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与铁岭人齐世英

齐世英，《巨流河》作者齐邦媛的父亲。 齐世英（1899—1987），辽宁铁岭县腰堡乡范家屯人。齐家祖上，在18世纪初由山西徐沟（现并入太原）到奉天（今沈阳）任文官，后定居于铁岭。齐早年学业有成，曾留学日本、德国（留学德国，是张作霖资助）。归国后，先在沈阳教育界工作，后在东北军郭松龄部做文职幕僚。他赞成郭松龄反对内战、实行民主的主张，支持郭松龄回师奉天。郭松龄开始反奉时的1925年11月20日，曾在河北省滦州车站附近一个停业已久的火柴公司楼上召开军事会议，“凡在滦州的官佐、上校以上均行参加，约有百人……会议决定添设外交处，派王正廷为处长，王未到任前由殷汝耕、齐世英负责。”齐世英在郭军中实际职务是外交处主任，后因郭松龄兵败被杀，齐世英难再回东北，先避难于日本驻新民领事公馆（当时的领事吉田茂后来当了日本战败后的首相），后经日本领事吉田茂的安排经朝鲜、日本到南京，投奔了正在北伐的蒋介石。蒋介石对这位东北精英很器重，安排他到陈果夫、陈立夫主持的党务情报机构工作（即CC系）。到1929年，张学良东北易帜时，齐世英己任职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务秘书，并且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党务领导人。 齐世英与张学良积怨很深，在郭松龄反奉时，张作霖曾派张学良到秦皇岛说服郭松龄停止进兵（张学良和郭松龄个人关系较好），郭拒不会见。而齐世英当时主张把张学良扣下，郭亦未采纳。“九•—八”事变后，齐世英因发动在东北的国民党各省党部和地方党部，秘密组织抗日义勇军而名气更大，在国民党中地位更高。1936年，国民党中央政府要举办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在关内的东北社会名流阎宝航、高崇民、王卓然等与齐世英较熟悉的人，曾撮合齐世英与张学良合作。王卓然说：“张汉卿的老太爷（指张作霖）被日本人给炸死了，‘九•一八’事变起，东北沦陷，家仇国恨，接踵而至；你自郭松龄起事失败离开东北，虽没家仇，但也有国恨，张汉卿在东北没有人才（可用），你该回去帮他，你们两个合作，我们推你坐第二把交椅，一切听你们二人的。”陈立夫也从中斡旋，终使张学良与齐世英在汉口会面。当时，张学良想加入国民党，而齐世英是国民党中央党务系统东北负责人，在话不投机时，齐世英教训张学良说：“你到南方来，最重要的是要对主义（指三民主义）有认识，将来东北的事你还是有力量的人，如果你能了解国民党，照主义来实行的话，将来你对东北的事情还需负很多责任，党不像军队，不讲枪、不讲兵，而是讲道义，也因此讲谁对党忠实，谁对党不忠实，还盼你努力。”之后，张学良在与别人谈到汉口会面一事说：“被齐某人教训了一顿。”因二人在汉口会面不欢而散，在东北国大代表提名上意见也不大一致，导致这次国民代表大会延期。同年，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选举国民党中央委员前，张学良对蒋介石说：“东北人除了齐世英，其余谁当中央委员都可。” 1936年冬，蒋介石对东北军在陕北剿共不放心，他利用齐世英与张学良的矛盾，令他秘密探察东北军动态。当时，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一边禀承张学良指示，与中共和红军接触，一边为自己留后路，而与CC派齐世英保持联系。对王以哲脚踏两只船的行为，有人写道：“当时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认为齐世英是东北名流，争取他是联共抗日的一股力量，遂与他接触较多，当齐世英从王以哲部得知张学良的东北军与红军暗中往来，并达成局部停战的情报后，马上派专人密报到洛阳的蒋，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尽管这种说法为王以哲与齐世英的联系从抗日民族统—战线角度做了合理的解释，但齐世英的情报毕竟来自于王以哲，也终因王以哲的一个情报引发了西安事变。 蒋介石当时正在洛阳过五十大寿，得到齐世英关于“东北军与红军暗中来往，并达成局部停战”的情报后，便率在洛阳为其祝寿的国民党大员奔赴西安，亲往督促张学良全力围剿中国工农红军。 对此，齐世英回忆道：“忽然，王以哲军长派军法处长崔蕴兰到南京来见我。