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渡觅渡，渡何处？
觅渡觅渡，渡何处？——殷海光和我们
2009年8月18日，马英九出席殷海光先生逝世40周年与《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先生逝世30周年——“追求自由的公共空间：以《自由中国》为中心”学术研讨会，并应邀致词。马英九说：“希望在21世纪的台湾，可以挥别五、六十年代的威权，迈向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社会，我真的很希望我们下一代，当我们说我们来自一个自由民主的台湾时，每一个人都会点头，而不是讪笑，这是我的期望。”很多人为之动容，一座岛屿，可曾是一个民族的诺亚方舟？
49年大陆易帜，一大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突然被时代推进了深秋，在凉风起天末，草枯木黄的气氛中，为自己的命运做了抉择。一边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一边是前途未卜的中华民国政权，“无边落木萧萧下”之秋色，或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春景，无人能断，斯人憔悴。飘零、流亡，或是栖枝傲霜，“自由人权，民主宪政”，在中国本来就不是根深蒂固的理念，如此一来，被连根拔起，飘荡在空中。可以肯定的是，跟随蒋介石奔赴台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在激烈地反抗自由主义这样的宿命。而五六十年代，与国民党在台湾的独裁统治做艰难坚决的抗争中，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绝处逢生。天下之事，有其效必有其功。当台湾终于可以较为舒展地拥有一条可以追寻的“民主之路”时，一回头便可以看见殷海光——台湾民主“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事功者中，一个悲壮的形象。
出生于1919年，自称“五四之子”的殷海光，曾说过一段很“狂”的话：“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论，我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牟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个中的进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这些知识分子在种种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还在前进不已。” 中国文化传统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统精神，比较沉着地延续在严复、梁启超，以及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人身上。他们奔走呼告于民族危机之时，国家民族的大义，此一类豪壮的话语，往往昂首挺胸，振奋人心。舍生取义，是被颂赞的，且不容怀疑。到胡适这里，生死道义之类的话，被搁置了，取而代之的是理性、批判、自由民主。然而他们的言论中，并不包含一个主题，即，个人，该怎么追求有价值有意义的生命？这个主题的缺失，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当另外的理念，以高昂的姿态出现时，人们就会受鼓动跟随它，而不加以深刻的辨析。“每一个人，无论处在怎样的时代，都拥有不可剥夺的内在价值。”肯定个人生命的绝对价值的，正是殷海光。
1959年6月，殷海光写了《我们走那条路？》，非常明确地指出，“人的生命不是应该派作浪费材料或试验用场的，没有完结的浪费尤其是暴殄天物”。个人价值的张扬，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产物，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人开始反思生存的价值。从“人生来就是荒诞的”到“人的生命本身就具有不容怀疑的价值”，历经曲折终现光华。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陷在（更多时候是被陷在）国家民族大义的话语泥淖里，难以自拔。因为对个人价值并无明确的肯定，中国一直没有出现一个积极的公共社会。政权一转换，甚至政策一改变，各种意识形态、假话瞎话便如幽灵般轮回于有无，生杀夺予间翻尽了个人生命的悲喜，知识分子往往首当其冲成为悲剧的主角。
