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在今天的回响
——读《送上祭坛的少女》想到的
“不过即使从《卓娅与舒拉的故事》里一些材料来看，卓娅被捕的时候没有穿任何军服、佩戴有任何标志。她执行的不是狙击德军，而是纵火任务。按照二战时期通行的战争法，在敌军后方从事敌对破坏、武装活动而没有军服或标志的，就算是间谍或是恐怖分子，不能享受战俘待遇，可以按照军事法庭判决死刑。”
这是引自《送上祭坛的少女》的原文。这里的“不过即使...”是什么含义呢？
“不过”是承接上文，上文是依据一个史学上“找不到原件”的“最高大本营的命令”，所得出的一个“具体”的结论：卓娅是让人用“不择手段的冷血的借口”白白去送死的。显然，这是用一个没有定论的前提材料，导出一个看似确定的史学结论。这个推断不是“真”的。但为什么很多人读了并不认为这个陈述有问题，反而能够很舒服地接受呢？这是因为《送上祭坛的少女》这个史学陈述文字背后的话语背景。
今天的话语背景是这样的：今天人们普遍存在一种反感“红色经典”的情绪，它是一种伴随对苏联怀疑不信任，对斯大林恶心反感而来的对百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情绪形成了颠覆“红色经典”的思潮，颠覆思潮殃及了苏联卫国战争和卫国战争中树立的英雄。再加上，今天人们终于意识到任何人的个人权利，意识到个人的价值和选择，但这种个人权利一直被国家意志压抑，所处的生活现实中又迟迟不能现实地获得。这就出现了对“红色经典”的“凡是敌人拥护的的我们就反对”的破坏性焦虑和虚无意识，把英雄主义时代所宣传中那些英雄都统统解释为是被强迫的，都是被洗脑的，都是意识形态的。以此种污秽经典的涂抹，来作为焦虑的释放口。（我以为，对那些所谓的“红色经典”最深刻的应当是理性的批判，而不能仅仅是戏谑性涂抹，更不应该搞广场狂欢。）这是弗洛伊德的“肛门期”症状，因为我们形成政治人格的童年期的确是在政治专制“这个父亲”的严酷压制下度过的。在今天这个“弑父情结”的背景下，就使得《送上祭坛的少女》一文说道的，任何人都“不应该…不择手段的冷血的借口，……让毫无经验的青年人白白送死”，这句断语中普世性的个人权利正义的巨大认同惯性和涵盖力，遮蔽了具体推论中的裂口。
所以，人们非常愿意认为：卓娅是让人用“不择手段的冷血的借口”白白去送死的。
正是今天的颠覆性思维产生的背景，使得人们在读《送上祭坛的少女》时，在认同一个对我们来说是崭新的普世性价值的时候，连带着把一个形式上相同、性质上不同，有问题的具体推论也认同了——在斯大林时代，卓娅是被“不择手段的冷血的借口”派去白白去送死的。
毕竟，这是一个依据不可靠史料推论的结果。为了弥补不可靠造成的裂口，《送上祭坛的少女》就在上述引文的开始，退了一步。随这“不过”而来的这一让步，从不可靠的史料，迂回到不可靠的史论上了。《送上祭坛的少女》从一部文学性极强的作品中找史实，把“不应该…不择手段的冷血的借口…让毫无经验的青年人白白送死”这一普遍性命题，祭奠在“二战时期通行的战争法”面前，换手用上了实证主义分析的工具。
“即使”上场了。
“即使”是说上文“最高统帅大本营命令”的史料结论即便不能证明卓娅的死是白白去送死的，单就眼前的证据——《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来看，卓娅被处死的原因和要件也是符合国际上的“战争法”的，是“可以按照军事法庭判决死刑”的。这个“二战时期通行的战争法”标尺使得《送上祭坛的少女》看起来似乎是只谈实证、不谈判断，非常客观、非常理性。
