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不可，而为之
上周打车时一次不经意的对话，就三两句，让我后来反复记起。
事情是这样，
司机师傅说，刚有一个母亲在乞讨，我没给钱，真后悔。正要给的时候，绿灯了。
为了安慰他，我随口说，嗨，现在骗人的也不少，没关系的。
司机师傅随即说，那和我没关系，我给是我的事，如果他/她是骗人的，那是他的事。
我被说的愣了一下。我觉得司机师傅是对的。
他处理与乞讨者之间关系的态度，实际上是为人处事往往应该抱持的原则。
正常交往姑且不论，即便面对欺骗或者作恶，我们最多也只能谴责，却不能要求。
唯一能有所要求的，只有对自己。
要求别人，往往是无形中将自己认作了正义或道德的化身。
听起来，正义或道德应该是非黑即白的命题，但实际生活中，
这往往是一个政治问题，需要在妥协与牵制中实现。
毕竟，人不是无尘车间中的仪器，也不是透明鱼缸中的金鱼，
而是黑与白之间的茫茫灰。
王国维曾经感叹道，可爱者而不可信，可信者而不可爱。他始终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内在联系。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的确可说是一定律。个体与社会、艺术与政治、自由与生命，细讲起来，的确有其不相容性，但人之存在本身就是矛盾，就是需要在不相容中寻找秩序，战争或协商，都是其实现手段。勒佩尼斯在《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中所要揭示的，或许就是这种悖反的必然（哲学、政治哲学的研究），以及克服的可能（比较文学、比较历史的研究）。
刚看完前一半。先说这一半。
首先作者界定了文化在德国语言中的独特之处。——法语和英语中的文化概念也能指涉政治和经济、技术和运动、道德与社会现实，德国的文化概念则在本质上指向思想、艺术和宗教，而且有一种倾向，就是在这类事物和另一类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之间，画出明确的分界线。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德国人》中也曾指出，镶嵌在德国词汇文化中的含义也许是非政治的，甚至有可能是反政治的，这是反复出现在德国中产阶级精英中的征候，即政治与国家事物代表他们引为羞耻、缺乏自由的领域，而文化则代表了他们的自由之邦，而且代表了他们的尊严和骄傲。正是“德国文化”不容置疑而深刻内在的反政治本质，造就了德国政治与历史的双重面貌——令世人为之心折的艺术与震撼世界的大屠杀。
执拗、顽固的德国人始终将自身同拉丁民族的凡心俗气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功利主义区分开来，他们坚持文化与文明之间不可逾越的差异，德国的传统思想体现在文化、灵魂、自由和艺术上，而不是文明、社会、选举权之中，——于是备受谴责的独裁主义国家却成为德国人最习惯的也是他们根本上渴望的国家形式。现代民主国家首先思考的是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而德国首先思考的，则是国家的权威与尊严，这一方面是德国文化特性所决定，另一方面恐怕是其政治失意的结果。
二战期间，杜威曾说：“在希特勒的信条与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之间，有一种潜在的根本特性将他们连成一体。”康德是生活在小城之中的世界主义者，既开启了自由主义，又是普遍化论者。而这中间，不能不说是有所矛盾的。康德走到最后，也只能独断的以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来予以解决。曾在1915年出版《德国哲学中的自我中心主义》一书的乔治·桑塔亚纳，一战期间在哈佛的课堂上曾讲到：“在这种哲学晦暗不明、沉浮不定的原则之下……有种邪恶的东西在蠢蠢欲动，而且这种东西会瞬间变得空洞而充满攻击性”。这简直是“形而上的恐怖”之先声。
