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坦纳
8月21日下午，在青海湟源县政府会议厅，瑞士苏黎世大学的历史人类学家JakobTanner做学术报告，德国马普研究所的吴秀杰老师做翻译。报告很精彩，主要谈及二战后德语世界里学院派的人类学、历史学与民俗学之间的融通、边界与分歧。当然其中会有对话、合作、交换以及跨学科的交叉，也有张力和斗争，总之是一场学科之间的遭遇战。他谈到几个重要的学者。如Berf ·E·Hoselitz,以及1952年学术刊物《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创刊。而1960年代，则有关注工业社会微观史的风潮。而此时，社会与科学的关注点渐渐趋同。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三个学科相互影响之下逐渐转变，朝向新的研究思路，如朝向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之路。Tanner教授从学科角度的思考给我很多启发。他谈到迪尔泰对人学（史学、法学、文学批评、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出发，为学科寻求恰当的理论和方法基础；而布尔迪厄则从科学场的角度，试图探讨学科之分及其社会影响和政治利益。（我是布尔迪厄的粉丝，以拥有布尔迪厄全部中译本为荣，听人谈及偶像，自然兴高采烈）大概一个学科自主性越高，应对外力力量（如政治权力）的压力越是游刃有余；倘若不能强于内，则容易为外来舆论或权力所导引而成为传声筒，或者为某种舆论或者力量做注脚式的研究。学科之所以亟待建立健全科学的内部标准与方法，大概想与利益集团保持一定距离。他同时谈到另外两个学者：致力于希腊历史研究的学者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与在1930年代关注社会现实的Hans Ulrich Welhler(1931)。在政治史等学术研究中，是片面地宣传普鲁士或追随纳粹德国，还是保有学科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张力而尽可能多的自主权？当然，在极端权力面前，学科的自主权更加不易。对于一个学科来说，倘若内在的准则和规范足够强大，那么，即使在非常时期，其观念、人员都会有一定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其学术场域的构成能够成为“变压器”，其“折射能力”和移易能力都使得学科的学术自主性不会受到更多损坏。
1970年代，意大利的微观史渐成潮流。Carlo Ginzburg所著《奶酪与蛆虫》为其代表作。（我在电子书斋传过英文本，"The Cheese an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是影响过我研究思路的书之一！)而很多学者入手点便是，个人的活动（空间、惯习）与社会规范的不和谐处。这位Ginzburg,算得上是受到社会人类学启蒙的历史学家了。
在德国，因为人类学往往与纳粹时代的体质人类学联系在一起，坏了名头，故而“历史人类学”一词也为学者所拒绝。在德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赤脚历史学家。（在坦纳的《历史人类学导论》中有详述，北大出版社，2008）也就是当地人研究地方文化和地方社会史；并且开拓口头史的研究，如民间如何经历纳粹时代；其中民俗学、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方法被充分利用。日常生活史其实不仅志在描述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也对动了对权力关系、社会关系以及剥削形式的关注。学者Hans Medick有反对结构主义的倾向，他将Agency(“人”的主体地位？）、象征形式、社会实践、文化意涵等通盘考虑，强调历史主体的行为能力。接下来Tanner谈到另外几个学者，如哲学人类学的马克斯·舍勒（西毒胥志强的偶像，他对于“人生存本质”的多元思考，我基本上不怎么懂）、Helmuth Plessner(身体语言的诠释学）、Arnold Gehlen等。历史人类学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有张力的。而学科成熟的一个标志即是1993年《历史人类学》杂志出版。
结语部分比较简短。历史人类学是在跨学科和交叉领域中发展起来的，可谓路漫漫。其中1980年代有很多突破。借助于日常生活史、性别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出位；在发展过程中，与社会政治运动、团体刻意拉开距离的同时，又有合作；在认知心理学、经济学以及大脑科学研究的推动下，从自然科学来解释人的行为，成为历史人类学的新突破。
