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热症候群

人常把朱天文说成是张爱玲的弟子，系“张派传人“，但朱与张之间，到底还是有些不同：张爱玲写了女人的破碎，朱天文写了时代的破碎，同样是绝望，朱天文的绝望似乎更为虚浩，漫无边际，这也是她作品给人的第一印象。《炎夏之都》的出现，被认为是朱天文作品风格成熟的标志，她从此成为台湾乃至华语作家群中着力书写“城市”的不多的作家之一。

这个小说集，展现了一种变化的过程，当朱天文终于放弃《画眉记》，《安安的假期》中这样纯白清和，薄如纱纸的叙事，《风柜来的人》成了一次转向。这时候我们终于发现了她作品中那始终隐匿在故事背后却无处不在的“炎热”。年轻人从炎热的风柜出走到炎热的台北，他们想要摆脱什么，又在寻找什么？在朱天文笔下。“乡村——都市”的相互观照成了一个重要的命题，《炎夏之都》就是其中的代表。

和30年代的上海比起来，90年代的台北是怎么样的呢？时间向后走了60年，这60年里这个叫作“城市”的东西又有了多少改变？在塞满了人的越来越茂盛的石头森林里，“人”又是否有所改变？朱天文是个悲观主义者，她认为人性不会随着城市的建设而变得越来越美好，相反的，城市的建设只能暴露出更多人性的原始本质，而其中最原始的本质是——疯狂。

在《炎夏之都》里，我们看到了两个不同的地域坐标，一个是台中嘉义的农村，一个是作为城市的台北，它们当中隔了一条北回归线。两个不同的坐标点，让人感觉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疯狂。农村老家的疯狂是显性的，发了疯的大哥砍死了二哥。还有年迈沉默的父亲，多愁善感的母亲，这是我们在朱天文80年代中期的作品（如《安安的假期》，《风柜来的人》）中常能看到的人物形象。旧的家庭秩序正在崩溃，朱天文眼中老一辈台湾农村人那种做事有条不紊，情感含蓄内敛的沉稳性格已势必要遭受青年一代的挑战和瓦解。虽然对于曾经的平静，作者是十分留恋的，但那种充满蛮荒色彩的，涌动着非理性和暴虐的叛逆与疯狂，年轻人不知何去何从的迷惘及由此产生的无名暴躁，显然已经取代了往日的悠远宁静。疯狂，正在以其最慑人的本来面目，吞噬着农村的安详。

“这个城市越来越热了。”——《炎夏之都》的开篇第一句话，把我们带进了对“炎热”的思考中。为什么这个城市会越来越热呢？因为它越来越文明，炎热是物质文明的直接产物，而浮躁、琐碎、厌倦则是精神文明的直接产物。这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美丽憧憬，是一个成熟有序的群体共同制造的生命幻觉。这个幻觉的产生源于希望，而实质则是虚妄。吕聪志开车跨越北回归线回到台北，他要面对的不再是大哥诡异而令人惊恐的往事，也不是杀人命案的血腥残暴。他坐在车里看着一望无尽的汽车长龙，聆听着高楼大厦里空调发动机发出的隆隆声响，他面对的是一个更有秩序，具备更严谨完善的游戏规则的游乐场。这场所类似于现代人在对待精神病人时为其建造的精神病院。福柯认为，精神病院人类面对他们所认为的异类时，所能营建的最井然有序，也最为科学的场所，这地方充满了廉价的同情心，美好单纯的愿望，以及最虔诚的救赎意味。吕聪志却感到绝望，他看到午夜小巷里散发腐臭味道的垃圾堆，这垃圾堆像尸体残骸那样嘲笑着活色生香的生命体。他感到自己感情和身体的空虚，他放弃了那个能让他在身体和感情上都美好丰足的女人，于是他只能把自己割裂开来，把身体，也只能把身体交给一个过气妓女来处理。他的感情无处堆放，回到家里，他看到的是这个游戏场所的缩小版——家。他被自己的同类所设计出来的最高超，最完美的技术——文明给套住了，他看到了漫漫无尽的理性背后隐匿着的更为巨大，更为摄人心魄的疯狂，疯狂就如同一支随时待命的起义军，伺机行动。他同时发现，这只起义军，是自己。

“月亮从楼丛之间升起，勾勒出一副后现代建筑的荒蛮空城，而仍有高楼在建，硕大无朋的气球吊着标语浮在半空，像一只夜兽耽耽俯视着他。”巨大的恐惧感从朱天文的文字中漂浮出来，笼罩起来，这是一个可怕的真相，之所以可怕，是因为人类无法摆脱。人类无法摆脱自己营建的城市，在满怀着希望，满足了欲望的风口浪尖，感到的却是生理性的疲累、焦灼，如果这是一种病，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炎热症候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