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总是有一群人与之相连，殷海光认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渺不足道的。可是，当着每个人有了共同的认识和共同的行为取向时，力量就沛然莫之能御了。无论什么说法，千言万语，‘向大家共同喜欲的生活趋近’，这总是地无分中外，时无分古今，大家可以认可的基本设准。”这是一个开放的自由民主的社会，才能接纳的话，在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台湾，殷海光难逃因思想而受难，在任何一个专制极权的社会，他都将是一个受难者。1969年9 月16 日，殷海光先生在贫困交加之中，因胃癌复发病逝于台大医院，此时，离台湾开放党禁还有18 年，离台湾第一次实行政党轮换还有31 年。临终前，殷海光的遗言是：“我死的不甘心，我的思想才刚刚成熟，就在跑道的起跑点上倒下来……”
通过肯定个体的价值，进而阐发建设共同的理性生活社会，是殷海光的思考路径。走到这条路上，对于殷海光来讲，并非易事。早在1952年，殷海光就在《自由人的反省与再建》里指出中国是受极权势力的荼毒最深的国家，大多数人陷溺于狂澜之中，最需要自由人发挥主导作用，奋起拯救群伦，力挽浩劫。他声嘶力吼的这个“自由人”，还只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蛰伏不是御寒的最佳方法，御寒的最佳方法是自动地创造春天。”殷海光的这个时候，仍然是使用隐喻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思想，文章气盛但不免理浮。思想建设弱，理念平面化，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言论建树上的缺陷。因为有“力挽浩劫”之意在前，殷海光率其胸臆，肆其手口，激健行进，于现实的黑暗中激发的思想的火花，照亮的只能是当时代的人。现代比较完善且体全思精的政治哲学，基本都是在接近反思型的社会境遇里出现的，无论是阿伦特公还是哈贝马斯。殷海光的思想，不能与罗尔斯、阿伦特比，他是将个人生命和思想紧密粘连而显影于历史，与东欧的知识分子的整体境遇更为接近，执着于道德良知，坚守人的尊严，文章直指现实，一边承担自由民主启蒙的角色，一边担负与极权专政抗争的重压。
在思想言论史上，一个人名声大振时，不一定是这个人最成熟的思想在散发魅力。殷海光，也是如此。1935年，16岁的殷海光结合阅读张申府主编的《世界思潮》，在著名刊物《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近万字的《意志自由问题的检讨》，少年恢张其词，高谈阔论，才华逼人，其笔杆子生涯，就此拉开序幕。殷海光的大学生活在名儒硕彦云集的西南联大度过，师从金岳霖。其时中国社会运动狂飙突进，满腔热血的青年，内心政治情绪茁长，殷海光自谓“当时几乎事事反应，简直静不下心来苦攻学问”。1948年，殷海光为《中央日报》撰写社论《赶快收拾人心》，被《大公报》转载，文章雄健伉爽，广为流传，殷海光的名气大增，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49年奔赴台湾后，殷海光在台大熠熠生辉，一边教书一边写文章。大量接触西方政治哲学，沉思中国近五十年的政治动乱，殷海光渐渐从原先才气型个性知识分子转向理性稳健且不乏激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以言论与当时台湾极权政府抗争最激烈时的殷海光，意气英发，疾言利语针砭时弊，至于雷震案爆发，身陷权政严厉压制，深感个体之渺小黯淡之时，思想渐愈成熟，却已经没有从容绽放的机会。
1953年，经早年曾从学于哈耶克的周德伟建议，殷海光读到了哈耶克出版于1944年的《到奴役之路》。在回忆当年接触此书的感受时，殷海光说：“当我读到这本著作时，好像一个寂寞的旅人，在又乏又渴时，突然瞥见一座安稳而舒适的旅舍，我走将进去，喝了一杯浓郁的咖啡，精神为之一振”。“这本论著曾给我的思想以一个新的冲击，它使我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加深并且加广”。之后，殷海光以他一贯雄才健笔，宣扬自由主义，反对极权专政，锐气风发，理盛辞壮，成为台湾自由主义的灵魂式人物。书生论政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一个传统，严复、胡适都有自己的论政生涯。从1957年8月开始，《自由中国》推出了总标题为“今日的问题”的一系列社论，殷海光于那时走进自己人生中最激烈的论政时期，并且，也从这里穿过自己思想绽放的光明时代，直直地走向了人生悲剧黯淡的中心。
