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朱生豪致敬

向朱生豪致敬

□/徐强

在《尤利西斯》中译本的序言里，萧乾先生谈起了一件令他刻骨铭心甚至可以说是“耻辱”的往事：1942年，他在英国伯明翰参观莎士比亚作品外国译本的展览，展台上陈列着一套日本人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精装烫金数十册”，蔚为大观。而在这套全集旁边，则孤零零地摆着我国出版的薄薄一本《罗密欧与朱丽叶》，译者为田汉。这种鲜明的对比和刺眼的差距，使萧乾深感“狼狈”与“丢人”，并由此悟出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的国力不仅仅表现在大炮军舰的数目上，也不光看它的国民产值多少。像世界公认的这样经典名著的移译情况，也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文化水平。”

萧乾在英国遭受的文化之痛，其实有一个人早就真切地体验到了。这个人，就是在我国翻译史上享有盛誉的青年翻译家朱生豪。1935年春，朱生豪应上海世界书局编译主任詹文浒之请，着手准备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表面看来，他翻译莎剧源于詹文浒的鼓励，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他想借此对日本人进行文化上的抵抗和反击。1936年夏天，他在给恋人宋清如的信中写道：“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莎士比亚）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朱生豪情书》，信246）信中的“舍弟”，指朱生豪的胞弟朱文振，而“某国人”，指的正是日本人。其时，日本侵略者在军事上妄图占领全中国，在文化上则数典忘祖，嘲笑中国是没有文化的国家。国难当头，抱持着要成为“民族英雄”的信念，朱生豪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工作之中。

应该说，朱生豪的选择，是和他的“爱国观”密不可分的。在给宋清如的信中，他写道：“爱国是一个情感的问题。国民对于国爱不爱全可以随便，不能勉强的，但因为个人是整个国家的一分子，因此必然地他对于他的国家有一种义务，一个好国民即是能尽这种义务的人，而不一定要爱国。……如果人人知道他的国家的不可爱，而努力使她变得可爱起来，那么这国家才有希望。中国并不缺少爱国的人，一听到闸北要有战争了，人人变成了‘民族主义者’，然而他们的民族主义只能把他们赶到法租界去而已。”（《朱生豪情书》，信256）由此可见，朱生豪的爱国，是理性、务实、公民式的爱国，而非狂热、空谈、臣民式的爱国。在他看来，爱国是一种私人感情，人人都有表达私人感情的自由，可以爱，也可以不爱；但身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无论爱不爱国，都必须尽到公民的义务。一个脚踏实地的公民，其对国家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一个只知道高喊漂亮口号的所谓“民族主义者”——如果没有这种高层次的觉醒，朱生豪很难在颠沛流离、贫病交加的困境中把翻译莎剧的事业进行到底，译稿一次次毁于战火，又一次次重新拿起笔来埋头补译，直到耗尽生命的最后一滴心血。

作为翻译家，朱生豪的敬业精神尤其值得后人学习。为了翻译莎剧，他“研诵全集至少十余遍”，“历年来辛苦搜集之各种莎集版本，及诸家注释、考证、批评之书，不下一二百册”；在翻译中，“每译一段，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是否顺口，音节是否调和。一字一字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序》）正是这种字斟句酌、呕心沥血的艰辛劳动，成就了一代大家、一代名译。尽管新译不断，朱生豪翻译的莎剧，至今仍然是国内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而且难以替代的经典。

朱生豪的一生，只有短暂的32个春秋，其中的最后10年，全部花在了莎剧的翻译上。他就像上天派往人间的宠儿，光彩夺目；而上天对他也许实在是过于宠爱了，只让他在人间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就迫不及待地把他召回了天堂。无论如何，投身“文化抗日”的朱生豪是令人敬佩的，无愧于“民族英雄”的崇高荣誉。在学界急功近利、谬种流传，学风浮躁虚荣、凋敝腐朽的今天，他无疑更会引起人们深切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