说让读者对其信仰产生一些好感。可是，读奥康纳的小说，我们不但很少发现这方面的尝试，而且读后的效果往往恰恰相反。小说集《好人难寻》中多次出现牧师、圣经、修道院、洗礼等和宗教有关的事物，可是它们常常以负面形象出现，甚至往往导致厄运。例如：面对歹徒，小说《好人难寻》中的老妇人最后试图借助宗教的力量来感化对方，结果却遭了三枪一命呜呼；《河》中那位牧师充满隐喻的布道恰恰是导致小主人公最后溺死的原因……难道奥康纳指望人们读了这些故事之后受到感化进而皈依天主教吗？ 事实上，奥康纳的小说在早期甚至遭到过来自宗教媒体的批评，一篇刊登在天主教杂志上的评论指责她的小说是“对《圣经》的粗暴否定”。然而，在奥康纳看来，小说绝不应该是宗教的宣传品。受法国天主教哲学家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的影响，她坚持认为：严肃的天主教小说家并不需要承担在作品中宣扬宗教的义务。她说，小说家“不应该为了迎合抽象的真理而去改变或扭曲现实”，“如果作品在完成后让人感觉作者采用欺诈的手段篡改、忽略或扼杀了相关的情节，那么不论作者的初衷如何，结果只会事与愿违”。 在美国南部，大部分基督徒信奉的是新教，而非奥康纳信仰的天主教。在她眼中，南方的宗教是一种缺乏正统教义指导、时常盲目地自作主张、让人感觉“既痛苦又感动，还有些狰狞滑稽”的宗教。所以，从奥康纳的小说里可以读出作者对南方新教徒的某些讥讽。 既然绝非宗教宣传品，那么，出自这位天主教作家的那些貌似“邪恶”的小说到底在试图向读者传递些什么呢？ 假如作者保持沉默，这个问题大概一直难以得出定论。好在奥康纳本人对此给出了清晰的答案，她告诉我们：“我的小说的主题就是：上帝的恩惠出现在魔鬼操纵的领地。”又说：“每一篇出色的小说里都有这样一个瞬间：你可以感觉到，天惠就在眼前，它在等待被人接受或者遭到拒绝。” 在这里，奥康纳向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她的小说的钥匙，这把钥匙上刻着“天惠时刻”（Moment of Grace）这几个字。在她的小说里，尽管大部分时间故事里的人物都被堕落、自私、愚昧、自负、欺骗或冷漠所掌控，但是，总有那么一个时刻（往往在接近小说结尾处），奥康纳会安排上帝的恩惠（或曰天惠）降临到他们身上。在这圣灵显现的一瞬间，这些人物突然受到某种精神上的启迪，进而达到某种“顿悟”，他们也许会接受这一天惠，也许会拒绝它，但不管怎样，这一灵光闪现的“天惠时刻”会使他们的内心发生改变。 这一时刻又是如何到来的呢？面对这个问题，奥康纳又将另一把钥匙递到我们手中，这一把钥匙上刻着的字是“暴力”。她说：“我发现，暴力具有一种奇异的功效，它能使我笔下的人物重新面对现实，并为他们接受天惠时刻的到来做好准备。” 手握来自奥康纳的两把钥匙，让我们试着打开通向她的小说核心的大门。有必要事先声明：这扇门并不通向我们以往常走的那条路，我们也未必从心底里完全接受这条路线图，可是，既然我们对钥匙的主人如此感兴趣，那么为什么不按照她指引的方向走上一遭呢？ 《好人难寻》是奥康纳最著名的短篇小说。故事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写一家六口人驾车去佛罗里达旅行。老太太显然是故事的主角。我们不难发现，这位老太太有点儿自我中心，还爱打小算盘：为了去见老熟人，她想方设法劝一家人改变原来的计划去东田纳西；因为不舍得丢下猫咪，她偷偷把它藏在篮子里带上了车；想去看看年轻时到过的一座种植园，她就骗全家人说那座宅子里暗藏财宝；自己踢翻了藏猫的篮子导致车翻进沟里，她却忙说自己受了内伤，以求获得同情、不受责难。也不难看出，这位老太太颇爱虚荣：她上路前打扮得整整齐齐，因为她想“万一发生车祸，她死在公路上，所有人都能一眼认出她是位有品位的太太”；聊天中提及自己年轻时的追求者，她说自己本来不介意嫁给他——“谁让他是位绅士，而且在可口可乐的股票一上市时就囤了不少呢？”老太一路喋喋不休，还爱发表议论，但是她的论调几乎全是未经真正思考的肤浅的陈词滥调。在餐馆里，店主感叹说：“这年头都不知道该信谁。”老太太立刻接话：“人心不古啊。”店主提到自己让人赊账加了油，后悔“我干吗要那么做呢？”