《自由中国》在1960年9月因雷震案爆发而停刊。此三年间，殷海光放胆论政，魄力非凡，由国民党“反攻大陆”的神话说起，到大力鼓吹组建反对党以打破国民党一党独裁，积极论政，理遒劲而声铿锵，又因殷海光的刚烈气质，狂飙突进，只进不退。在台湾民主启蒙的舞台上，点亮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圣火，也点燃了一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国民党在之后加紧了思想镇压，但是自由的种子已生根，势不可挡。
自由和正义及真理的追求，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一点，殷海光自己心里很清楚。“以一个读书人扮演近似反对党的角色”，在缺乏自由而不民主的社会里，遭致悲运，是五四后期一代知识分子共同承受的命运，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殷海光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是以气魄承担命运，而是以义理承担命运。1965年，殷海光读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借题发挥写了长文《自由的伦理基础》，欲以正面的积极的方式，构建自由的理念，真正地自创春天。但是此时，他的声音被权力囚禁在喑哑之处，他已失去了公开表达自己的阵地。
理论并不直接导致现实；理论被置于公共关注的领域内，却能影响人们思考现实和对现实作出反应的方式。民主和专制，思想自由和配给思想，尊严的生命个体和奴隶，此间的距离非理论之船可涉渡。在权威政权限定的虚幻价值领域之外，切情竭思力述自由、尊严和个体性等基本观念，殷海光至死没有看到民主的光，但是，他却以自己一生的抗争，建构了一个传统，手植了一个共识。“向大家共同喜欲的生活趋近”，台湾回顾民主路程时，发现殷海光的思想已经变成不带标签印记的、属于他们自己的思想，这是殷海光生命悲剧之后的崇高。
雅思贝斯说，政治意识越开明，我们就越有良心。政治自由具有道德意义，原因就在于此。殷海光终其一生都没有雅思贝斯这种对政治德性的自信，他所秉持的是对人性内在力量的信仰，并以精英的姿态参与抵抗极权之争。历史地看，在殷海光受难的时候，世界上很多知识分子也在以类似的姿态受难，悲剧过后，并不是每一个这样的生命，都有幸在死后获得相应的现实崇高。我们尚不能自豪地说我来自自由民主的中国，但是我们终究可以希望我们越来越有良心。
2009年8月18日，马英九出席殷海光先生逝世40周年与《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先生逝世30周年——“追求自由的公共空间：以《自由中国》为中心”学术研讨会，并应邀致词。马英九说：“希望在21世纪的台湾，可以挥别五、六十年代的威权，迈向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社会，我真的很希望我们下一代，当我们说我们来自一个自由民主的台湾时，每一个人都会点头，而不是讪笑，这是我的期望。”很多人为之动容，一座岛屿，可曾是一个民族的诺亚方舟？
49年大陆易帜，一大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突然被时代推进了深秋，在凉风起天末，草枯木黄的气氛中，为自己的命运做了抉择。一边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一边是前途未卜的中华民国政权，“无边落木萧萧下”之秋色，或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春景，无人能断，斯人憔悴。飘零、流亡，或是栖枝傲霜，“自由人权，民主宪政”，在中国本来就不是根深蒂固的理念，如此一来，被连根拔起，飘荡在空中。可以肯定的是，跟随蒋介石奔赴台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在激烈地反抗自由主义这样的宿命。而五六十年代，与国民党在台湾的独裁统治做艰难坚决的抗争中，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绝处逢生。天下之事，有其效必有其功。当台湾终于可以较为舒展地拥有一条可以追寻的“民主之路”时，一回头便可以看见殷海光——台湾民主“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事功者中，一个悲壮的形象。
