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特权》与少数人统治
一切政权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这是已经被古往今来的制度所验证了的。
在古人看来，既然人的德行有高下，那么君子统治小人是天经地义的，君子是被培育出的少数人；在现代人看来，被选举出的统治者才有资格统治，就算选票令其上台或下野，但只要其在位一天，他们是被选举出的少数人。我们通常把这批正在或将要统治多数人的少数人叫做贵族、或士大夫、或绅士、或政客，总之这是共同体中从事“统治”这种志业的一个阶层。所以，如何在芸芸众生中甄别或塑造或教化或培育这批统治者，就成为了古往今来一切帝师或政治哲人所思考的问题。从《理想国》到儒家经典，字里行间都能找到关乎这一问题的微言大义。
柏拉图爱说哲人王，儒家喜言圣王，二者虽然不同，但也有些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意思。但我记得有次和白彤东老师吃饭，我问他，“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意味着什么？他说：“意味着圣王的出现只是一个偶然。”对此我深表赞同，圣王领衔的君主制犹如神之国度，它的出现是概率事件。所以，在人间重建圣王的理想是必须的，在人间重建圣王的统治是恐怖的，一人统治迟早会演化成一人专制。我们还是应当期盼一个有德性的阶层而不是一个人来做统治者，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阶层以何种方式产生？并且如何保证这一阶层具有统治的能力和资格？
于是柏拉图对贵族制倾心不已，而儒家在历史上培育出的士大夫阶层成为在古典时代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良好典范。贵族也好，士大夫也好，至少都宣布了一个事实：作为统治者的少数人，是必须要经过教育的。对于欧洲的贵族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是文盲也都懂得荣誉的意义。而对于中国的士大夫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要经过儒家考试才能在帝国中谋得一个职位。所以，在我看来，用圣人的经典对民众进行教化，是培育统治者的唯一途径。或者说，一个国家里必须要有一个阶层，他们不一定做官，但一定要得到圣人的教化。这里的关键有二，一个是《荀子》曾说“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另一个是所学习的教化必须是圣人的经典，而不是领导人的讲话。有这样一个阶层的存在，即使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是合格的统治者，但从中选拔出来的统治者远比一人统治或选举出演说家来要靠谱的多。
所以问题就变成：如何从这个阶层中选拔统治者？如何保证这个统治者能得到民众的认可，且不会变质？比如西耶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就不谈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合理性，只论少数人垄断的特权损害了合法性。
我们在两百多年后剖析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会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找到很多原因。但哪一种原因最为直接？生产力也好，资产阶级的形成要求统治权也好，可以看做一种根本性的动力，但并不能直接触发大革命；贵族的腐败，贫富差距的加大等原因，又过于表面化。（说到贫富分化，这个名词似乎应该为一切革命负点责。但我觉得过于表面，一则任何社会也解决不了贫富分化，而且这种分化是动态的；二则穷人哪里知道富人有多富？如何凭空想象富人的生活？很多贫富分化的故事都是在革命之后才被当做证据的。特权则有所不同，你可能不知道一个省长有怎样的特权，但你肯定知道自己所在小区的片警有怎样的特权，特权远比贫富分化要更大众化。所以，“贫富分化”促成革命的意义似乎并不大。）西耶斯则认为，贵族的特权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在《论特权》中，他描述了作为一个政治家最不能容忍的事情：有些人没有统治的才能，却行着统治者的事情。所以，尽管其时大革命尚未爆发，但在西耶斯《论特权》的描述中，少数人的统治已经变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即使国王也受制于几个贵族。而那场征税事件集中展现了贵族的特权，这才汇成革命的最直接动力。
那么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就是，西耶斯的《论特权》告诉统治者，最能引起革命行为的社会问题是有一个特权阶层的存在。特权，会令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合理性丧失，更不用说合法性了。
启蒙以来，主权在民逐渐成为各种姓社姓资的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来源。而民主制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的防治少数人变为特权阶层的制度。如果民主制能够防止特权阶层的长期存在，有没有可能将民主制和贵族制结合起来呢？在我看来，民主制和贵族制之间的真正差距是“教化”，意思是：首先，凡是未来可能成为统治者的人都必须接受古典教化，凡被教化者，皆可以视为贵族（贵族的问题上一定要“讥世卿”）；其次，接受过教化后，必须通过选举而不是考试才有资格成为统治者的一员。就像孔门四科，“德性言语政事文学”的区分一样，教化是统治的前提。
西耶斯这本小册子原本是为了给第三等级摇旗呐喊的，但却无意中揭示了少数人的统治中最为致命的顽疾，那就是特权者的嚣张存在。民主制能在很大程度上惩治这种特权，但选举选不出最有德性最知道如何统治的人。而从修辞的角度来看，西耶斯不久就成了大革命健将，并力主处死国王；但他后来偏偏又成了拿破仑的帝师，被封为拿破仑帝国的伯爵，成了新的特权者；再后来，他又因为拿破仑没有听从其政治术，转而反对拿破仑；再后来，他又怀念波旁王朝，主张复辟；最后，复辟的波旁王朝却因为大革命的旧账放逐了他，最终客死比利时。纵览西耶斯一生在民主和贵族之间的摇摆，虽然不乏个人的目的，但也能觉察到，一个既盼望良好的少数人统治又盼望没有特权者存在的人，这一生过的何等纠结。
