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思想
（一）对“有限理性”的理解：
传统经济学通常基于“理性人”假设，即决策者是完全理性、逻辑理性和演绎理性的，追逐他们认为有利的东西。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定包括：(1)个体的行动决定（为达到目的而选择的手段）是合乎理性的；(2)个体可以获得足够充分的有关周围环境的信息（完全信息假定）；(3)个体根据所获得的各方面信息进行计算和分析，从而按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目标选择决策方案，以获得最大利润或效用（利润或效用最大化假定）。但是正如西蒙(1990)所说：个体的理性行为由一把剪刀所制约，它的双刃分别是任务环境的结构和决策者的计算能力。即人们信息加工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实际决策中，“有限理性”表现为：决策者无法寻找到全部备选方案，也无法完全预测全部备选方案的后果，还不具有一套明确的、完全一致的偏好体系，以使它能在多种多样的决策环境中选择最优的决策方案。
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认为每个人都是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并且知道什么是自己需要的利益。这导致从个体角度看人的行为是毫无理性可言的。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行为理论则是从群体行为角度出发，认为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中，人从来不是孤立的。人的一般行为是人与人、人与组织相互影响、整合的结果。
（二）“有限理性”的出现解释了组织出现的原因，使得组织理论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市场和市场运作的理论。在消费者和生产者相互作用的市场过程中，双方的行为通过价格协调。人们只需要在理性的原则下追求自己私利的最大化，市场运行就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即实现资源最优化的配置。同时，组织（企业）被看作一个“黑箱”，没有解释具体发生在企业内部的各种活动。在这个框架里，企业只是价格接受者，在价格一定情况下，对产量做出理性决定以达到利润最大化。企业关心的是生产函数和可变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投入问题。我们看不到有个性的人，组织，因为在相同市场条件下，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每一个厂家的反应时一样的。在经济学分析中，高度抽象化的组织成为以一个没有任何社会性的、只关注个人利益就可以完成市场或生产活动的行动者。此时，决定企业决策和行为的机制是效率机制。在生产领域，这一机制的意义是成本的最小化或者产出的最大化。效率机制影响厂家的决定。因此通过总成本、平均成本等概念分析在什么情况下组织应该增加产出或减少产出。在充分竞争条件下，厂家的产品供给应该满足“边际成本等于产品价格”这一最优化条件。
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回答为什么我们需要组织，它仅仅把组织看作资本和劳动力的一种组织方式。
于是，钱德勒提出第一：组织这一形式可以提高规模效率。组织可以把更多资源更有效组织起来，通过有效率的组织管理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组织管理成为“有形的手”。第二，组织可以提高“范围经济”效率。人们可以通过扩展生产服务的范围来提高效率。组织特别是大型企业组织可以通过内部的管理和生产组合产生更高的规模效率和范围经济。钱德勒强调组织的中间环节（throughput）。他认为在投入和产出之间起到重要作用的中间环节即是组织与管理。
但是按照钱德勒的观点，如果市场可以有效率地协调生产活动，我们为什么需要组织？
威廉姆森在继承其导师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有限理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小数现象、投机主义带来市场失败问题。指出市场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不如其他形式更有效率。此时的效率不仅考虑生产成本，更重要是交易成本和交易费用。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设，市场无法通过完全契约达到均衡，而是出现不完全契约的情况。因此在契约履行的过程中将必然出现交易成本。这也就解释了组织出现的原因。
综上，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其研究对象是没有任何社会性的虚拟人。人是完全理性的，每个人都能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判断，那么组织理论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由于人是有限理性的，所以会出现契约不完备的现象，使得契约无法履行。因此需要通过组织设计等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朝着实现企业目标的方向努力。所以“有限理性”的出现解释了组织出现的原因，使得组织理论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三）“有限理性”前现后，组织理论研究的比较。
19世界末到20世纪初的古典组织理论阶段：