因崔与我不熟，找河大教授高亨（吉林双阳人，古文字学家，时任河南大学教授）陪他同来，崔蕴兰告诉我张汉卿至王以哲防地与共党会面，东北军两次剿共失利，损失大，士气差。我想王以哲一定清楚事态严重，所以才派军法处长秘密来见我，我感觉到这是大事，因此把详情告诉果夫（立夫出国）和布雷（陈布雷），这个时候蒋先生已到洛阳，我征求他们的意见，需不需要我到洛阳把这件事告诉蒋先生，果夫说：‘到洛阳是东北人的天下，你去见蒋先生，他们会特别注意。’陈布雷说：‘我就要去洛阳，我会告诉他。’就这样，我没去，而西安事变就发生了。” 台湾前“行政院长”俞国华亲历了西安事变，他回忆道：“其实在洛阳祝寿期间，委员长身边情报系统已获得汛息（当指陈布雷的汇报），向委员长报告西安方面情况不稳，建议委员长在洛刚过寿后，不要再次前往临潼。”“蒋委员长那时候对身边手下表示，西安有事情等着他去解决，要是他不去西安，事情无法完结。” “蒋中正过完五十大寿之后，再次前往西安，督促张学良进行剿共军事行动，蒋氏暂住于西安附近临潼的华清池，临潼地方不算大，但当地有火车站，委员长专列可直抵临潼车站。民国25年12月，委员长一行抵达西安后，委员长与张学良对剿共与抗日之间的歧见无法解决，于是，张学良、杨虎城决定兵变。”张学良在口述回忆说：“他（指蒋）的第一敌人是共产党，而我的第—敌人是日本。” 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到南京后，在对何应钦等人为西安事变辩解时说：“一则……二则……三则齐某人在南京一件件地搞我，中央从不制止，中央用我不如用他。”因此，何应钦见过张学良后对齐世英说：“你要负起造成西安事变的责任！”齐世英在台湾回忆道：“没几年以前，蒋先生还提到这件事，说我把张汉卿逼反了，蒋先生居然没有追究我，很是宽大。” 齐世英到台湾后曾任“立法院”“立法委员”。1960年，齐世英因反对陈诚“内阁”提出的“电力加价案”，被开除出党。开除齐，其实是蒋彻底整肃CC系的一步。 据说，齐被开除后，“立法院长”张道藩去见蒋求情。蒋说：“你们听齐世英还是听我的？”张道藩说：“当然是听总裁的。”蒋说：“什么听我的，你们不必为他说话。齐世英我认识最早，我待他不薄，我的钱他没少花。张汉卿事他就没有给我处理好。” 被开除党籍以后，齐世英加入雷震等人的组党活动，成为新党内定的5名“中央常委”之一。 齐世英的这些举动，得到一部分CC成员的暗中同情和支持。当时雷震等人计划由国民党内的开明派，党外知识分子，民、青两党成员在台湾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共同组党。 新党内定的“中央秘书长”雷震代表党外知识分子，5名常委中的李万居、高玉树代表台湾地方势力，杨金原代表民社党，杨毓滋代表青年党，而齐世英其实就是国民党内开明派的代表。 齐后来生活很清苦，1987年去世。李敖对齐评价颇高。 张学良认为郭松龄反奉都是齐世英从中鼓吹的缘故，所以对他恶感很深。张在口述历史里说，他讨厌文人，国家的事很多都是被文人撺掇坏的。 张学良到台湾后说：“蒋先生太狭隘了，天下就败在CC与戴笠的手上。总要安排个特务在你身边。蒋先生就喜欢听这些人的话。我常说，你怎么对人，人家就怎么对你。我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而蒋先生总是怀疑你。齐世英就是CC的人，CC弄出个‘东北协会’与我对抗，齐又为了办大学与我对抗。齐原是我送出去德国念书的，郭松龄的反奉可说有一大部分是他鼓动的（故张曾说最讨厌文人，说他们只会拱，如蛆一样）。事后他跑到新民的日本领事馆中躲了起来，我们派兵围了半年，当时抓到他恐怕会枪毙他的。” 然而岁月泯灭了张学良和齐世英之间的芥蒂。张学良在口述历史时说：“（齐世英）病重时我去看过他……这个人过去反对我很厉害，他是国民党，他是CC……东北党务就在他手里，他专门在东北对我捣乱……这个人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齐张两人一致认为：当年如郭松龄仍在，东北不会沦亡，其后的历史进程也必将改写。 以前有人批评说，谁都可以反对老张家，但是齐不能，因为当年他去德国留学都是老张家掏的钱，怎么可以培养你出来了，你倒反咬一口呢？ 齐世英则说：培养我是国家之力，并不是培养了我这个人出来就是要给一家军阀私人卖命的。这都是军阀不分公私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