在古人看来，既然人的德行有高下，那么君子统治小人是天经地义的，君子是被培育出的少数人；在现代人看来，被选举出的统治者才有资格统治，就算选票令其上台或下野，但只要其在位一天，他们是被选举出的少数人。我们通常把这批正在或将要统治多数人的少数人叫做贵族、或士大夫、或绅士、或政客，总之这是共同体中从事“统治”这种志业的一个阶层。所以，如何在芸芸众生中甄别或塑造或教化或培育这批统治者，就成为了古往今来一切帝师或政治哲人所思考的问题。从《理想国》到儒家经典，字里行间都能找到关乎这一问题的微言大义。
柏拉图爱说哲人王，儒家喜言圣王，二者虽然不同，但也有些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意思。但我记得有次和白彤东老师吃饭，我问他，“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意味着什么？他说：“意味着圣王的出现只是一个偶然。”对此我深表赞同，圣王领衔的君主制犹如神之国度，它的出现是概率事件。所以，在人间重建圣王的理想是必须的，在人间重建圣王的统治是恐怖的，一人统治迟早会演化成一人专制。我们还是应当期盼一个有德性的阶层而不是一个人来做统治者，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阶层以何种方式产生？并且如何保证这一阶层具有统治的能力和资格？
于是柏拉图对贵族制倾心不已，而儒家在历史上培育出的士大夫阶层成为在古典时代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良好典范。贵族也好，士大夫也好，至少都宣布了一个事实：作为统治者的少数人，是必须要经过教育的。对于欧洲的贵族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是文盲也都懂得荣誉的意义。而对于中国的士大夫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要经过儒家考试才能在帝国中谋得一个职位。所以，在我看来，用圣人的经典对民众进行教化，是培育统治者的唯一途径。或者说，一个国家里必须要有一个阶层，他们不一定做官，但一定要得到圣人的教化。这里的关键有二，一个是《荀子》曾说“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另一个是所学习的教化必须是圣人的经典，而不是领导人的讲话。有这样一个阶层的存在，即使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是合格的统治者，但从中选拔出来的统治者远比一人统治或选举出演说家来要靠谱的多。
所以问题就变成：如何从这个阶层中选拔统治者？如何保证这个统治者能得到民众的认可，且不会变质？比如西耶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就不谈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合理性，只论少数人垄断的特权损害了合法性。
我们在两百多年后剖析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会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找到很多原因。但哪一种原因最为直接？生产力也好，资产阶级的形成要求统治权也好，可以看做一种根本性的动力，但并不能直接触发大革命；贵族的腐败，贫富差距的加大等原因，又过于表面化。（说到贫富分化，这个名词似乎应该为一切革命负点责。但我觉得过于表面，一则任何社会也解决不了贫富分化，而且这种分化是动态的；二则穷人哪里知道富人有多富？如何凭空想象富人的生活？很多贫富分化的故事都是在革命之后才被当做证据的。特权则有所不同，你可能不知道一个省长有怎样的特权，但你肯定知道自己所在小区的片警有怎样的特权，特权远比贫富分化要更大众化。所以，“贫富分化”促成革命的意义似乎并不大。）西耶斯则认为，贵族的特权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在《论特权》中，他描述了作为一个政治家最不能容忍的事情：有些人没有统治的才能，却行着统治者的事情。所以，尽管其时大革命尚未爆发，但在西耶斯《论特权》的描述中，少数人的统治已经变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即使国王也受制于几个贵族。而那场征税事件集中展现了贵族的特权，这才汇成革命的最直接动力。
那么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就是，西耶斯的《论特权》告诉统治者，最能引起革命行为的社会问题是有一个特权阶层的存在。特权，会令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合理性丧失，更不用说合法性了。
启蒙以来，主权在民逐渐成为各种姓社姓资的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来源。而民主制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的防治少数人变为特权阶层的制度。如果民主制能够防止特权阶层的长期存在，有没有可能将民主制和贵族制结合起来呢？在我看来，民主制和贵族制之间的真正差距是“教化”，意思是：首先，凡是未来可能成为统治者的人都必须接受古典教化，凡被教化者，皆可以视为贵族（贵族的问题上一定要“讥世卿”）；其次，接受过教化后，必须通过选举而不是考试才有资格成为统治者的一员。就像孔门四科，“德性言语政事文学”的区分一样，教化是统治的前提。
西耶斯这本小册子原本是为了给第三等级摇旗呐喊的，但却无意中揭示了少数人的统治中最为致命的顽疾，那就是特权者的嚣张存在。民主制能在很大程度上惩治这种特权，但选举选不出最有德性最知道如何统治的人。而从修辞的角度来看，西耶斯不久就成了大革命健将，并力主处死国王；但他后来偏偏又成了拿破仑的帝师，被封为拿破仑帝国的伯爵，成了新的特权者；再后来，他又因为拿破仑没有听从其政治术，转而反对拿破仑；再后来，他又怀念波旁王朝，主张复辟；最后，复辟的波旁王朝却因为大革命的旧账放逐了他，最终客死比利时。纵览西耶斯一生在民主和贵族之间的摇摆，虽然不乏个人的目的，但也能觉察到，一个既盼望良好的少数人统治又盼望没有特权者存在的人，这一生过的何等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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