组织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期，以泰勒科学管理原理为标志。科学管理的中心思想就是通过严格的程序把每个人的工作规范化、把流程标准化，减少管理人的主观成分，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但是一般而言，我们会把马克思韦伯的官僚智力理论作为组织理论的开端。韦伯的官僚组织基本上是基于完全理性的假设，通过科层和分工协作使组织达到一种机械化的状态。
这个阶段，经济学管理学的主流决策理论均是以理性选择为基本分析框架的。人们的决策行为被抽象为按最大化原则实现个人目标的理性选择。
20世纪20年代的“新古典组织理论”：
西蒙在贯彻组织决策实际过程时发现“有限理性”的存在。这在当时是与主流经济学家和组织设计思路相反的思路。从有限理性的角度去研究组织行为，从行为科学的角度研究组织现象，包括组织的搜寻活动、组织注意力分配和组织规章制度等，试图形成完善的组织理论基础。
“有限理性”的出现为后续理论的出现提供了一条可以深入组织内部的通道，包括相应的组织设计、组织激励、契约和组织决策、组织学习的研究。研究者开始探索组织中人的需求、动机和激励；人性假设的探讨；非正式组织及人际关系；领导风格等研究。有限理性与行为科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结合，带来了组织决策过程研究的高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现代组织理论：
主要有系统学派的组织理论和权变学派。研究者开始探讨“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个时期，有限理性作为组织行为的基本前提已经被广泛接受了，并且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例如“不确定条件下个人决策行为”研究发现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决策不是按照“理性模式”进行，而是“经验估计”。
以“有限理性”为基础的“满意决策”是西蒙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也是他毕生从多学科角度进行理论和经验探索的主题。正因为西蒙将这一理论成功地应用于经济组织内部的决策过程研究，获得了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他也为后继的研究者提供了组织研究的新思路和新领域。
参考文献：
《组织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协调、激励与策略 乔治•亨德里克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 赫伯特•西蒙 格致出版社
《组织社会学十讲》 周雪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管理行为》 赫伯特•西蒙 机械工业出版社
《决策与判断》 斯科特•普劳斯 人民邮电出版社
传统经济学通常基于“理性人”假设，即决策者是完全理性、逻辑理性和演绎理性的，追逐他们认为有利的东西。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定包括：(1)个体的行动决定（为达到目的而选择的手段）是合乎理性的；(2)个体可以获得足够充分的有关周围环境的信息（完全信息假定）；(3)个体根据所获得的各方面信息进行计算和分析，从而按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目标选择决策方案，以获得最大利润或效用（利润或效用最大化假定）。但是正如西蒙(1990)所说：个体的理性行为由一把剪刀所制约，它的双刃分别是任务环境的结构和决策者的计算能力。即人们信息加工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实际决策中，“有限理性”表现为：决策者无法寻找到全部备选方案，也无法完全预测全部备选方案的后果，还不具有一套明确的、完全一致的偏好体系，以使它能在多种多样的决策环境中选择最优的决策方案。
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认为每个人都是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并且知道什么是自己需要的利益。这导致从个体角度看人的行为是毫无理性可言的。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行为理论则是从群体行为角度出发，认为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中，人从来不是孤立的。人的一般行为是人与人、人与组织相互影响、整合的结果。
（二）“有限理性”的出现解释了组织出现的原因，使得组织理论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市场和市场运作的理论。在消费者和生产者相互作用的市场过程中，双方的行为通过价格协调。人们只需要在理性的原则下追求自己私利的最大化，市场运行就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即实现资源最优化的配置。同时，组织（企业）被看作一个“黑箱”，没有解释具体发生在企业内部的各种活动。在这个框架里，企业只是价格接受者，在价格一定情况下，对产量做出理性决定以达到利润最大化。企业关心的是生产函数和可变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投入问题。我们看不到有个性的人，组织，因为在相同市场条件下，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每一个厂家的反应时一样的。在经济学分析中，高度抽象化的组织成为以一个没有任何社会性的、只关注个人利益就可以完成市场或生产活动的行动者。此时，决定企业决策和行为的机制是效率机制。在生产领域，这一机制的意义是成本的最小化或者产出的最大化。效率机制影响厂家的决定。因此通过总成本、平均成本等概念分析在什么情况下组织应该增加产出或减少产出。在充分竞争条件下，厂家的产品供给应该满足“边际成本等于产品价格”这一最优化条件。