出生于1919年，自称“五四之子”的殷海光，曾说过一段很“狂”的话：“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论，我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牟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个中的进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这些知识分子在种种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还在前进不已。” 中国文化传统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统精神，比较沉着地延续在严复、梁启超，以及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人身上。他们奔走呼告于民族危机之时，国家民族的大义，此一类豪壮的话语，往往昂首挺胸，振奋人心。舍生取义，是被颂赞的，且不容怀疑。到胡适这里，生死道义之类的话，被搁置了，取而代之的是理性、批判、自由民主。然而他们的言论中，并不包含一个主题，即，个人，该怎么追求有价值有意义的生命？这个主题的缺失，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当另外的理念，以高昂的姿态出现时，人们就会受鼓动跟随它，而不加以深刻的辨析。“每一个人，无论处在怎样的时代，都拥有不可剥夺的内在价值。”肯定个人生命的绝对价值的，正是殷海光。
1959年6月，殷海光写了《我们走那条路？》，非常明确地指出，“人的生命不是应该派作浪费材料或试验用场的，没有完结的浪费尤其是暴殄天物”。个人价值的张扬，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产物，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人开始反思生存的价值。从“人生来就是荒诞的”到“人的生命本身就具有不容怀疑的价值”，历经曲折终现光华。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陷在（更多时候是被陷在）国家民族大义的话语泥淖里，难以自拔。因为对个人价值并无明确的肯定，中国一直没有出现一个积极的公共社会。政权一转换，甚至政策一改变，各种意识形态、假话瞎话便如幽灵般轮回于有无，生杀夺予间翻尽了个人生命的悲喜，知识分子往往首当其冲成为悲剧的主角。
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总是有一群人与之相连，殷海光认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渺不足道的。可是，当着每个人有了共同的认识和共同的行为取向时，力量就沛然莫之能御了。无论什么说法，千言万语，‘向大家共同喜欲的生活趋近’，这总是地无分中外，时无分古今，大家可以认可的基本设准。”这是一个开放的自由民主的社会，才能接纳的话，在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台湾，殷海光难逃因思想而受难，在任何一个专制极权的社会，他都将是一个受难者。1969年9 月16 日，殷海光先生在贫困交加之中，因胃癌复发病逝于台大医院，此时，离台湾开放党禁还有18 年，离台湾第一次实行政党轮换还有31 年。临终前，殷海光的遗言是：“我死的不甘心，我的思想才刚刚成熟，就在跑道的起跑点上倒下来……”
通过肯定个体的价值，进而阐发建设共同的理性生活社会，是殷海光的思考路径。走到这条路上，对于殷海光来讲，并非易事。早在1952年，殷海光就在《自由人的反省与再建》里指出中国是受极权势力的荼毒最深的国家，大多数人陷溺于狂澜之中，最需要自由人发挥主导作用，奋起拯救群伦，力挽浩劫。他声嘶力吼的这个“自由人”，还只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蛰伏不是御寒的最佳方法，御寒的最佳方法是自动地创造春天。”殷海光的这个时候，仍然是使用隐喻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思想，文章气盛但不免理浮。思想建设弱，理念平面化，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言论建树上的缺陷。因为有“力挽浩劫”之意在前，殷海光率其胸臆，肆其手口，激健行进，于现实的黑暗中激发的思想的火花，照亮的只能是当时代的人。现代比较完善且体全思精的政治哲学，基本都是在接近反思型的社会境遇里出现的，无论是阿伦特公还是哈贝马斯。殷海光的思想，不能与罗尔斯、阿伦特比，他是将个人生命和思想紧密粘连而显影于历史，与东欧的知识分子的整体境遇更为接近，执着于道德良知，坚守人的尊严，文章直指现实，一边承担自由民主启蒙的角色，一边担负与极权专政抗争的重压。
