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杰：十國史研究的史料——兼評杜文玉《五代十國制度研究》

十国史研究的史料—兼评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研究》 王宏杰（布朗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十世纪尤其是其上半叶的时段曾经一度为人们所忽视。近年来随着史学界对唐宋转型问题的深入探讨，作为连接唐宋两大帝国的五代十国时期（907－979）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然而在近年来发表的关于此段历史的著述中，人们不难发现有关十国的探讨要远远少于对北方五代的研究。［1］ 五代承唐启宋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占据半壁江山并在经济和文化南移的过程中创造灿烂文明的南方诸国似乎也不应受到如此冷遇。造成这样一种不平衡现象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史料的匮乏。因此，如何充分发掘和把握现存的十国史料将对十国历史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将结合杜文玉先生新近出版的力作《五代十国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以下简称杜著，引文只标页码)，对十国研究的史料范围和性质作一简单的探讨，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更多同仁对此领域的关注。 谈到十国史学，从现存宋人书目中可以看到， 当时在南方割据政权下所撰的史籍并不少。［2］ 虽然前人多认为五代乱世，文章不传，但相比政权更替频繁战乱迭兴的北方五代而言，南方诸国则相对稳定，经济有所发展，文化更是由于北方文人士族的大量南移避乱而一度勃兴。在此条件下，南方诸国尤其是地处江南和四川的吴、南唐、吴越以及两蜀史学修撰也有很大发展。诚如杜文玉先生书中指出的那样：五代十国时期私人修史之风颇盛，尤以“偏霸于南方的诸国士人修撰为多”，然而这些资料“却不受后人重视，故除了极少数能够流传下来外，还有部分只能在《通鉴考异》或《太平广记》中见到一些片段，其余均早已散佚无闻了”。（页338、341）其实造成十国史料散佚的原因不难想见：一方面以战乱和分裂为特征的五代局势使得史籍的书写、保存和传承本身就极为困难；另一方面，自宋代而降，多数史家倾向于把唐亡之后相继雄踞中原的五代王朝看作是正统政权，由此基础上形成的北宋王朝从而获得自身来源的合法性，而独立于五代政权之外而自行建元开国的南方政权则尽被斥之为“伪”，其原有的历史记录也因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而多遭删毁。 那么在现存文献资源基础上，如何尽可能多的搜集和占有相关史料并通过合理分析以支持具体的十国历史研究呢？杜著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贵的样本。其书涵盖五代十国的十余项制度文化，尤以科举、职官及军事制度为详。虽然十国制度仅仅占该书的一小部分，但也分别列出，论述清晰而精当。这里本文所关注的重点并非该书的具体内容而是其对十国史料的把握和运用，其得足以成为我们进行十国历史研究的典范，倘有其失，也可稍为后学一悟。 检校杜著全书中关于十国制度的部分，我们可以发现该书应用的基本史料涵盖极其广博。通过对这些史料素材及其史学价值的检讨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把握十国研究的史料范围。 第一：正史。无庸置疑，十国研究领域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以新旧五代史为代表的正史材料。《旧五代史》把五代时期的割据政权分为世袭（第132和133卷）和僭伪（第134、135、136卷）两个部分，除了涵盖后来所谓的“十国”政权外，还将歧燕及一些独立藩镇纳入其中。由于成书较早，旧史虽然详于五代典制，但对于处于北方统治之外的十国尤其是那些曾经和五代王朝敌对的割据政权，还不能提供更详细的历史记录。相比之下，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对十国部分的材料就有了不少补充，其十国世家及年谱（第61－71卷）的史料价值应该说要超过旧五代史。