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市井平民观念的集中体现
《西厢记》的情节叙事模式曾被不少论者概括为：“一见钟情遇佳人，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才子中状元，金榜题名大团圆。”无疑，这种“大团圆”的情感抚慰型的结局模式是以宽慰广大观众的不平心理，迎合广大观众的审美情趣和心理期待为基点的。“王实甫的《西厢记》不同于元稹的《会真记》的一个重要差异之处正在于，后者乃文人创作，为文人欣赏的文字作品，而前者则是以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者群的戏曲创作。”对于一般市民而言，去勾栏瓦舍看戏曲演出是一种满足自己情感需要的娱乐活动。《会真记》那种始乱终弃的结局显然不能令寻求情感宣泄和慰藉的市民观众感到满意。可见，《西厢记》的创作与城市市民的接受群体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不仅仅体现在“大团圆”的结局上，同样也体现在崔莺莺的人物塑造上——
金圣叹说，《西厢记》只写得三人，“若更仔细算时，《西厢记》亦只为写得一个人，一人者，双文是也。”既然崔莺莺是这出戏唯一的主角，那么，崔莺莺这一角色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城市小市民心理的集中体现。
从《会真记》发展到《西厢记》，反映出唐代以后门第观念逐渐淡薄的时代精神的影响，作为主要观者群的城市市民并不同情张生的“善补过”，而是惋惜莺莺失身后的被抛弃，说唱艺人无疑接受了这种影响。《董西厢》是一大见证，而到了《王西厢》，市民观念则进一步影响到了王实甫对莺莺这一人物的创作，这首先体现在莺莺对于张生的戏剧性追求上。
《会真记》的莺莺是个“真慎自保”的女子，即使在寺警之后，母亲为了答谢张生护危大恩，让她出来拜见张生，她根本不想见，勉强来了，也是“凝睇怨绝”，不对张生说话，大有神圣不可侵犯之相国小姐气概。在《董西厢》里莺莺遇见张生的第一反应是“羞婉而入”，当张生夜间来到莺庭侧近吟出“月色溶溶夜”的诗句，“手撩着衣袂，大踏步走至眼前”时，女儿家却早已是“吓得颤着一团，几般来害羞赧”，虽有抱怨红娘“一把天来好事都惊散”，不过这至多也只能理解成莺莺开始有了朦朦胧胧的感觉而已，并不能有更多的意思。一直到张生忍耐不住“乘酒自媒”之后，莺莺方才见生“敷扬己志，窃慕于己，心虽匪石，不无一动。”从严格意义上讲，崔张的爱情直到这时才刚刚开始。从这些描写可以看到，尽管存在着把握得不那么精准，波动幅度稍大的缺点，《董西厢》的莺莺仍是比较庄重的。
然而崔张的爱情萌发速度显然并不能满足小市民的猎奇心理，于是发展至《王西厢》崔张的爱情便进化到了神速的地步。从第一本第一折提供的科白看，莺莺见到张生之后，是红娘提出“那壁有人，咱家去来”，然后才“回顾觑末下”，可见她的离开并非主动如《董西厢》那样“羞婉而入”，离开时却有过“临去秋波那一转”。莺莺临去的那一觑即是明确的暗示出了她对张生的好感。表上看来，这似乎并无任何的不妥之处，然而，只需细想一下，相国小姐的这一惊人举动却又是极为不合情理的。两人在互不相识的情况，如若要说被对方吸引，那么必是对方有什么过人之处。莺莺的过人之处在文本中有突出的描画，作者用的即是《陌上桑》描写罗敷之美的写神手法，不写人物装束，却由张生“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孽怨”的惊呼反衬莺莺之美，紧接着又写道张生的感叹“世间有这等女子，岂非天姿国色？休说那模样儿，则那一对小脚，价值百镒之金。”