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意思就是：石火，电光，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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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解释说，相遇，意思就是：石火，电光，偶然。
以下皆为摘抄。
其实我们最平凡的经验说明了一件事，很可悲的，我们的脸都是一样的，一张张的脸让人混淆，一张脸和另一张脸的差异只有某些细微的地方，几乎无法察觉，在数学上，以尺寸来说，这样的差异经常只是几毫米的差别而已。再加上我们的历史经验，我们也知道，人的行为是相互模仿的，就统计来说，人的态度是可以计算的，人的意见是可以操弄的，所以，人与其说是一个个体，不如说是一个总体里的一个元素。
或许我可以换一个说法：培根的肖像画是对于“我”的界限的质问。一个个体可以歪斜变形到什么程度而依然是自己？一个被爱的生命体可以歪斜变形到什么程度而依然是一个被爱的生命体？一张可亲的脸在疾病里，在疯狂里，在仇恨里，在死亡里渐行渐远，这张脸依然可辨吗？“我”不再是“我”的边界在哪里？
当我们经历一个文明的终结，最后暴烈地面对的并不是某个社会，某个国家，某种政治，而是人的生理物质性。
人类现在明白了，人就是个意外，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生命体，只能毫无理由地将这个游戏玩到最后。
当所有社会性的梦想都消失无踪，而人也看见宗教的可能性对人完全无效了，那么他会表现出什么本质性的东西？身体。这不是悲观，也不是绝望，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只不过这事实通常会被机体属性这片纱给蒙蔽，因为集体的梦想、兴奋、计划、幻想、斗争、利益、宗教、意识形态、激情，让我们什么也看不到。然后，有一天，这片纱掉了，我们被孤零零地留给身体，任凭身体宰割。
他们喧哗地欢迎他来到他们没有幽默只有笑的世界，而这正是我们注定要生活的世界。
妨碍人类临终的，是排场。
而“排场”！死亡总是被当成英雄式的事情，像一出戏的最后一幕，像一场战斗论断胜负的时刻。我在一份报纸上读到，某个城市放了数千个红气球向艾滋病患者和死者致敬！我在“致敬”这个词听了下来。追忆，纪念，致上悲悯之意，是的，我明白。可是致敬？在一个疾病里，有什么要庆祝，要崇拜的东西吗？疾病是一种功绩吗？事情就是这样，妨碍人类临终的，是排场。
历史的加速前进深深改变了个体的存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个体的存在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同一个历史时期里进行，如今却要横跨两个时期，有时还更多。尽管过去历史前进的速度远远慢过人的生命，但如今历史前进的速度却快得多，历史奔跑，逃离人类，导致生命的连续性与一致性四分五裂。
冰岛：居民三十万，面积十万平方公里。为了熬过孤独，农夫拿起望远镜，遥遥观察其他农夫的作息，而这些被观察的农夫也有望远镜。
我越来越常这么想，人只存在于他的具体年龄里，一切都随着年龄改变。了解另一个人，就是了解他正在跨越的年龄。
这是因为年龄而互相疏远的生命互相发出的讯号，没有人明白对方的想法，她们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传递，只有这个讯息：我离你很远，我没有什么可以跟你说的，可是我就是在这里，而且我知道你在那里。
如果一个社会流泄着损人不利己的暴力和恶意，那是因为这个社会并没有真正经历过恶，没有真正经历过恶的统治。因为历史越是残酷，逃难的世界就越美丽：处境越是平淡无奇，就越像那些“逃亡者”紧紧攀附的救生圈。
所有人都因为屠杀的恶行而震惊，但是没有人的震惊来自屠杀的重复。
他说：“告诉我，在我行使神迹，花了七天创造这个地球以后，这里有什么改变？徒劳地延续这场闹剧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人们要冥顽不灵地重蹈覆辙呢？”