在思想言论史上，一个人名声大振时，不一定是这个人最成熟的思想在散发魅力。殷海光，也是如此。1935年，16岁的殷海光结合阅读张申府主编的《世界思潮》，在著名刊物《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近万字的《意志自由问题的检讨》，少年恢张其词，高谈阔论，才华逼人，其笔杆子生涯，就此拉开序幕。殷海光的大学生活在名儒硕彦云集的西南联大度过，师从金岳霖。其时中国社会运动狂飙突进，满腔热血的青年，内心政治情绪茁长，殷海光自谓“当时几乎事事反应，简直静不下心来苦攻学问”。1948年，殷海光为《中央日报》撰写社论《赶快收拾人心》，被《大公报》转载，文章雄健伉爽，广为流传，殷海光的名气大增，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49年奔赴台湾后，殷海光在台大熠熠生辉，一边教书一边写文章。大量接触西方政治哲学，沉思中国近五十年的政治动乱，殷海光渐渐从原先才气型个性知识分子转向理性稳健且不乏激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以言论与当时台湾极权政府抗争最激烈时的殷海光，意气英发，疾言利语针砭时弊，至于雷震案爆发，身陷权政严厉压制，深感个体之渺小黯淡之时，思想渐愈成熟，却已经没有从容绽放的机会。
1953年，经早年曾从学于哈耶克的周德伟建议，殷海光读到了哈耶克出版于1944年的《到奴役之路》。在回忆当年接触此书的感受时，殷海光说：“当我读到这本著作时，好像一个寂寞的旅人，在又乏又渴时，突然瞥见一座安稳而舒适的旅舍，我走将进去，喝了一杯浓郁的咖啡，精神为之一振”。“这本论著曾给我的思想以一个新的冲击，它使我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加深并且加广”。之后，殷海光以他一贯雄才健笔，宣扬自由主义，反对极权专政，锐气风发，理盛辞壮，成为台湾自由主义的灵魂式人物。书生论政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一个传统，严复、胡适都有自己的论政生涯。从1957年8月开始，《自由中国》推出了总标题为“今日的问题”的一系列社论，殷海光于那时走进自己人生中最激烈的论政时期，并且，也从这里穿过自己思想绽放的光明时代，直直地走向了人生悲剧黯淡的中心。
《自由中国》在1960年9月因雷震案爆发而停刊。此三年间，殷海光放胆论政，魄力非凡，由国民党“反攻大陆”的神话说起，到大力鼓吹组建反对党以打破国民党一党独裁，积极论政，理遒劲而声铿锵，又因殷海光的刚烈气质，狂飙突进，只进不退。在台湾民主启蒙的舞台上，点亮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圣火，也点燃了一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国民党在之后加紧了思想镇压，但是自由的种子已生根，势不可挡。
自由和正义及真理的追求，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一点，殷海光自己心里很清楚。“以一个读书人扮演近似反对党的角色”，在缺乏自由而不民主的社会里，遭致悲运，是五四后期一代知识分子共同承受的命运，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殷海光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是以气魄承担命运，而是以义理承担命运。1965年，殷海光读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借题发挥写了长文《自由的伦理基础》，欲以正面的积极的方式，构建自由的理念，真正地自创春天。但是此时，他的声音被权力囚禁在喑哑之处，他已失去了公开表达自己的阵地。
理论并不直接导致现实；理论被置于公共关注的领域内，却能影响人们思考现实和对现实作出反应的方式。民主和专制，思想自由和配给思想，尊严的生命个体和奴隶，此间的距离非理论之船可涉渡。在权威政权限定的虚幻价值领域之外，切情竭思力述自由、尊严和个体性等基本观念，殷海光至死没有看到民主的光，但是，他却以自己一生的抗争，建构了一个传统，手植了一个共识。“向大家共同喜欲的生活趋近”，台湾回顾民主路程时，发现殷海光的思想已经变成不带标签印记的、属于他们自己的思想，这是殷海光生命悲剧之后的崇高。
雅思贝斯说，政治意识越开明，我们就越有良心。政治自由具有道德意义，原因就在于此。殷海光终其一生都没有雅思贝斯这种对政治德性的自信，他所秉持的是对人性内在力量的信仰，并以精英的姿态参与抵抗极权之争。历史地看，在殷海光受难的时候，世界上很多知识分子也在以类似的姿态受难，悲剧过后，并不是每一个这样的生命，都有幸在死后获得相应的现实崇高。我们尚不能自豪地说我来自自由民主的中国，但是我们终究可以希望我们越来越有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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