［3］ 后来出现的基于各种材料的五代史补注类史籍当然也应该值得留意，如《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五代史纂误》等，虽然涉及十国内容的资料并不多，但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综合的信息。［4］ 与新旧五代史可以相互补充甚至在某些方面远远详于其书的当属《资治通鉴》。在通鉴最后三十多卷的篇幅里，散见大量的有关十国和其他割据政权的内容。更难得的是，通鉴考证严密，叙述清楚，尤其是在考异部分保留了不少现今已经不存的珍贵史料，更是对今天的十国史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另外，由于十国割据政权的断代情况复杂，无论是对其勃兴还是最终归宋的探讨都必将涉及到唐末和宋初的历史，因此《新唐书》、《旧唐书》和《宋史》的作用也不可低估。例如杜著从《宋史·刘式传》等考出南唐李煜时期贡举科目设置的一些情况（页35），以及宋军围攻金陵时南唐各军守城情况（页467）等等。对于南方诸国的统一于宋的详细情况也可以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如杜著从中考证了南唐禁军中的神卫军抵御宋军的事实（页456）。可以说这些史籍构成我们认识十国政权及其历史发展的基本史料。 第二：综合性类书和文学汇编。在五代史料中，《五代会要》分类清楚多为人称道，但其内容多为五代而鲜及南国。相比之下，宋初纂成的几部综合性巨书《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太平预览》等则保留了大量十国文史资料。这些书的编纂过程中吸收了不少南方诸国归宋的文人参加，使得不少旧有的十国典章制度逸文掌故得以保留，内容上也有很大的可信性。［5］ 除了宋人汇编外，清人所纂的《全唐文》、《全唐诗》、《全五代诗》等文学汇编中也包含着不少五代十国时人的作品，一些文字现今已经很难在其它文献中看到，因此弥足珍贵，对于这些文章诗词的研读也将对十国研究有所助益。杜著就从《全唐文》中发现了不少南唐禁军的史料，例如南唐龙卫军和小殿直军的细节就可从陈致雍撰的《欧阳权谥议》、《刘匡范谥议》中窥见（页454－5、462）。不过这些文献卷册繁多内容驳杂，需细细检索方得其用。 第三：杂史笔记。虽然十国官私史学著作散佚不少，但不少信息仍然可见于现存的一些宋人著录的十国杂史（前人书目或所谓霸史或伪史）之中。其中涵盖数国历史的有《九国志》、《五国故事》等，关于南唐的有陆游《南唐书》、马令《南唐书》等，关于前后蜀的有《蜀梼杌》、《锦里耆旧传》等、关于吴越的有《吴越备史》等，对于其存佚流变情况今人皆有考证。［6］ 这些史书多成于宋初，其时五代十国的历史尚比较切近，材料也应不少，有些本身就是基于十国中人历史著作，如《锦里耆旧传》等。［7］ 这些杂史资料弥足珍贵，不少足以弥补正史之阙。［8］ 杜著采用该类史料颇多，如从《九国志·刘权传》中考出吴国军制中雄武军职官设置（页453），从《五国故事》中收集关于闽国禁军军号材料（页500），在《蜀梼杌》中发现前后蜀馆阁制度材料（页36、334），以及陆游的《南唐书》也成为杜著中有关南唐殿阁制度的主要资料来源（页270－3），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除此之外，数量繁多的宋人笔记也保留了不少十国故事轶闻，值得关注。不少笔记作品虽然往往被宋以来书目书志等归入“小说”类，但其性质内容和上述杂史伪史之类区别不大。有些笔记如《北梦琐言》等也明显曾被《新五代史》等正史引用，其史学价值早已得到前人史家的认同。［9］ 杜著也征引了不少笔记，如以《玉壶清话》考证后蜀曾经开设明经科（页36），用《钓矶立谈》中的史料印证李昪对北方文人的招揽（页90－1）等等。 第四：晚唐和宋人文集。现存的晚唐文集尤其是宋人文集数量并不少，也有一些五代十国的内容隐藏其中。［10］ 由于时代相去不远，不少文人记录了一些耳闻目睹可资借鉴的前朝事迹。那些北宋初期的南方士人也与地方割据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文集中更是保留着不少十国信息，虽然未必直接和十国政治、制度等相关，但也会透露当时社会文化的蛛丝马迹。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分文集资料往往容易被历史研究者所忽视，而且由于材料过于分散，不通过长期的广泛阅读和积累是很难披沙拣金为己所用的。杜著便参考了一些这样的文集作品，并从中发现了可贵的史料，例如从徐铉《徐公文集》中的《故唐内客省使知忠义军检校太傅尚公羡道铭》查出南唐水军龙安军的情况（页460），利用《罗隐集》中的《吴公约神道碑》材料来探讨钱镠时期杭州八都问题（页488）等，足见杜先生用心之细、用功之勤。 第五：金石文献。五代动荡，地方割据造成信息流通不畅，政权更替频繁也导致不少前代的确切资料很难被准确记载，即使是时人的记录也存在不少不一致的地方，这种情况可以从司马光的《通鉴考异》的讨论中清楚地看到。