堂吉诃德死了，小说完成了。只有在堂吉诃德没有孩子的情况下，这个完成才会确立得如此完美。如果有孩子，他的生命就会被延续，被模仿或被怀疑，被维护或被背叛。一个父亲的死亡会留下一扇敞开的门，这也正是我们从小就听到的——你的生命将在你的孩子身上继续，你的孩子就是不朽的你。可是如果我的故事在我自己的生命之外仍可以继续，这就是说，生命里有些十分具体世俗的东西，个体立足于其上，同意融入在这些东西，同意被遗忘：家庭，子孙，氏族，国家。这就是说,个体作为“一切的基础”是一种幻象，一种赌注，是欧洲几个世纪的梦。
年轻的时候，我尝试在这个正在堕入专制独裁深渊的世界里找到方向，没有人预见或想要或想象过这样的世界，尤其曾经热切渴望并且欢迎它到来的那些人更是无法想象。
存在之谜消殒在政治的确定性之后，确定性对于迷都是不屑一顾的。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人们有丰富的生命经验，在通过历史的磨难之后，却依然愚笨，一如走入磨难之初。
一边是不为所动的，温温的，爱说理的人，美誉任何激情可以让他们兴奋，另一边的人则是跟着感觉走，他们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接受被告提出的理由，他们用心在判决。用心在判决的这些人总是在判处死刑。
因为第一位伟大的史诗诗人就定下了这么一条戒律：永远不要让个人命运的时间和历史事件的时间碰巧凑在一起。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出了法国，人们对于《诸神渴了》的理解总是胜过在法国境内。因为这正是每一部情节与特定历史时期贴合得过度紧密的小说所承受的命运；同胞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在这些小说里寻找他们自己经历过，或者曾经激烈争辩过的东西；他们总是在问，小说提供的历史形象是否与他们所知的相符；他们想要识破作者的政治倾向，他们迫不及待想要做出判决。要错失一步小说，这是最正确的方法。
不同的艺术以不同的方式到达我们的脑子；不同的艺术以不同的流畅性、不同的速度、不同的无可避免的简化程度进入人脑；还有不同的持续性。大家都在谈文学史，大家都很确定自己知道文学史是怎么回事，可是具体来说，文学史在共同的记忆里到底是什么？那是一块有片片断断的形象拼凑而成的百衲被，在纯粹偶然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读者，每个人都为自己拼上一块。如此雾气蒸腾、如此虚幻的记忆天幕处处是破洞，我们都只能人品黑名单的摆布，听任黑名单的任意专断，无从验证的判决，却永远摆出一副愚蠢的优雅姿态。
以下皆为摘抄。
其实我们最平凡的经验说明了一件事，很可悲的，我们的脸都是一样的，一张张的脸让人混淆，一张脸和另一张脸的差异只有某些细微的地方，几乎无法察觉，在数学上，以尺寸来说，这样的差异经常只是几毫米的差别而已。再加上我们的历史经验，我们也知道，人的行为是相互模仿的，就统计来说，人的态度是可以计算的，人的意见是可以操弄的，所以，人与其说是一个个体，不如说是一个总体里的一个元素。
或许我可以换一个说法：培根的肖像画是对于“我”的界限的质问。一个个体可以歪斜变形到什么程度而依然是自己？一个被爱的生命体可以歪斜变形到什么程度而依然是一个被爱的生命体？一张可亲的脸在疾病里，在疯狂里，在仇恨里，在死亡里渐行渐远，这张脸依然可辨吗？“我”不再是“我”的边界在哪里？
当我们经历一个文明的终结，最后暴烈地面对的并不是某个社会，某个国家，某种政治，而是人的生理物质性。
人类现在明白了，人就是个意外，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生命体，只能毫无理由地将这个游戏玩到最后。
当所有社会性的梦想都消失无踪，而人也看见宗教的可能性对人完全无效了，那么他会表现出什么本质性的东西？身体。这不是悲观，也不是绝望，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只不过这事实通常会被机体属性这片纱给蒙蔽，因为集体的梦想、兴奋、计划、幻想、斗争、利益、宗教、意识形态、激情，让我们什么也看不到。然后，有一天，这片纱掉了，我们被孤零零地留给身体，任凭身体宰割。
他们喧哗地欢迎他来到他们没有幽默只有笑的世界，而这正是我们注定要生活的世界。
妨碍人类临终的，是排场。
而“排场”！死亡总是被当成英雄式的事情，像一出戏的最后一幕，像一场战斗论断胜负的时刻。我在一份报纸上读到，某个城市放了数千个红气球向艾滋病患者和死者致敬！我在“致敬”这个词听了下来。追忆，纪念，致上悲悯之意，是的，我明白。可是致敬？在一个疾病里，有什么要庆祝，要崇拜的东西吗？疾病是一种功绩吗？事情就是这样，妨碍人类临终的，是排场。