但是，仔细落实《送上祭坛的少女》在“史料”上下文排列中的谈论，“实证”其实偏颇，“谈论”并不客观。在一方面，在查实卓娅是否具备死刑的条件的时候，《送上祭坛的少女》细细分析卓娅死刑的构成——“没有穿任何军服、佩戴有任何标志。她执行的不是狙击德军，而是纵火任务”，以及卓娅死刑的来源——“二战时期通行的战争法”，却粗粗忽略了构成“战争法”死刑的原则和标准。在另一方面，在查实卓娅如何派上前线的过程时，反之又始终贯穿一般青年人上前线的原则和标准——“这就是美国人拍《13太保》、《加里森敢死队》之类电影电视，都是从死囚犯里挑选敌后特种任务队员的缘故”，却不提及卓娅上前线的构成和来源——卫国战争（加里森敢死队就不是在自己国家；卓娅“佩戴”的战士“标志”为什么不能就是俄语）和苏联的“二战时期通行的战争法”（不是那个构不成堂供证词要件的“最高统帅大本营令”）。
《送上祭坛的少女》也不想想，纳粹遵守了“二战时期通行的战争法”吗？卓娅被在死刑前被纳粹士兵轮奸并将尸体悬暴户外一个月，这符合“二战时期通行的战争法”吗？为什么不将这个问题来“实证”一把呢？它与卓娅无关了？
所以，《送上祭坛的少女》在处理围绕着卓娅的史料、史事和史实时，标准和规范就并不一致，就带有随“心”所欲的成分。
这就得出一个结论，《送上祭坛的少女》的史料选择是片面的，是从为颠覆历史的意志服务的。的确，是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但不能是“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红色的都要涂污涂黑。的确，这样一个逻辑很反叛、很颠覆、很吸引眼球，但也很很很冷漠！
总之，在这种颠覆逻辑下，卓娅只能抱怨死错了国家。她如果死的不是苏联，而是死在同样二战的反法西斯国度——比如波兰、法国，再不济，甚至是中国——就好了。至少，中国也有游击队，法国也有抵抗组织，波兰还有居民暴动，他们也烧敌占区的房子，也烧马厩，但从未听说过有什么人对法国抵抗组织给予“可以按照军事法庭判决死刑”的史论，更没有人敢作对抗日人士“可以按照军事法庭判决死刑”的放胆文。至于波兰人，他们还在不久前刚刚为为华沙起义落成了纪念碑，这是不是不合“二战时期通行的战争法”呢？
（《送上祭坛的少女》一文略）
“不过即使从《卓娅与舒拉的故事》里一些材料来看，卓娅被捕的时候没有穿任何军服、佩戴有任何标志。她执行的不是狙击德军，而是纵火任务。按照二战时期通行的战争法，在敌军后方从事敌对破坏、武装活动而没有军服或标志的，就算是间谍或是恐怖分子，不能享受战俘待遇，可以按照军事法庭判决死刑。”
这是引自《送上祭坛的少女》的原文。这里的“不过即使...”是什么含义呢？
“不过”是承接上文，上文是依据一个史学上“找不到原件”的“最高大本营的命令”，所得出的一个“具体”的结论：卓娅是让人用“不择手段的冷血的借口”白白去送死的。显然，这是用一个没有定论的前提材料，导出一个看似确定的史学结论。这个推断不是“真”的。但为什么很多人读了并不认为这个陈述有问题，反而能够很舒服地接受呢？这是因为《送上祭坛的少女》这个史学陈述文字背后的话语背景。
今天的话语背景是这样的：今天人们普遍存在一种反感“红色经典”的情绪，它是一种伴随对苏联怀疑不信任，对斯大林恶心反感而来的对百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情绪形成了颠覆“红色经典”的思潮，颠覆思潮殃及了苏联卫国战争和卫国战争中树立的英雄。再加上，今天人们终于意识到任何人的个人权利，意识到个人的价值和选择，但这种个人权利一直被国家意志压抑，所处的生活现实中又迟迟不能现实地获得。这就出现了对“红色经典”的“凡是敌人拥护的的我们就反对”的破坏性焦虑和虚无意识，把英雄主义时代所宣传中那些英雄都统统解释为是被强迫的，都是被洗脑的，都是意识形态的。以此种污秽经典的涂抹，来作为焦虑的释放口。（我以为，对那些所谓的“红色经典”最深刻的应当是理性的批判，而不能仅仅是戏谑性涂抹，更不应该搞广场狂欢。）这是弗洛伊德的“肛门期”症状，因为我们形成政治人格的童年期的确是在政治专制“这个父亲”的严酷压制下度过的。在今天这个“弑父情结”的背景下，就使得《送上祭坛的少女》一文说道的，任何人都“不应该…不择手段的冷血的借口，……让毫无经验的青年人白白送死”，这句断语中普世性的个人权利正义的巨大认同惯性和涵盖力，遮蔽了具体推论中的裂口。