老太太想都不想立刻说道：“因为你是个好人！” 在小说的后一部分，以“格格不入”为首的三个在逃犯出现在车祸现场。也许正是因为老太太喊出“格格不入”的名字，才最终导致全家被杀。这一部分故事的前景是老太太和“格格不入”的对话，她试图说服对方改邪归正、莫开杀戒，而在背景里，另外两个逃犯正把她的家人一个接一个地拖到树林里杀掉。仔细阅读老太太和“格格不入”的对话，你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绝大部分从老太太嘴里说出来的话依然是肤浅的套话，相比之下，“格格不入”的言论听起来更像是独立思考的结果，反倒显得更加深刻。老太太先是重复盲目、虚伪的奉承，眼见亲人一个个被杀，她又下意识地试图通过宗教的力量来感化对方，可是因为她从未对宗教作过真正深刻的思考，所以嘴里说出来的只是些“要是你做祷告的话，耶稣会帮你”这样空洞无力的套话。这番话倒是引出了“格格不入”的一段充满虚无主义色彩的陈词，他的人生哲学是邪恶的，但是他说出的一番话却是坦诚甚至可以说是深刻的，绝非老太太那种人云亦云。在小说的结尾，亲人已全部被杀，独自面对“格格不入”（此时他穿着从被害的儿子身上扒下来的运动衫），老太太做出了一个异样的举动—— 她低声说：“哎呀，你是我的儿呢，你是我的亲儿！”她伸出手去摸他的肩头。“格格不入”像是被蛇咬了似的向后一跃，当胸冲她开了三枪。然后他把枪放在地上，摘下眼镜擦了擦。 奥康纳交给我们的两把钥匙此时碰撞在一起，发出叮当的声响。很多读者会认为：老太太最后的那句话和那个抚摸的动作是她为了自救而使出的最后一招，“格格不入”因为受不了她的肉麻而将其击毙。然而，在奥康纳看来，此时此刻正是老太太的“天惠时刻”，在暴力的强烈冲击下，她忽然看清了自己，也看清了自己对面的“格格不入”，她突然顿悟了，发现自己本质上并不比这位逃犯高尚，她以前肤浅的价值观忽然被一种大爱所代替，于是她对身穿自己儿子衣服的“格格不入”说出了整篇小说中她说过的唯一一句真诚的、深刻的、发自内心的话：“你是我的儿呢，你是我的亲儿！”而这一时刻对于“格格不入”来说也是一种“天惠时刻”，虽然这位冷酷的虚无主义者并没有接受这一天惠，而是本能地开枪杀死了老太太，但是，这一时刻仍然撞击了他的灵魂，并有可能改变他的一生。在小说结尾，这位刚才还在宣称“不干点儿坏事儿就没乐趣”的逃犯此时却对他的同伙说：“人生没有真正的乐趣。”而接受了“天惠”的老太太虽然结束了生命，但她在生命最后的时刻超越了自己，她死去时已经不再是小说开始时那个自私、虚荣、肤浅、伪善、自以为是的人，她“像孩子一样”，“面孔朝向无云的天空微笑着”死去了，她应该能在天堂里享受快乐。 以上基本就是奥康纳本人对这篇小说的解读（至少应该不会相差太远）。她还建议：“在这篇小说里，读者应该格外留意的是上帝的恩惠对于老太太的灵魂的作用，而不是那些死尸。”在小说中，“格格不入”杀死老太太以后对他的同伙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她可以变成个好人的，”“格格不入”说，“要是每分钟都有人对她开枪的话。” 这句话更像是奥康纳本人借“格格不入”之口说给读者听的。因为她相信，暴力往往是通往“天惠”的途径。 由此看来，我们并无理由指责奥康纳对她笔下的人物过于“残忍”，因为，不管她如何无情地讽刺他们、淋漓尽致地写出他们身上的缺点（或曰“罪”），她都会最终安排“天惠时刻”降临到他们的身上。她其实对他们充满同情。 同样的两把钥匙（“天惠时刻”和“暴力”）也可以帮助我们打开通往其他小说的门。《善良的乡下人》也是一个初读有些残酷的故事。主人公胡尔加是一个和母亲一起在乡下农场生活的三十二岁的老姑娘，她拿到过哲学博士学位，是一位无神论者，因为童年时的一起意外，她一直装着一条木制假腿。一天，家里来了一个推销圣经的“善良的乡下人”，这个小伙子看上去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基督徒。也许是欲望的趋势，也许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无神论信念，胡尔加决定勾引这个在她看来相当迂腐的乡下人。