十九世纪前半叶，在德国从文化的民族主义向政治的民族主义转变后，文化与政治势不两立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政治被看作文化的保障，而文化为政治的合理性提供支持，而正是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导致尼采为了文化的前途，坚持政治与文化的分离。在普法战争初期，尼采曾请求巴塞尔大学让他离开去参加普鲁士军队。他认为，法兰西猛虎在侵袭德意志文化，应该不惜任何代价打败法国，而短短五个月后，他则看到，法兰西猛虎不再是威胁德意志文化能否生存的力量，对德意志文化最大的威胁恰恰来源于即将到来的普鲁士胜利。尼采认为，文化国家不过是现代社会衍生的虚幻的怪物，人们必须在文化与国家之间做出抉择，不可能有任何折中结果。
一战期间，托马斯·曼放弃了尼采的这种观点，《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中所表露的政治姿态，正是与内省风格的告别，曼决心结束在生活之外的游离，开始与群体发生关联。他接受了政治与社会是人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一事实。“令人疑惑而又有些悲哀”地以巨大热情投身于共和政体、民主思想和德国浪漫主义的结合事业之中。而苏联文化与社会主义联合的政治现实恰巧为其提供了参照。然而文化与社会彼此不能分开固然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政治是不确定的，妥协与折中是其主导，而文化则要求明晰，纯粹与绝对是其主宰，两者依然是相悖的。
希特勒曾说：“我由衷想要成为这个时代最优秀的艺术家，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记住我，不是因为我对德国的贡献，而是因为我的艺术成就。”对此其亲密战友戈培尔也有同感：“他（希特勒）期待战争结束的那一天……我们就能全身心投身于美术、戏剧、电影、文学和音乐。我们渴望重新成为真正的人。”可见在他们看来，“真正的人”是全身心投身于美术、戏剧、电影、文学和音乐之中的人。这些“欧洲的问题儿童”们将政治完全审美化了，其结果便是将政治与某种乌托邦的梦想相连，理想化、戏剧化、仪式化，彻底沉醉一种迷人、炫目但却不真实的光芒之中。当美学取代政治时，公共范围内的道德缺失就容易被接受了，因为作为美学进程，现代主义无需受到道德谴责。但事实是，在历史维度中，现代主义不得不受到社会背景的牵制，这就意味着将道德顾虑渗透在政治与公众生活之中，这种牵制体现在西方民主国家中，而这些国家正是德国坚定不移地要疏远的。正是出于这种浪漫主义的道德尊严和美学魅力，孤独成为德国人欣赏的思想和存在状态，而在阿伦特看来，某种意义上，极权主义便缘于此。
二战后，托马斯·曼一定程度上回归了尼采。他认识到艺术与文学的局限性，在艺术追求与美学判断（或许也应该加上学术研究、哲学思辨）中存在着严重的道德缺陷，而道德需要在秩序与约束中实现，正义归根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艺术与政治之间确如水火。但流亡美国的经历，也让托马斯·曼认识到，文化的反政治性正是其政治性的表现，其启发来自诗人惠特曼，与欢欣鼓舞的《草叶集》不同，在《民主展望》中，惠特曼写道：“像干燥萧条的撒哈拉沙漠一样的景象……城市中，渺小卑微的各色丑怪、畸人、幻影挤成一团，做着毫无意义的怪诞之事……在商店、街道、教堂、剧院、酒吧、办公室，在任何地方，处处弥漫着轻浮的举止、粗俗的言谈、低级的骗术和不忠的行为……处处充斥着变态的淫荡、病态的做法，男人、女人涂脂抹粉，奇装异服，胡染乱描，发型古怪，面孔肮脏，血液污浊。”由此让人想到，政治与艺术之间的截然对立或许是一个误解，他们的关系或许可以是，在非黑即白的艺术之间，是灰色的政治。依旧互相依存而紧张。