在互动时间里，巴莫老师从学科立场提问。作为学科的建设者和立法者之一，她在思考学科安身立命的问题，我远难企及。我关心的是，坦纳所言的历史人类学，跟我所受的华南学派历史人类学之间的关联。我先大体介绍华南学派，然后问他的问题是，德语世界的“历史人类学”跟年鉴学派的关系。他谈到了马克·布洛赫、费弗尔，布罗代尔和勒华拉杜里，也就是谈到了第一期和第二期年鉴学派对他所谈到的历史人类学的影响。在德语世界里，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才是正宗。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真的跟德国这个不一样，德国的历史人类学之新，大概在于这本书最后两章所谈到的，也就是心理学、传播学（传媒学）、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交叉。而偏偏也没有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其实坦纳是个大器晚成的学者，从容而且渊博，并且对学科、知识边界以及政治哲学都有很多思考。他回答我的问题时，说了一句很震撼我的话：不要过分估计年鉴学派。My god,倘若当真如此，“泰山其颓，吾安恃？”
接下来是德国马普研究所吴秀杰博士的回应：
历史人类学也是一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其实，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是来自人类学领域的如萧凤霞（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而德语国家的历史人类学是在自史学界的人主打。
从关注“人在历史中的存在”这一基点出发，历史学与人类学倒是有相通的目标，因此有互相走近、融通的愿望。德语学术界中关于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意义，坦纳的青海报告里讲的比较详细，不必多说。目前德语界历史人类学在史学理论上的推进，意在为史学实现新的突破， 一种能发见“宏大叙事”的盲点、超越微观史学“具体的个人”的琐碎又能不以牺牲历史叙事中个人主体性为代价的史学。德语里的Anthropologie字形上与英语中的anthropology很像，但是含义不同，在德语中指的是体质人类学或者医学人类学，这也是多年以来这个学科名称一直迟迟不为学界所普遍采用认可的原因。实际上，至少苏黎世的史学把Anthropologie一词所蕴含的体质人类学的含义，转换成了历史人类学新的生长点，即将身体及其相关的感觉引入史学当中。该历史人类学的宏大理论设想是，力图将历史叙事和社会理论中“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突破。双霞看得很准，坦纳的《历史人类学导论》中的第四、五两章，可能是其他历史人类学著作中不怎么能见到的。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本书的前面也用了不少篇幅谈福柯。其实还有一位作者Philipp Sarasin、苏黎世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坦纳的同行搭档，也是特别值得一读的。Philipp Sarasin在2005年出版了一本《福柯导论》（有中文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题名《福柯》），德文版与坦纳的《历史人类学导论》属于同一著作系列，2009年又出版了《达尔文与福柯》一书，提出了福柯源于达尔文的说法，系统地阐述了这两位理论大家思想上的渊源联系。在史学理论上的共同兴趣之外，Sarasin主攻医学史、生物学史（著有《细菌学与现代》一书），坦纳主攻瑞士经济史、身体史。坦纳因为师承鲁道夫•布劳恩（Rudolf Braun），布劳恩又师承于民俗学家理查德•魏斯（Richard Weiss），所以坦纳也是在民俗学的边缘行走，在民俗学圈子里他的名字也不陌生。但是他介入问题的角度还是和民俗学有所不同，从他的几篇论文的题目上就可见一斑，如《身体经验—疼痛感与文化性的构建》（1994）（一篇我多年前开始读过、虽然没有读懂但是印象深刻的文章，现在重读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人如何获得经验—身体的历史性与身体符号学》（1999）（以“我们拥有一具肉身还是我们是一具肉身？”这样的问句开篇，颇让人震撼）、《疼痛的文化史》（2007）、《无法捕捉的感觉—历史学中的情感》（2008）。在最近召开的德国技术史学会年会上，坦纳做开幕主题演讲，题目是Nutritional Science and Food Habits: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Dietary Standards in the 20th Century （营养科学与食物惯习：二十世纪食品标准的出现与进化）（有意思的是，德国的学会年会在荷兰召开，找瑞士人担纲主题演讲）。也许这些历史人类学的题目还离民俗学远了点，不过最近一期的《历史人类学》杂志上有一篇历史学者的文章倒是很民俗的，关于十九世纪在入殓之前给死者遗体拍摄的照片的习俗及其对其解读。从广义上看，也是葬礼仪式的一部份，与关于仪式的普查性描写相比，我更倾心于这样的细节。
也算是对你在豆瓣网上跟在《历史人类学导论》一书后面评论的回应吧。
萧萧南浦再回应：
多谢回应，受教了。
曾有幸上过萧凤霞的课，讲了什么内容忘记了，只记得中文开场，越讲英文越多，只觉得有趣得紧。当然这是题外话。我自认是历史学更是民俗学的门外汉，因为这几年一直关注民间信仰研究，但是，更是宗教学的门外汉。也正是因为站在几个学科的外围向里头张望，所以，极有可能蜻蜓点水或者剑走偏锋，跟真正的从业者的视野不可同日而语。