因此在十国旧地出土的金石资料如碑铭经幢等石刻文字，因其记载了不少当时信息尤其是人物身份背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丰富补充、印证甚至推翻正史的记录。历代金石类汇编数目不少，如《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等，都保留了大量有关唐宋五代的金石文字，其中十国的部分也十分可观。［11］ 可以看出，杜著非常重视金石文献的价值，在书后的参考书目中单独列出了“碑志”一栏，该书从金石文献中征引了大量信息，大大充实了其论述尤其是十国军制的研究。如利用《金石萃编》中《龙兴寺钟款识》上记录的林仁肇头衔，分析了吴和南唐的州郡兵情况（页464－5），从《江苏省通志稿》中《李涛妻汪氏墓志铭》考证吴禁军中拱圣军的设置（页457），从《容县志》记载的《乾和十三年经幢》中检出南汉的龙虎军资料（页498）等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金石文献尤其是现存墓志铭的史料运用上，我们还必须明确其与传统史料相比在写作目的、成文条件和选材范围等方面的不同，从而客观准确地把握“石质”文字的特点、优势和局限，以期对该材料的合理利用。［12］ 第六：清人辑考史籍。清人考据之风盛行，所辑考历代文献都有较高的水准，除了以上提到的清人辑考的文学汇编和补注类史籍外外，一些专门针对五代十国的史籍也是当前十国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材料，如《历代史表》的五代十国部分、《南汉书》、《补五代史艺文志》等，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吴任臣的《十国春秋》。杜著也多次援引了这些清人史籍，如在南汉兵制的探讨中参考《南汉纪》（页498－99），对《十国春秋》的征引更是随处可见。但这里要指出的是，对于清人辑考作品尤其是《十国春秋》恐怕不可过于依赖。虽然吴氏其书勤于搜访，长于细节，不但囊括几乎所有现存资料，而且还可能参考了一些今日不存的史料，但其书的问题也不少。一方面吴氏在行文中并未给出其史料出处，一些史家对其的引用颇为顾虑，［13］ 另一方面，吴氏在融合百家另行转述甚至重新构建十国历史的过程中也造成了不少错误，其失已经有人详文探讨。［14］ 在对某些问题的讨论中，杜著似乎对《十国春秋》的缺陷也有清醒的认识，如在介绍南唐贡举时，通过综合《资治通鉴》和《南唐书》等早期史料的分析，杜著得出结论认为《十国春秋》关于南唐保大十一年“复行贡举”的记载是不对的，其“撰者吴任臣将史籍中宣布重设贡举的时间，误以为是开科考试的时间”（页34）。在另一个例子中，杜著经过了比较分析后才接受了《十国春秋》的说法，认为其所载的吴越军号“向明都”应该比《吴越备史》所记的“向盟都”更为合理（页 491）。 但是同样是对这一《十国春秋》的运用上，杜著也存在一定的失误。如在分析成于前后蜀时期的几部史籍时，杜氏认为：“据《蜀梼杌校笺》卷一《前蜀先主》载：前蜀永平二年（912）三月，‘诏平章事张格专编纂开国以来实录’。又据该书的撰者宋人张唐英自序说：‘予家旧藏《前蜀开国记》、《后蜀实录》凡一百三十卷，尝欲焚弃而不忍’。由此可见张格所撰所谓《开国以来实录》就是张唐英家藏的《前蜀开国记》。从上表可知后蜀实录共计140卷（笔者注：杜著页 336表中列出《后蜀高祖实录》20卷、《后蜀后主实录》40卷、《后蜀后主续成实录》80卷），其中后主续成实录80卷，但其‘多散佚不全’，所以张唐英家藏的后蜀实录不可能包括这部书在内，于是就可以推知《前蜀开国记》的卷数在70卷左右。”（页337）首先，张唐英提到的《前蜀开国记》应该并不是《蜀梼杌》文中说的张格所编前蜀开国以来实录。陈鳣《续唐书》卷19《经籍志》“伪史类”有幸夤逊《王氏开国记》10卷，而《十国春秋》卷54《幸夤逊传》也有同样记载，只是卷数阙如。据《宋史·幸夤逊传》载其“仕昶拜司门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出知武信军府，加史馆修撰，改给事中，预修《前蜀书》”。幸氏曾在史馆，其作《王氏开国记》似乎更应是唐英所言的《前蜀开国记》。至于其卷数，杜著依据《十国春秋》的记载而得出的计算也似乎有误。根据《崇文总目》卷2“伪史类”、《通志》卷65《艺文略》三“霸史下”、《文献通考》卷194《经籍》二一和《宋史》卷203《艺文志》二“编年类”，《后蜀高祖实录》应为30卷而非20卷（四书对该书书名的记载不同，分别为《伪蜀孟氏先主实录》、《后蜀孟先主实录》、《蜀高祖实录》和《后蜀高祖实录》），而《后蜀后主实录》在《崇文总目》和《通志》中则为80卷而非40卷。很明显，《十国春秋》在这方面的记载与前人书目不同：“广政十四年，修成《后主实录》四十卷”，“又《高祖实录》二十卷，后主续成实录八十卷，多散佚不全”云云。