尼采曾在《人性的，太人性的》表达过自己对暴力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看法，他说道：当文化讲授者和文化倡导者意欲借助武力保护文化时，会最终毁了自己。就像期望通过参加军队，通过精密防范，夜间巡逻和恐怖噩梦来改变居所周围的安静氛围，最终却只能导致安静氛围被离奇地破坏。不知为什么，这几乎会让人直接联想到与其差不多同时的英国诗人马修·阿诺德《多佛海滩》的篇章。
【吕志鲁译《多佛海滩》（部分）
信仰之海啊，
曾几何时，大潮涨满，
遍布整个世界，
飞舞彩带，闪耀光环。
可是现在，还能听到什么？
只剩下悲伤悠长的呼喊，
潮声退落成晚风的呜咽，
直到世界沙石裸露，广漠的边际一片昏暗。
爱人啊，
让我们赤诚相见，
看这眼前的世界，
处处如梦似幻，
似乎美好、新奇、灿烂，
可是既无欢乐、光明、爱恋，
又无诚信、和平、慈善；
我们身处漆黑的莽原，
争斗、逃亡、惶恐、纷乱，
黑夜里愚蠢的军队厮杀纠缠。】
对于悖论的必然性其实比较好理解，那么克服这种悖论如何可能。在给出论证之前，勒佩尼斯在一开始就铺陈了前提。德国精神中政治与文化的相克，在埃利亚斯看来，是其民族性格的表现，埃利亚斯指出：“特定的思维、行为和感觉方式以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在同一个社会中，经过许多时代更迭后再次出现，它表现出适应性发展的特点。几乎可以肯定，某些关键词的含义，尤其是某种情感基调已经渗入这些方式的骨髓，并且一代一代传下去，没有人去核查其正确性，经常也未发生任何改变，他们在人们所定义的民族性格的灵活而有韧性的连续发展中占据一定地位。”然而在勒佩尼斯看来，这种相克与其说是民族性格，不如说是民族姿态，前者有如肌肤，有其先天性，而后者则像衣服，是可加以裁剪和修补的。究竟是文化基因还是文化姿态，都不乏其道理，前者有历史主义的取向，而后者或许是历史语境主义的主张。目前看来，更值得重视。
无论如何，现在德国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德国文化与英法美文化之间的交织与纠缠，都可以为认识现代中国的种种提供参照。
事情是这样，
司机师傅说，刚有一个母亲在乞讨，我没给钱，真后悔。正要给的时候，绿灯了。
为了安慰他，我随口说，嗨，现在骗人的也不少，没关系的。
司机师傅随即说，那和我没关系，我给是我的事，如果他/她是骗人的，那是他的事。
我被说的愣了一下。我觉得司机师傅是对的。
他处理与乞讨者之间关系的态度，实际上是为人处事往往应该抱持的原则。
正常交往姑且不论，即便面对欺骗或者作恶，我们最多也只能谴责，却不能要求。
唯一能有所要求的，只有对自己。
要求别人，往往是无形中将自己认作了正义或道德的化身。
听起来，正义或道德应该是非黑即白的命题，但实际生活中，
这往往是一个政治问题，需要在妥协与牵制中实现。
毕竟，人不是无尘车间中的仪器，也不是透明鱼缸中的金鱼，
而是黑与白之间的茫茫灰。
王国维曾经感叹道，可爱者而不可信，可信者而不可爱。他始终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内在联系。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的确可说是一定律。个体与社会、艺术与政治、自由与生命，细讲起来，的确有其不相容性，但人之存在本身就是矛盾，就是需要在不相容中寻找秩序，战争或协商，都是其实现手段。勒佩尼斯在《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中所要揭示的，或许就是这种悖反的必然（哲学、政治哲学的研究），以及克服的可能（比较文学、比较历史的研究）。
刚看完前一半。先说这一半。