可是，当他们真正开始约会，胡尔加却发现对方其实是个表里不一的骗子，他坦言自己“生下来就什么都不信了”，在小说结尾处，胡尔加不但受到了精神上的重创，而且被骗子抢走了她的假腿（这一情节显然相当怪诞）。然而，按照奥康纳为我们提供的思路，这个兼有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的时刻对于胡尔加来说正是她的“天惠时刻”：她的自负遭到了重创，她的无神论和虚无主义观念受到了动摇，她惊愕地对圣经推销员说“你是个基督徒！”——在这一刻，她可能会意识到，自己并非什么都不相信，基本的道德观念和对宗教的依赖其实一直埋藏在心底里，这一发现无疑会改变她的生活。 我们也不难在奥康纳的其他小说里发现“天惠时刻”。在小说《河》中，小主人公被河水吞没的时刻正是奥康纳为他安排的“天惠时刻”，她想让我们相信，这个小男孩得到了启迪，他终于摆脱了以前生活的那个充满铜臭和空虚的世界，真的“漂到了基督之国”。在某些小说中暴力并不是“天惠”的直接催化剂（或者表现得并不那么明显）。在《救人就是救自己》的结尾，是那个搭车男孩的咒骂（可以算作语言上的暴力）和他的跳车行为带来了主人公史福特利特的“天惠时刻”；在《人造黑人》中，是撞人事故之后爷孙两人共同面对的那座“人造黑人”雕像引出了这篇小说里的“天惠时刻”：这座雕像“在他们共同失败后让他们聚拢在了一起。他们都感到它像一个怜悯之举消解了两人之间的隔阂”。 直至此处的分析其实只不过是蜻蜓点水。假如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我们可能会开始讨论“格格不入”所开的三枪和基督教“三位一体”概念之间的联系、分析“被蛇咬了似的向后一跃”中的那条蛇在伊甸园中的渊源，接下去我们可能会去探讨《火中之圈》里的三个纵火男孩和《旧约·但以理书》中的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的相似之处，而《善良的乡下人》结尾处那句“他蓝色的身影在一片绿迹斑斑的湖面上方奋力前行”，难道不会让人联想起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身影吗？ 问题是，即使奥康纳并不介意我们走得这么远，我们自己是不是还愿意继续走下去呢？ 不论如何，至此大概可以肯定，奥康纳并非如我们想象般的“邪恶”。曾经“误读”她的读者大可不必顿生挫折感——这些小说问世之后不是有那么长时间连文学评论家们都“不得要领”吗？ 奥康纳交给我们的钥匙显然并不适合每一个人。假如你是一个并不认为死后存在来世、并不相信天堂地狱之说的读者，《好人难寻》和《河》的结局对你来说无论如何都是悲剧——一位老者被歹徒枪杀、一个男孩被河水淹死，两条生命已经不在，那么所谓的“天惠”还有什么意义？ 文学评论界的新批评学派（恰巧T. S. 艾略特也是其中一员）认为：要理解一篇文学作品，全部答案就在作品本身，除此之外，作品的背景、作者的创作意图等等文字之外的因素都应该被排除在外。按照这一理论，我们欣赏奥康纳的小说完全没有必要知道作者的宗教信仰以及她对自己的小说作何解释。当然，这种观点听起来未免过于极端——对作品感兴趣之后我们必然会关注作者，而当关于作者的资料摆在眼前，难道你想让我们假装视而不见？也许，我们可以在此十分明智地打个折扣，然后承认：最重要的是作品本身，其他一切均属次要。 当我们的视线沿着一行行精彩的文字向前移动，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凭借任何来自文字以外的帮助就完全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些小说写得真是好看！ 奥康纳在世时曾经收到过一封读者来信，写信的是一位学生，她在信中向这位作家求教：到底应该从她的小说里读出什么样的启示？奥康纳在回信中是这样建议的：“忘掉‘启示’，试着去享受阅读的乐趣吧。” （原文链接：http://www.bimuyu.com/blog/archives/112374063.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