历史的加速前进深深改变了个体的存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个体的存在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同一个历史时期里进行，如今却要横跨两个时期，有时还更多。尽管过去历史前进的速度远远慢过人的生命，但如今历史前进的速度却快得多，历史奔跑，逃离人类，导致生命的连续性与一致性四分五裂。
冰岛：居民三十万，面积十万平方公里。为了熬过孤独，农夫拿起望远镜，遥遥观察其他农夫的作息，而这些被观察的农夫也有望远镜。
我越来越常这么想，人只存在于他的具体年龄里，一切都随着年龄改变。了解另一个人，就是了解他正在跨越的年龄。
这是因为年龄而互相疏远的生命互相发出的讯号，没有人明白对方的想法，她们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传递，只有这个讯息：我离你很远，我没有什么可以跟你说的，可是我就是在这里，而且我知道你在那里。
如果一个社会流泄着损人不利己的暴力和恶意，那是因为这个社会并没有真正经历过恶，没有真正经历过恶的统治。因为历史越是残酷，逃难的世界就越美丽：处境越是平淡无奇，就越像那些“逃亡者”紧紧攀附的救生圈。
所有人都因为屠杀的恶行而震惊，但是没有人的震惊来自屠杀的重复。
他说：“告诉我，在我行使神迹，花了七天创造这个地球以后，这里有什么改变？徒劳地延续这场闹剧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人们要冥顽不灵地重蹈覆辙呢？”
堂吉诃德死了，小说完成了。只有在堂吉诃德没有孩子的情况下，这个完成才会确立得如此完美。如果有孩子，他的生命就会被延续，被模仿或被怀疑，被维护或被背叛。一个父亲的死亡会留下一扇敞开的门，这也正是我们从小就听到的——你的生命将在你的孩子身上继续，你的孩子就是不朽的你。可是如果我的故事在我自己的生命之外仍可以继续，这就是说，生命里有些十分具体世俗的东西，个体立足于其上，同意融入在这些东西，同意被遗忘：家庭，子孙，氏族，国家。这就是说,个体作为“一切的基础”是一种幻象，一种赌注，是欧洲几个世纪的梦。
年轻的时候，我尝试在这个正在堕入专制独裁深渊的世界里找到方向，没有人预见或想要或想象过这样的世界，尤其曾经热切渴望并且欢迎它到来的那些人更是无法想象。
存在之谜消殒在政治的确定性之后，确定性对于迷都是不屑一顾的。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人们有丰富的生命经验，在通过历史的磨难之后，却依然愚笨，一如走入磨难之初。
一边是不为所动的，温温的，爱说理的人，美誉任何激情可以让他们兴奋，另一边的人则是跟着感觉走，他们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接受被告提出的理由，他们用心在判决。用心在判决的这些人总是在判处死刑。
因为第一位伟大的史诗诗人就定下了这么一条戒律：永远不要让个人命运的时间和历史事件的时间碰巧凑在一起。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出了法国，人们对于《诸神渴了》的理解总是胜过在法国境内。因为这正是每一部情节与特定历史时期贴合得过度紧密的小说所承受的命运；同胞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在这些小说里寻找他们自己经历过，或者曾经激烈争辩过的东西；他们总是在问，小说提供的历史形象是否与他们所知的相符；他们想要识破作者的政治倾向，他们迫不及待想要做出判决。要错失一步小说，这是最正确的方法。
不同的艺术以不同的方式到达我们的脑子；不同的艺术以不同的流畅性、不同的速度、不同的无可避免的简化程度进入人脑；还有不同的持续性。大家都在谈文学史，大家都很确定自己知道文学史是怎么回事，可是具体来说，文学史在共同的记忆里到底是什么？那是一块有片片断断的形象拼凑而成的百衲被，在纯粹偶然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读者，每个人都为自己拼上一块。如此雾气蒸腾、如此虚幻的记忆天幕处处是破洞，我们都只能人品黑名单的摆布，听任黑名单的任意专断，无从验证的判决，却永远摆出一副愚蠢的优雅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