所以，人们非常愿意认为：卓娅是让人用“不择手段的冷血的借口”白白去送死的。
正是今天的颠覆性思维产生的背景，使得人们在读《送上祭坛的少女》时，在认同一个对我们来说是崭新的普世性价值的时候，连带着把一个形式上相同、性质上不同，有问题的具体推论也认同了——在斯大林时代，卓娅是被“不择手段的冷血的借口”派去白白去送死的。
毕竟，这是一个依据不可靠史料推论的结果。为了弥补不可靠造成的裂口，《送上祭坛的少女》就在上述引文的开始，退了一步。随这“不过”而来的这一让步，从不可靠的史料，迂回到不可靠的史论上了。《送上祭坛的少女》从一部文学性极强的作品中找史实，把“不应该…不择手段的冷血的借口…让毫无经验的青年人白白送死”这一普遍性命题，祭奠在“二战时期通行的战争法”面前，换手用上了实证主义分析的工具。
“即使”上场了。
“即使”是说上文“最高统帅大本营命令”的史料结论即便不能证明卓娅的死是白白去送死的，单就眼前的证据——《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来看，卓娅被处死的原因和要件也是符合国际上的“战争法”的，是“可以按照军事法庭判决死刑”的。这个“二战时期通行的战争法”标尺使得《送上祭坛的少女》看起来似乎是只谈实证、不谈判断，非常客观、非常理性。
但是，仔细落实《送上祭坛的少女》在“史料”上下文排列中的谈论，“实证”其实偏颇，“谈论”并不客观。在一方面，在查实卓娅是否具备死刑的条件的时候，《送上祭坛的少女》细细分析卓娅死刑的构成——“没有穿任何军服、佩戴有任何标志。她执行的不是狙击德军，而是纵火任务”，以及卓娅死刑的来源——“二战时期通行的战争法”，却粗粗忽略了构成“战争法”死刑的原则和标准。在另一方面，在查实卓娅如何派上前线的过程时，反之又始终贯穿一般青年人上前线的原则和标准——“这就是美国人拍《13太保》、《加里森敢死队》之类电影电视，都是从死囚犯里挑选敌后特种任务队员的缘故”，却不提及卓娅上前线的构成和来源——卫国战争（加里森敢死队就不是在自己国家；卓娅“佩戴”的战士“标志”为什么不能就是俄语）和苏联的“二战时期通行的战争法”（不是那个构不成堂供证词要件的“最高统帅大本营令”）。
《送上祭坛的少女》也不想想，纳粹遵守了“二战时期通行的战争法”吗？卓娅被在死刑前被纳粹士兵轮奸并将尸体悬暴户外一个月，这符合“二战时期通行的战争法”吗？为什么不将这个问题来“实证”一把呢？它与卓娅无关了？
所以，《送上祭坛的少女》在处理围绕着卓娅的史料、史事和史实时，标准和规范就并不一致，就带有随“心”所欲的成分。
这就得出一个结论，《送上祭坛的少女》的史料选择是片面的，是从为颠覆历史的意志服务的。的确，是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但不能是“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红色的都要涂污涂黑。的确，这样一个逻辑很反叛、很颠覆、很吸引眼球，但也很很很冷漠！
总之，在这种颠覆逻辑下，卓娅只能抱怨死错了国家。她如果死的不是苏联，而是死在同样二战的反法西斯国度——比如波兰、法国，再不济，甚至是中国——就好了。至少，中国也有游击队，法国也有抵抗组织，波兰还有居民暴动，他们也烧敌占区的房子，也烧马厩，但从未听说过有什么人对法国抵抗组织给予“可以按照军事法庭判决死刑”的史论，更没有人敢作对抗日人士“可以按照军事法庭判决死刑”的放胆文。至于波兰人，他们还在不久前刚刚为为华沙起义落成了纪念碑，这是不是不合“二战时期通行的战争法”呢？
（《送上祭坛的少女》一文略）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