这更是明确的说明了张生被莺莺吸引的原因一是俏模样，二是巧小脚。这时我们再反观过来就会发现莺莺的一觑却是来的莫名其妙，毫无根由。愁韵的时候，莺莺更是通过诗句想张生倾吐衷曲：“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对一个素昧平生的书生吟这个，简直大胆，不但如此，而且还“做见科”，复又“回顾下”，简直是有了勾引的意味。而在张生义勇相救后，莺莺更是直接到以身相报，“解带脱衣，颠鸾倒凤，同谐鱼水之欢，共效于飞之愿”。诚然，这“反映出在严峻的封建礼教禁锢下，男女得不到正常交往的机会，于是只好以生理满足来代替心理需要”的一面；但另外一方面，这种格调不高的恋爱模式，分明具有小市民的观点。
有论者对莺莺这种不符合相国小姐身份的离经叛道的行为甚是赞赏，认为老夫人对她十年的辛苦教养，似乎没有给她任何影响。但，事实上，问题就在这里，破绽也在这里。莺莺这一系列无端端且赤裸裸的示爱行为其实并不是文人有意对封建礼教进行驳斥的而结果。“王书奴在《中国娼妓史》中指出，在元蒙统治下，当时全国女子几乎变成了娼妓，而且官府还任意取良家女子入教坊应承。此期，生存乃头等大事，人们无暇顾及封建礼教，类似或更甚于崔张之事多有发生，其中很难说带有反抗封建礼教的色彩。”而只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文人创作走向平民化的体现。元代读书人早已没有了唐宋文人的优越感，被迫流入市井，浪迹民间，地位低下，介于仓丏之间。“科举考试的废除使得汉族士子陷入人格和理想的双重失落，大批文人投身书会才人之列，流连于青楼楚馆，出入于勾栏瓦舍，与下层艺人打成一片。”他们长期和倡优、市民生活在一起，必然导致其思想逐步向市民阶层转化，而科举的废除，在客观上又放松了对他们精神的束缚，使其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显示出平民化、大众化的大众文学特色。
在形式方面，《西厢记》的平民特色集中反映在人物语言上和细节设置上。对于《西厢记》的语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明人许复祚《西厢记》的语言颇有盛赞，誉之“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只是“言言本色”本色的说法我并不认为是值得称赞之处，因其语言体现的是“十五左右之对门女儿”的本色，而非是相国小姐的本色。“赖婚”一折，老夫人不做大筵席，仅安排小酌，红娘不知何故，莺莺答道：“他怕我是赔钱货，两当一便成合。”莺莺自称是“赔钱货”，揣度着母亲是要“两当一便成合”，用这些通俗的口语写莺莺的心理，其口吻如全无相国小姐的矜持，倒如一心直口快的平民女子。
在“捷报”一折中，张生派琴童回来送喜信，琴童作出“咳嗽科”，金圣叹便对此类科白甚是不满，指出：“亦无此礼也。堂堂相府，乃不传云板请小姐上堂，而使琴童自入去。童则隔板咳嗽，而红又早接应之。皆丑极也。”红娘曾经向张生介绍过老夫人的家规，“非呼召不敢辄入中堂”。客居寺院偏院，也许可以稍微从简一些，然而此番描写，以及莺莺在见到琴童后问他“吃饭不曾”之类的细节，写得确实有失相府的规矩，倒有点像小市民的矮房浅屋和“满身烟熏火辣气”。
在第五本中，莺莺同张生分别才半年，就叹息“到今杳无音信”，并埋怨张生“说的话儿不应口”这类细节在设置时竟是忘了莺莺相国小姐的身份，于张生不过半年之别，不胜啧啧怨怒，不知三年大比是何事，不解礼部放榜在何时，一味空床难守，淫啼浪哭。金圣叹评此折“盖佳人才子，至此一齐扫地矣”。