这里不但《后蜀高祖实录》比前人记述少了10卷，后主实录也多出40卷（当然如果把“续成”实录80卷理解为在先修成的40卷后主实录的基础上总共而成的卷数，其数字也仍为80卷）。因此，唐英所云《后蜀实录》总数应为 110卷，从而《前蜀开国记》的卷数就应为20卷。［15］ 总之，《十国春秋》虽然补充了十国历史资料而且使用起来较为方便，但对于该书的借鉴一定要小心谨慎，要在合理分析、充分把握和对比现有前代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对于其它清人所辑考的五代十国史籍也应该本着同样的态度和方法为是。 第七：晚唐和宋人宗教典籍。杜著由于研究主题和范围所限，并未涉及佛道宗教文献原始资料。但已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宋代佛教史籍在唐史研究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对于五代十国历史的研究意义也不可低估。［16］ 道教资料方面，前蜀宫廷道士杜光庭的一些著作中也保留了大量前蜀帝王利用道教仪式树立正统的可贵史料。［17］ 以上是对根据杜文玉先生《五代十国制度研究》一书中的十国研究部分所运用史料的总结和评介。该书比较全面地占有了各种文献史料，在对五代历史研究尤其是本文关注的十国研究上，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极好的典范。上面列举的七个方面的文献资料应该说已经大致涵盖十国研究的取材范围，当然，其它材料如地理方志、谱牒、书目乃至敦煌文书等也都值得研究。这里强调的是，要真正做到在具体研究中的恰当运用上述史料，不仅需要更全面的掌握文献，也需要认清不同史料的价值和局限所在，进行缜密而合理的比较分析。(本文作者：王宏杰） ［1］ 近年关于十国历史的研究中以论文居多，专著寥寥，其中如任爽的《南唐史》（东北师大出版社，1993）和《十国典制考》 （北京：中华书局，2004）；邹劲风的《南唐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和《南唐文化》（南京出版社，2005）；徐晓望，《闽国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等。西方学术中除了早期Edward H. Schafer关于闽国和南汉的专著外，值得一提的还有Brigitte Amthor, Meng Chih-hsiang (874-935): der erste Kaiser von Hou-Shu (Frankfurt: Peter Lang, 1984)。 ［2］ 关于五代十国时期史籍的比较全面的介绍可参考： 张兴武， 《五代艺文考》 （巴蜀书社，2003年）；Johannes L. Kurz, “A Survey of the Historical Sources for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States in Song Times,” 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33 (2003): 187-224。 ［3］ 关于新旧五代史在十国史料方面的比较，可参考郭武雄，《五代史料探源》（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页56，106-7，109。 ［4］ 关于唐五代正史的补证资料，可见徐蜀编，《隋唐五代正史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5］ 《册府元龟》对于五代十国历史的意义可见于陈尚君力作《旧五代史新辑会证》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关于《太平广记》等三书的编纂情况，分别见Russell Kirkland, “A World in Balance: Holistic Synthesis in the T’ai-p’ing kuang-chi,” Journal of Sung Yuan Studies 23 (1993):43-70； （日）花房英树，《文苑英华の编纂》，《东洋学报》1959年第19期， 第116页－135页； John W. Haeger, “The Significance of Confusion: The Origins of the T’ai-p’ing yü-la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8.3 (1968): 401-410。