即使有趋同的关怀，从不同的学术背景出发，其资料、方法、手段乃至关怀都有分野。业界有个小故事，记得赵世瑜老师某一本书里提到过。大概是双方早期合作，萧凤霞跟刘志伟在广州某地去做田野。刘志伟抄完了碑，萧凤霞还在跟村民聊天，刘志伟催她走，“碑都抄完了，还聊什么呢！”当然经过一段时间的合作以及切磋琢磨之后，大概类似的问题不复存在；即使刘志伟的学生，也用人类学的方法下田野了。而张小军等人，在人类学的学科体制内，却用历史学的资料和方法做研究。这就是学科交叉碰撞而来的一种进步。
近期我在做两件事。一是梳理英文研究世界里，对于中国宗教“神圣”的界定及其资料和知识来源，大概的路数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或者曹新宇对福柯的研究的路径；二是写一部学术小说，考据体，考古学家和民俗学家的文化历险。其实说来好笑，第一个问题，是为了解决我小说里头的一个疑窦，而渐行渐远。
从我个人的个案来说，对于单数的学者，其学术路径基于知识结构、际遇以及兴趣；而对于能够凝聚成一部和声的学者群来说，那需要更多，比如视野、关怀以及相互的默契，以及对于术业精进、学术星火燎原的殷切期待。
我期待民俗学能够称为这样的学科。
1970年代，意大利的微观史渐成潮流。Carlo Ginzburg所著《奶酪与蛆虫》为其代表作。（我在电子书斋传过英文本，"The Cheese an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是影响过我研究思路的书之一！)而很多学者入手点便是，个人的活动（空间、惯习）与社会规范的不和谐处。这位Ginzburg,算得上是受到社会人类学启蒙的历史学家了。
在德国，因为人类学往往与纳粹时代的体质人类学联系在一起，坏了名头，故而“历史人类学”一词也为学者所拒绝。在德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赤脚历史学家。（在坦纳的《历史人类学导论》中有详述，北大出版社，2008）也就是当地人研究地方文化和地方社会史；并且开拓口头史的研究，如民间如何经历纳粹时代；其中民俗学、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方法被充分利用。日常生活史其实不仅志在描述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也对动了对权力关系、社会关系以及剥削形式的关注。学者Hans Medick有反对结构主义的倾向，他将Agency(“人”的主体地位？）、象征形式、社会实践、文化意涵等通盘考虑，强调历史主体的行为能力。接下来Tanner谈到另外几个学者，如哲学人类学的马克斯·舍勒（西毒胥志强的偶像，他对于“人生存本质”的多元思考，我基本上不怎么懂）、Helmuth Plessner(身体语言的诠释学）、Arnold Gehlen等。历史人类学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有张力的。而学科成熟的一个标志即是1993年《历史人类学》杂志出版。
结语部分比较简短。历史人类学是在跨学科和交叉领域中发展起来的，可谓路漫漫。其中1980年代有很多突破。借助于日常生活史、性别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出位；在发展过程中，与社会政治运动、团体刻意拉开距离的同时，又有合作；在认知心理学、经济学以及大脑科学研究的推动下，从自然科学来解释人的行为，成为历史人类学的新突破。
在互动时间里，巴莫老师从学科立场提问。作为学科的建设者和立法者之一，她在思考学科安身立命的问题，我远难企及。我关心的是，坦纳所言的历史人类学，跟我所受的华南学派历史人类学之间的关联。我先大体介绍华南学派，然后问他的问题是，德语世界的“历史人类学”跟年鉴学派的关系。他谈到了马克·布洛赫、费弗尔，布罗代尔和勒华拉杜里，也就是谈到了第一期和第二期年鉴学派对他所谈到的历史人类学的影响。在德语世界里，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才是正宗。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真的跟德国这个不一样，德国的历史人类学之新，大概在于这本书最后两章所谈到的，也就是心理学、传播学（传媒学）、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交叉。而偏偏也没有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其实坦纳是个大器晚成的学者，从容而且渊博，并且对学科、知识边界以及政治哲学都有很多思考。他回答我的问题时，说了一句很震撼我的话：不要过分估计年鉴学派。My god,倘若当真如此，“泰山其颓，吾安恃？”
接下来是德国马普研究所吴秀杰博士的回应：
历史人类学也是一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其实，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是来自人类学领域的如萧凤霞（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而德语国家的历史人类学是在自史学界的人主打。