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回答为什么我们需要组织，它仅仅把组织看作资本和劳动力的一种组织方式。
于是，钱德勒提出第一：组织这一形式可以提高规模效率。组织可以把更多资源更有效组织起来，通过有效率的组织管理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组织管理成为“有形的手”。第二，组织可以提高“范围经济”效率。人们可以通过扩展生产服务的范围来提高效率。组织特别是大型企业组织可以通过内部的管理和生产组合产生更高的规模效率和范围经济。钱德勒强调组织的中间环节（throughput）。他认为在投入和产出之间起到重要作用的中间环节即是组织与管理。
但是按照钱德勒的观点，如果市场可以有效率地协调生产活动，我们为什么需要组织？
威廉姆森在继承其导师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有限理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小数现象、投机主义带来市场失败问题。指出市场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不如其他形式更有效率。此时的效率不仅考虑生产成本，更重要是交易成本和交易费用。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设，市场无法通过完全契约达到均衡，而是出现不完全契约的情况。因此在契约履行的过程中将必然出现交易成本。这也就解释了组织出现的原因。
综上，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其研究对象是没有任何社会性的虚拟人。人是完全理性的，每个人都能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判断，那么组织理论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由于人是有限理性的，所以会出现契约不完备的现象，使得契约无法履行。因此需要通过组织设计等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朝着实现企业目标的方向努力。所以“有限理性”的出现解释了组织出现的原因，使得组织理论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三）“有限理性”前现后，组织理论研究的比较。
19世界末到20世纪初的古典组织理论阶段：
组织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期，以泰勒科学管理原理为标志。科学管理的中心思想就是通过严格的程序把每个人的工作规范化、把流程标准化，减少管理人的主观成分，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但是一般而言，我们会把马克思韦伯的官僚智力理论作为组织理论的开端。韦伯的官僚组织基本上是基于完全理性的假设，通过科层和分工协作使组织达到一种机械化的状态。
这个阶段，经济学管理学的主流决策理论均是以理性选择为基本分析框架的。人们的决策行为被抽象为按最大化原则实现个人目标的理性选择。
20世纪20年代的“新古典组织理论”：
西蒙在贯彻组织决策实际过程时发现“有限理性”的存在。这在当时是与主流经济学家和组织设计思路相反的思路。从有限理性的角度去研究组织行为，从行为科学的角度研究组织现象，包括组织的搜寻活动、组织注意力分配和组织规章制度等，试图形成完善的组织理论基础。
“有限理性”的出现为后续理论的出现提供了一条可以深入组织内部的通道，包括相应的组织设计、组织激励、契约和组织决策、组织学习的研究。研究者开始探索组织中人的需求、动机和激励；人性假设的探讨；非正式组织及人际关系；领导风格等研究。有限理性与行为科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结合，带来了组织决策过程研究的高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现代组织理论：
主要有系统学派的组织理论和权变学派。研究者开始探讨“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个时期，有限理性作为组织行为的基本前提已经被广泛接受了，并且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例如“不确定条件下个人决策行为”研究发现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决策不是按照“理性模式”进行，而是“经验估计”。
以“有限理性”为基础的“满意决策”是西蒙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也是他毕生从多学科角度进行理论和经验探索的主题。正因为西蒙将这一理论成功地应用于经济组织内部的决策过程研究，获得了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他也为后继的研究者提供了组织研究的新思路和新领域。
参考文献：
《组织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协调、激励与策略 乔治•亨德里克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 赫伯特•西蒙 格致出版社
《组织社会学十讲》 周雪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管理行为》 赫伯特•西蒙 机械工业出版社
《决策与判断》 斯科特•普劳斯 人民邮电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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