关于宋初时北宋政府吸收南方文人编纂书籍的探讨见Johannes L. Kurz, “The Politics of Collecting Knowledge: Song Taizong’s Compilations Project,” T’oung Pao 87.4-5 (2001): 289-316。 ［6］ 见Kurz, Johannes L. “A Survey of the Historical Sources for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States in Song Times.” ［7］ 关于《锦里耆旧传》来源的探讨，见王文才、王炎，《蜀梼杌校笺》（巴蜀书社，1999年），页10－11。 ［8］ 目前涵盖比较全面的宋人笔记汇编可见上海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大象出版社自2003年陆续出版的《全宋笔记》。 ［9］ 房锐，《北梦琐言与唐五代史籍》，《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四期。第85页－90页。 ［10］ 王永波、黄芸珠，《唐五代别集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概观》，《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一期，第23页－30页。 ［11］ 可参考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隋唐五代石刻文献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陈尚君编《全唐文补编》（中华书局，2005年）和吴刚编《全唐文补遗》（三秦出版社，1994年－2000年）也收集了不少唐末五代的金石文献资料。 ［12］ 德国学者Angela Schottenhammer目前正在进行五代墓志铭与正史的比较阅读研究，参见其在美国亚洲研究联合会2007年3月波士顿年会上所作的报告，“A Buried Past: Tomb Inscriptions (muzhiming) on Stone and on Paper in Comparion with other Written Sources”。 ［13］ 例如薛爱华 （Edward H. Schafer）在研究五代闽国历史时表达了对应用《十国春秋》的顾虑，声称：“无论它提供的材料如何吸引人，我也在使用中颇为犹豫，除非可以在它处得到检校。”见The Empire of Min (Rutland Vermont and Tokyo: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1954), “Introduction,” 页xii。 ［14］《十国春秋》内容上的一些错误可见郑颖，《<十国春秋>校读札记》，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另有人指出《十国春秋》在南唐世家的叙述并未超出现存前人南唐史料的范围，见胡小丽，《试析<十国春秋>南唐部分的史料价值》，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 ［15］ 关于《前蜀开国记》的卷数讨论，也可参考《蜀梼杌校笺》王文才序，第7页。 ［16］ 曹刚华，《试论宋代佛教史籍在唐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扬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 91页－96页。 ［17］ 关于道教仪式对前蜀政权正统化的作用和意义，可参考Franciscus Verellen, “Liturgy and Sovereignty: The Role of Taoist Ritual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Shu Kingdom (907-925),” Asia Major (3rd series) 2.1 (1989): 59-78. 更全面的杜光庭研究可见其Du Guangting (850-933): taoïste de cour à la fin de la Chine médiévale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 écoles ［i.e. études］ chinoises: En vente, De Boccard,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