首先作者界定了文化在德国语言中的独特之处。——法语和英语中的文化概念也能指涉政治和经济、技术和运动、道德与社会现实，德国的文化概念则在本质上指向思想、艺术和宗教，而且有一种倾向，就是在这类事物和另一类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之间，画出明确的分界线。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德国人》中也曾指出，镶嵌在德国词汇文化中的含义也许是非政治的，甚至有可能是反政治的，这是反复出现在德国中产阶级精英中的征候，即政治与国家事物代表他们引为羞耻、缺乏自由的领域，而文化则代表了他们的自由之邦，而且代表了他们的尊严和骄傲。正是“德国文化”不容置疑而深刻内在的反政治本质，造就了德国政治与历史的双重面貌——令世人为之心折的艺术与震撼世界的大屠杀。
执拗、顽固的德国人始终将自身同拉丁民族的凡心俗气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功利主义区分开来，他们坚持文化与文明之间不可逾越的差异，德国的传统思想体现在文化、灵魂、自由和艺术上，而不是文明、社会、选举权之中，——于是备受谴责的独裁主义国家却成为德国人最习惯的也是他们根本上渴望的国家形式。现代民主国家首先思考的是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而德国首先思考的，则是国家的权威与尊严，这一方面是德国文化特性所决定，另一方面恐怕是其政治失意的结果。
二战期间，杜威曾说：“在希特勒的信条与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之间，有一种潜在的根本特性将他们连成一体。”康德是生活在小城之中的世界主义者，既开启了自由主义，又是普遍化论者。而这中间，不能不说是有所矛盾的。康德走到最后，也只能独断的以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来予以解决。曾在1915年出版《德国哲学中的自我中心主义》一书的乔治·桑塔亚纳，一战期间在哈佛的课堂上曾讲到：“在这种哲学晦暗不明、沉浮不定的原则之下……有种邪恶的东西在蠢蠢欲动，而且这种东西会瞬间变得空洞而充满攻击性”。这简直是“形而上的恐怖”之先声。
十九世纪前半叶，在德国从文化的民族主义向政治的民族主义转变后，文化与政治势不两立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政治被看作文化的保障，而文化为政治的合理性提供支持，而正是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导致尼采为了文化的前途，坚持政治与文化的分离。在普法战争初期，尼采曾请求巴塞尔大学让他离开去参加普鲁士军队。他认为，法兰西猛虎在侵袭德意志文化，应该不惜任何代价打败法国，而短短五个月后，他则看到，法兰西猛虎不再是威胁德意志文化能否生存的力量，对德意志文化最大的威胁恰恰来源于即将到来的普鲁士胜利。尼采认为，文化国家不过是现代社会衍生的虚幻的怪物，人们必须在文化与国家之间做出抉择，不可能有任何折中结果。
一战期间，托马斯·曼放弃了尼采的这种观点，《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中所表露的政治姿态，正是与内省风格的告别，曼决心结束在生活之外的游离，开始与群体发生关联。他接受了政治与社会是人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一事实。“令人疑惑而又有些悲哀”地以巨大热情投身于共和政体、民主思想和德国浪漫主义的结合事业之中。而苏联文化与社会主义联合的政治现实恰巧为其提供了参照。然而文化与社会彼此不能分开固然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政治是不确定的，妥协与折中是其主导，而文化则要求明晰，纯粹与绝对是其主宰，两者依然是相悖的。
