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当权改革者：如斯复杂的吾国吾民
1909年的大清天空，万里无云，晚清最为开明的当权派—摄政王载沣三兄弟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以大无畏的勇气和极度宽容的精神开启了宣统朝的新政，新政的核心是建立“君主立宪”的民主国家
看台上，三兄弟手握兵权，洞悉天下大势，广泛游历欧美强国，充分汲取经验和心得，各路主义分子，也暂时消弭了争论，至少表面统一在清廷的博采众长大刀阔斧的改革方向下，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场外虎视眈眈的列强，对此给予了极大的理解与宽容，无不翘首以盼其成，外部环境出现了鸦片战争以来罕见的空前平静。
然而，改革的结局却是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帝国改革，革掉了自己的命，一场筹划的如此精彩的好戏，何以完全偏离剧本，悲情而落寞地收场呢？书中作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中央财政的枯竭助长了地方离心主义 自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变后，大清帝国的财政变成了一个赔款财政，日益拮据的背后，基础设施的投资（诸如铁路）由地方主导，杂乱无序，各自为政，国防预算大多成为空头支票，无力兑现，各种各样的开支纷至沓来，于是只好向地方不断加码，这样一来，中央在地方看来就成为一个“贪得无厌”的抽水机（虽然是迫不得已），而又不能为地方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大规模基建投资/安全），加上甲午战败，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央政府的威信每况愈下，财政成了地方分离的引擎与助推器。
改革的土壤仍显稚嫩 虽然经历了洋务运动加百日维新的洗礼，救亡图存的变革仍然只是少数社会精英的共识，中国的中基层民众仍然缺乏参与的指引与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帝国体制下起至关重要作用的官僚阶层都未被较为广泛地动员起来，更不需说压根不在大清公务员编制中的广大胥吏阶层了—这些人虽是潜流，却在基层和实际执行中起不可忽视的作用，完全可以称之为帝国一只看不见的巨大的手，同时，商业和民族资本的欠发育，尤其是商业伦理/契约精神的匮乏，根本缺乏支撑民主体制运行的阶层及党派基础，书中举了大量国退民进而亏空和和损公肥私不减反增的例子，所以在当时中国的独特土壤上，国营还是民营不成为商业运营的分水岭，这些问题，大半直至今日仍未得到根本解决，遑论100年前的晚清
未能有效地感召和控制各种政治势力 大清末代统治者，虽然有扭转乾坤的魄力和胆识，同时也摆出了空前包容的姿态，给予各种声音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甚至是自己的对立面，革命派（载沣和载洵赦免汪精卫并非完全作秀），然而，总体而言，欠缺对于各种政治势力的甄别对待，所谓“治世宜方，乱世宜圆，叔季之世当方圆并济”，没有一杆深入人心且步步为营的大旗去鼓舞和感召温和派和中间派，同时一味地包容革命派，终于在山头林立的人心不古中，给早已“彼于取而代之”的主义分子们抓住空隙，一击制胜。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以上种种，以古鉴今，历历在目，所以在中国推动转制与改革，从来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摸好的，自然被卷进漩涡，舍生取义。
传统上以为，腐朽没落的清朝封建帝国，迟早是要被卷进历史的故纸堆的，那么历史的潮流是否是这场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呢？从作者的观点看来，并非如此，晚清统治者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魄力和勇气上，在改革不少核心问题的处理上，在民主/宪政的认同度上，在政权开放的力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其先进性和前瞻性均获得较为公正客观的国际舆论和观察家一致认可，后世对这场改革的很多攻击，多出于某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团体包藏祸心的恶毒抹黑，这场改革不违背历史潮流，也不是小修小补，其失败还在于之前的原因
说来好笑，武昌起义的发生，恰恰是晚清统治者为维护西藏的主权，抽调兵力开赴西藏以应对英国和达赖在西藏挑起的分离争端，“爱国”的行径造成了“亡国”的结局，徒叹奈何
初读这本书如巨石压心，倍感沉重，因为作者提出了一个前述非常值得深思的命题，然而，一路读下来，你渐渐感觉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因为作者的追述和思考，帮助你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谜局中还原出一些答案来，最后，你会以海纳宽容的心态去理解当权者的不易，毕竟台下高呼口号易，台上殚精竭虑难，况且还有很多像康有为这样的政治投机分子在一旁聒噪，鼓吹，一边兜售自己的救国救亡理念，一边随时准备以更大的腐朽和专制取而代之。
全书最后的注解是“历史照进现实，风景旧曾谙，如何才能不折腾”，是啊，这的确是个问题