从关注“人在历史中的存在”这一基点出发，历史学与人类学倒是有相通的目标，因此有互相走近、融通的愿望。德语学术界中关于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意义，坦纳的青海报告里讲的比较详细，不必多说。目前德语界历史人类学在史学理论上的推进，意在为史学实现新的突破， 一种能发见“宏大叙事”的盲点、超越微观史学“具体的个人”的琐碎又能不以牺牲历史叙事中个人主体性为代价的史学。德语里的Anthropologie字形上与英语中的anthropology很像，但是含义不同，在德语中指的是体质人类学或者医学人类学，这也是多年以来这个学科名称一直迟迟不为学界所普遍采用认可的原因。实际上，至少苏黎世的史学把Anthropologie一词所蕴含的体质人类学的含义，转换成了历史人类学新的生长点，即将身体及其相关的感觉引入史学当中。该历史人类学的宏大理论设想是，力图将历史叙事和社会理论中“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突破。双霞看得很准，坦纳的《历史人类学导论》中的第四、五两章，可能是其他历史人类学著作中不怎么能见到的。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本书的前面也用了不少篇幅谈福柯。其实还有一位作者Philipp Sarasin、苏黎世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坦纳的同行搭档，也是特别值得一读的。Philipp Sarasin在2005年出版了一本《福柯导论》（有中文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题名《福柯》），德文版与坦纳的《历史人类学导论》属于同一著作系列，2009年又出版了《达尔文与福柯》一书，提出了福柯源于达尔文的说法，系统地阐述了这两位理论大家思想上的渊源联系。在史学理论上的共同兴趣之外，Sarasin主攻医学史、生物学史（著有《细菌学与现代》一书），坦纳主攻瑞士经济史、身体史。坦纳因为师承鲁道夫•布劳恩（Rudolf Braun），布劳恩又师承于民俗学家理查德•魏斯（Richard Weiss），所以坦纳也是在民俗学的边缘行走，在民俗学圈子里他的名字也不陌生。但是他介入问题的角度还是和民俗学有所不同，从他的几篇论文的题目上就可见一斑，如《身体经验—疼痛感与文化性的构建》（1994）（一篇我多年前开始读过、虽然没有读懂但是印象深刻的文章，现在重读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人如何获得经验—身体的历史性与身体符号学》（1999）（以“我们拥有一具肉身还是我们是一具肉身？”这样的问句开篇，颇让人震撼）、《疼痛的文化史》（2007）、《无法捕捉的感觉—历史学中的情感》（2008）。在最近召开的德国技术史学会年会上，坦纳做开幕主题演讲，题目是Nutritional Science and Food Habits: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Dietary Standards in the 20th Century （营养科学与食物惯习：二十世纪食品标准的出现与进化）（有意思的是，德国的学会年会在荷兰召开，找瑞士人担纲主题演讲）。也许这些历史人类学的题目还离民俗学远了点，不过最近一期的《历史人类学》杂志上有一篇历史学者的文章倒是很民俗的，关于十九世纪在入殓之前给死者遗体拍摄的照片的习俗及其对其解读。从广义上看，也是葬礼仪式的一部份，与关于仪式的普查性描写相比，我更倾心于这样的细节。
也算是对你在豆瓣网上跟在《历史人类学导论》一书后面评论的回应吧。
萧萧南浦再回应：
多谢回应，受教了。
曾有幸上过萧凤霞的课，讲了什么内容忘记了，只记得中文开场，越讲英文越多，只觉得有趣得紧。当然这是题外话。我自认是历史学更是民俗学的门外汉，因为这几年一直关注民间信仰研究，但是，更是宗教学的门外汉。也正是因为站在几个学科的外围向里头张望，所以，极有可能蜻蜓点水或者剑走偏锋，跟真正的从业者的视野不可同日而语。
即使有趋同的关怀，从不同的学术背景出发，其资料、方法、手段乃至关怀都有分野。业界有个小故事，记得赵世瑜老师某一本书里提到过。大概是双方早期合作，萧凤霞跟刘志伟在广州某地去做田野。刘志伟抄完了碑，萧凤霞还在跟村民聊天，刘志伟催她走，“碑都抄完了，还聊什么呢！”当然经过一段时间的合作以及切磋琢磨之后，大概类似的问题不复存在；即使刘志伟的学生，也用人类学的方法下田野了。而张小军等人，在人类学的学科体制内，却用历史学的资料和方法做研究。这就是学科交叉碰撞而来的一种进步。
近期我在做两件事。一是梳理英文研究世界里，对于中国宗教“神圣”的界定及其资料和知识来源，大概的路数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或者曹新宇对福柯的研究的路径；二是写一部学术小说，考据体，考古学家和民俗学家的文化历险。其实说来好笑，第一个问题，是为了解决我小说里头的一个疑窦，而渐行渐远。
从我个人的个案来说，对于单数的学者，其学术路径基于知识结构、际遇以及兴趣；而对于能够凝聚成一部和声的学者群来说，那需要更多，比如视野、关怀以及相互的默契，以及对于术业精进、学术星火燎原的殷切期待。
我期待民俗学能够称为这样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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