希特勒曾说：“我由衷想要成为这个时代最优秀的艺术家，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记住我，不是因为我对德国的贡献，而是因为我的艺术成就。”对此其亲密战友戈培尔也有同感：“他（希特勒）期待战争结束的那一天……我们就能全身心投身于美术、戏剧、电影、文学和音乐。我们渴望重新成为真正的人。”可见在他们看来，“真正的人”是全身心投身于美术、戏剧、电影、文学和音乐之中的人。这些“欧洲的问题儿童”们将政治完全审美化了，其结果便是将政治与某种乌托邦的梦想相连，理想化、戏剧化、仪式化，彻底沉醉一种迷人、炫目但却不真实的光芒之中。当美学取代政治时，公共范围内的道德缺失就容易被接受了，因为作为美学进程，现代主义无需受到道德谴责。但事实是，在历史维度中，现代主义不得不受到社会背景的牵制，这就意味着将道德顾虑渗透在政治与公众生活之中，这种牵制体现在西方民主国家中，而这些国家正是德国坚定不移地要疏远的。正是出于这种浪漫主义的道德尊严和美学魅力，孤独成为德国人欣赏的思想和存在状态，而在阿伦特看来，某种意义上，极权主义便缘于此。
二战后，托马斯·曼一定程度上回归了尼采。他认识到艺术与文学的局限性，在艺术追求与美学判断（或许也应该加上学术研究、哲学思辨）中存在着严重的道德缺陷，而道德需要在秩序与约束中实现，正义归根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艺术与政治之间确如水火。但流亡美国的经历，也让托马斯·曼认识到，文化的反政治性正是其政治性的表现，其启发来自诗人惠特曼，与欢欣鼓舞的《草叶集》不同，在《民主展望》中，惠特曼写道：“像干燥萧条的撒哈拉沙漠一样的景象……城市中，渺小卑微的各色丑怪、畸人、幻影挤成一团，做着毫无意义的怪诞之事……在商店、街道、教堂、剧院、酒吧、办公室，在任何地方，处处弥漫着轻浮的举止、粗俗的言谈、低级的骗术和不忠的行为……处处充斥着变态的淫荡、病态的做法，男人、女人涂脂抹粉，奇装异服，胡染乱描，发型古怪，面孔肮脏，血液污浊。”由此让人想到，政治与艺术之间的截然对立或许是一个误解，他们的关系或许可以是，在非黑即白的艺术之间，是灰色的政治。依旧互相依存而紧张。
尼采曾在《人性的，太人性的》表达过自己对暴力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看法，他说道：当文化讲授者和文化倡导者意欲借助武力保护文化时，会最终毁了自己。就像期望通过参加军队，通过精密防范，夜间巡逻和恐怖噩梦来改变居所周围的安静氛围，最终却只能导致安静氛围被离奇地破坏。不知为什么，这几乎会让人直接联想到与其差不多同时的英国诗人马修·阿诺德《多佛海滩》的篇章。
【吕志鲁译《多佛海滩》（部分）
信仰之海啊，
曾几何时，大潮涨满，
遍布整个世界，
飞舞彩带，闪耀光环。
可是现在，还能听到什么？
只剩下悲伤悠长的呼喊，
潮声退落成晚风的呜咽，
直到世界沙石裸露，广漠的边际一片昏暗。
爱人啊，
让我们赤诚相见，
看这眼前的世界，
处处如梦似幻，
似乎美好、新奇、灿烂，
可是既无欢乐、光明、爱恋，
又无诚信、和平、慈善；
我们身处漆黑的莽原，
争斗、逃亡、惶恐、纷乱，
黑夜里愚蠢的军队厮杀纠缠。】
对于悖论的必然性其实比较好理解，那么克服这种悖论如何可能。在给出论证之前，勒佩尼斯在一开始就铺陈了前提。德国精神中政治与文化的相克，在埃利亚斯看来，是其民族性格的表现，埃利亚斯指出：“特定的思维、行为和感觉方式以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在同一个社会中，经过许多时代更迭后再次出现，它表现出适应性发展的特点。几乎可以肯定，某些关键词的含义，尤其是某种情感基调已经渗入这些方式的骨髓，并且一代一代传下去，没有人去核查其正确性，经常也未发生任何改变，他们在人们所定义的民族性格的灵活而有韧性的连续发展中占据一定地位。”然而在勒佩尼斯看来，这种相克与其说是民族性格，不如说是民族姿态，前者有如肌肤，有其先天性，而后者则像衣服，是可加以裁剪和修补的。究竟是文化基因还是文化姿态，都不乏其道理，前者有历史主义的取向，而后者或许是历史语境主义的主张。目前看来，更值得重视。
无论如何，现在德国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德国文化与英法美文化之间的交织与纠缠，都可以为认识现代中国的种种提供参照。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