(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book.douban.com/review/3689533）
看台上，三兄弟手握兵权，洞悉天下大势，广泛游历欧美强国，充分汲取经验和心得，各路主义分子，也暂时消弭了争论，至少表面统一在清廷的博采众长大刀阔斧的改革方向下，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场外虎视眈眈的列强，对此给予了极大的理解与宽容，无不翘首以盼其成，外部环境出现了鸦片战争以来罕见的空前平静。
然而，改革的结局却是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帝国改革，革掉了自己的命，一场筹划的如此精彩的好戏，何以完全偏离剧本，悲情而落寞地收场呢？书中作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中央财政的枯竭助长了地方离心主义 自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变后，大清帝国的财政变成了一个赔款财政，日益拮据的背后，基础设施的投资（诸如铁路）由地方主导，杂乱无序，各自为政，国防预算大多成为空头支票，无力兑现，各种各样的开支纷至沓来，于是只好向地方不断加码，这样一来，中央在地方看来就成为一个“贪得无厌”的抽水机（虽然是迫不得已），而又不能为地方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大规模基建投资/安全），加上甲午战败，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央政府的威信每况愈下，财政成了地方分离的引擎与助推器。
改革的土壤仍显稚嫩 虽然经历了洋务运动加百日维新的洗礼，救亡图存的变革仍然只是少数社会精英的共识，中国的中基层民众仍然缺乏参与的指引与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帝国体制下起至关重要作用的官僚阶层都未被较为广泛地动员起来，更不需说压根不在大清公务员编制中的广大胥吏阶层了—这些人虽是潜流，却在基层和实际执行中起不可忽视的作用，完全可以称之为帝国一只看不见的巨大的手，同时，商业和民族资本的欠发育，尤其是商业伦理/契约精神的匮乏，根本缺乏支撑民主体制运行的阶层及党派基础，书中举了大量国退民进而亏空和和损公肥私不减反增的例子，所以在当时中国的独特土壤上，国营还是民营不成为商业运营的分水岭，这些问题，大半直至今日仍未得到根本解决，遑论100年前的晚清
未能有效地感召和控制各种政治势力 大清末代统治者，虽然有扭转乾坤的魄力和胆识，同时也摆出了空前包容的姿态，给予各种声音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甚至是自己的对立面，革命派（载沣和载洵赦免汪精卫并非完全作秀），然而，总体而言，欠缺对于各种政治势力的甄别对待，所谓“治世宜方，乱世宜圆，叔季之世当方圆并济”，没有一杆深入人心且步步为营的大旗去鼓舞和感召温和派和中间派，同时一味地包容革命派，终于在山头林立的人心不古中，给早已“彼于取而代之”的主义分子们抓住空隙，一击制胜。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以上种种，以古鉴今，历历在目，所以在中国推动转制与改革，从来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摸好的，自然被卷进漩涡，舍生取义。
传统上以为，腐朽没落的清朝封建帝国，迟早是要被卷进历史的故纸堆的，那么历史的潮流是否是这场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呢？从作者的观点看来，并非如此，晚清统治者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魄力和勇气上，在改革不少核心问题的处理上，在民主/宪政的认同度上，在政权开放的力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其先进性和前瞻性均获得较为公正客观的国际舆论和观察家一致认可，后世对这场改革的很多攻击，多出于某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团体包藏祸心的恶毒抹黑，这场改革不违背历史潮流，也不是小修小补，其失败还在于之前的原因
说来好笑，武昌起义的发生，恰恰是晚清统治者为维护西藏的主权，抽调兵力开赴西藏以应对英国和达赖在西藏挑起的分离争端，“爱国”的行径造成了“亡国”的结局，徒叹奈何
初读这本书如巨石压心，倍感沉重，因为作者提出了一个前述非常值得深思的命题，然而，一路读下来，你渐渐感觉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因为作者的追述和思考，帮助你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谜局中还原出一些答案来，最后，你会以海纳宽容的心态去理解当权者的不易，毕竟台下高呼口号易，台上殚精竭虑难，况且还有很多像康有为这样的政治投机分子在一旁聒噪，鼓吹，一边兜售自己的救国救亡理念，一边随时准备以更大的腐朽和专制取而代之。
全书最后的注解是“历史照进现实，风景旧曾谙，如何才能不折腾”，是啊，这的确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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