这些在语言设置、细节塑造上的不甚合理，正是文人长期浪迹民间、流入市井而在不自觉中在故事创作上显示出平民化的结果。
从《会真记》演变到《西厢记》，显示了一部文人传奇变成了市民艺术的过程，元曲的平民接受群体和文人的活动场所决定了这种演变的必然性。从北宋市民阶层兴起后，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关注个体的幸福，张扬个性和人欲，其实是对“雅文化的背离和反叛”的主流文化的体现，同时也是当时市井平民观念的集中体现，显示了迥异于传统雅文化的市民文化特征。
金圣叹说，《西厢记》只写得三人，“若更仔细算时，《西厢记》亦只为写得一个人，一人者，双文是也。”既然崔莺莺是这出戏唯一的主角，那么，崔莺莺这一角色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城市小市民心理的集中体现。
从《会真记》发展到《西厢记》，反映出唐代以后门第观念逐渐淡薄的时代精神的影响，作为主要观者群的城市市民并不同情张生的“善补过”，而是惋惜莺莺失身后的被抛弃，说唱艺人无疑接受了这种影响。《董西厢》是一大见证，而到了《王西厢》，市民观念则进一步影响到了王实甫对莺莺这一人物的创作，这首先体现在莺莺对于张生的戏剧性追求上。
《会真记》的莺莺是个“真慎自保”的女子，即使在寺警之后，母亲为了答谢张生护危大恩，让她出来拜见张生，她根本不想见，勉强来了，也是“凝睇怨绝”，不对张生说话，大有神圣不可侵犯之相国小姐气概。在《董西厢》里莺莺遇见张生的第一反应是“羞婉而入”，当张生夜间来到莺庭侧近吟出“月色溶溶夜”的诗句，“手撩着衣袂，大踏步走至眼前”时，女儿家却早已是“吓得颤着一团，几般来害羞赧”，虽有抱怨红娘“一把天来好事都惊散”，不过这至多也只能理解成莺莺开始有了朦朦胧胧的感觉而已，并不能有更多的意思。一直到张生忍耐不住“乘酒自媒”之后，莺莺方才见生“敷扬己志，窃慕于己，心虽匪石，不无一动。”从严格意义上讲，崔张的爱情直到这时才刚刚开始。从这些描写可以看到，尽管存在着把握得不那么精准，波动幅度稍大的缺点，《董西厢》的莺莺仍是比较庄重的。
然而崔张的爱情萌发速度显然并不能满足小市民的猎奇心理，于是发展至《王西厢》崔张的爱情便进化到了神速的地步。从第一本第一折提供的科白看，莺莺见到张生之后，是红娘提出“那壁有人，咱家去来”，然后才“回顾觑末下”，可见她的离开并非主动如《董西厢》那样“羞婉而入”，离开时却有过“临去秋波那一转”。莺莺临去的那一觑即是明确的暗示出了她对张生的好感。表上看来，这似乎并无任何的不妥之处，然而，只需细想一下，相国小姐的这一惊人举动却又是极为不合情理的。两人在互不相识的情况，如若要说被对方吸引，那么必是对方有什么过人之处。莺莺的过人之处在文本中有突出的描画，作者用的即是《陌上桑》描写罗敷之美的写神手法，不写人物装束，却由张生“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孽怨”的惊呼反衬莺莺之美，紧接着又写道张生的感叹“世间有这等女子，岂非天姿国色？休说那模样儿，则那一对小脚，价值百镒之金。”这更是明确的说明了张生被莺莺吸引的原因一是俏模样，二是巧小脚。这时我们再反观过来就会发现莺莺的一觑却是来的莫名其妙，毫无根由。愁韵的时候，莺莺更是通过诗句想张生倾吐衷曲：“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对一个素昧平生的书生吟这个，简直大胆，不但如此，而且还“做见科”，复又“回顾下”，简直是有了勾引的意味。而在张生义勇相救后，莺莺更是直接到以身相报，“解带脱衣，颠鸾倒凤，同谐鱼水之欢，共效于飞之愿”。诚然，这“反映出在严峻的封建礼教禁锢下，男女得不到正常交往的机会，于是只好以生理满足来代替心理需要”的一面；但另外一方面，这种格调不高的恋爱模式，分明具有小市民的观点。
有论者对莺莺这种不符合相国小姐身份的离经叛道的行为甚是赞赏，认为老夫人对她十年的辛苦教养，似乎没有给她任何影响。但，事实上，问题就在这里，破绽也在这里。莺莺这一系列无端端且赤裸裸的示爱行为其实并不是文人有意对封建礼教进行驳斥的而结果。“王书奴在《中国娼妓史》中指出，在元蒙统治下，当时全国女子几乎变成了娼妓，而且官府还任意取良家女子入教坊应承。此期，生存乃头等大事，人们无暇顾及封建礼教，类似或更甚于崔张之事多有发生，其中很难说带有反抗封建礼教的色彩。”而只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文人创作走向平民化的体现。元代读书人早已没有了唐宋文人的优越感，被迫流入市井，浪迹民间，地位低下，介于仓丏之间。“科举考试的废除使得汉族士子陷入人格和理想的双重失落，大批文人投身书会才人之列，流连于青楼楚馆，出入于勾栏瓦舍，与下层艺人打成一片。”他们长期和倡优、市民生活在一起，必然导致其思想逐步向市民阶层转化，而科举的废除，在客观上又放松了对他们精神的束缚，使其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显示出平民化、大众化的大众文学特色。
在形式方面，《西厢记》的平民特色集中反映在人物语言上和细节设置上。对于《西厢记》的语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明人许复祚《西厢记》的语言颇有盛赞，誉之“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只是“言言本色”本色的说法我并不认为是值得称赞之处，因其语言体现的是“十五左右之对门女儿”的本色，而非是相国小姐的本色。“赖婚”一折，老夫人不做大筵席，仅安排小酌，红娘不知何故，莺莺答道：“他怕我是赔钱货，两当一便成合。”莺莺自称是“赔钱货”，揣度着母亲是要“两当一便成合”，用这些通俗的口语写莺莺的心理，其口吻如全无相国小姐的矜持，倒如一心直口快的平民女子。
在“捷报”一折中，张生派琴童回来送喜信，琴童作出“咳嗽科”，金圣叹便对此类科白甚是不满，指出：“亦无此礼也。堂堂相府，乃不传云板请小姐上堂，而使琴童自入去。童则隔板咳嗽，而红又早接应之。皆丑极也。”红娘曾经向张生介绍过老夫人的家规，“非呼召不敢辄入中堂”。客居寺院偏院，也许可以稍微从简一些，然而此番描写，以及莺莺在见到琴童后问他“吃饭不曾”之类的细节，写得确实有失相府的规矩，倒有点像小市民的矮房浅屋和“满身烟熏火辣气”。
在第五本中，莺莺同张生分别才半年，就叹息“到今杳无音信”，并埋怨张生“说的话儿不应口”这类细节在设置时竟是忘了莺莺相国小姐的身份，于张生不过半年之别，不胜啧啧怨怒，不知三年大比是何事，不解礼部放榜在何时，一味空床难守，淫啼浪哭。金圣叹评此折“盖佳人才子，至此一齐扫地矣”。
这些在语言设置、细节塑造上的不甚合理，正是文人长期浪迹民间、流入市井而在不自觉中在故事创作上显示出平民化的结果。
从《会真记》演变到《西厢记》，显示了一部文人传奇变成了市民艺术的过程，元曲的平民接受群体和文人的活动场所决定了这种演变的必然性。从北宋市民阶层兴起后，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关注个体的幸福，张扬个性和人欲，其实是对“雅文化的背离和反叛”的主流文化的体现，同时也是当时市井平民观念的集中体现，显示了迥异于传统雅文化的市民文化特征。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