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吉川幸次郎的留学记
为了了解二三十年代北京的学术氛围和大学情况，看了一些书。其中有一本就是吉川幸次郎的《我的留学记》，是吉川先生晚年对自己1928–1931年间在北京大学留学时的回忆。该书同时收录的还有吉川只身游历江南和北京城的见闻随笔及其对中国文学史的几篇总论性文章，其中的一些记录和看法，还是很有意思，非常值得重视的。
但首先还是说吉川先生留学北大的经历，把有趣的片断都摘了出来，以备核查其他，其中很多都值得也需要深入挖掘。
有关当时中日之间的情况，我隐约记得同一位长居日本且长年写作日本文化的朋友聊天时，他曾经提到，日本大正年间（1912–1926）曾经有过一阵“民国热”，反华是进入昭和之后的事情（或许我记忆有误，或许他主要说的是学者层面）。不过据吉川先生的回忆看来，当时中日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而且大众层面和学者层面也有所不同，毋宁说，有时候两者竟然是要相悖的。
吉川先生写道：
我的学生时代那会儿，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已大大减少，主要原因 是大正时代日本人对中国的蔑视到了绝顶，或者说是处于低谷，与此相伴的是中国方面对日本的感情也非常不好的时期。所谓排日运动到了顶点，因此，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骤然减少了许多。（第12页）
（1928年）在紫禁城的正前方，是北京城们中最大的一个——前门，他的附近就是北京的科技中心，在前门阁楼上，每隔一根柱子就有一块大木板，上面黑底白字地写着“打倒”，然后是跳过二块木板，然后是“帝国主义”。也就是说原来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概是受到日本政府的抗议，或国民政府的排日气氛正好稍稍缓解，就把日本二字除掉了，但除掉的二块木板，谁都知道是日本。……这就像是一种象征。表面上是排日运动，但实际上，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对日感情到不如说是不错的，特别是北京大学的先生们，对我这样的日本留学生是十分当回事儿的。所以，我的感觉有点像现在的美国青年来到日本所感受。……总之，当时中国对日本的感情并没有口号喊得那么坏。（第46页）
当时在日本，正是京都大学中国学研究发展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以前只是知道在日本，有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之间的不同，总是主观臆测，感到东京更现代更注重社会科学或者说更西方化，而京都较为传统古典，但究竟是如何，并不详知。还记得上次吉大韩东育教授到过来讲“儒学在近世日本的实存状态”，讲演之前在我办公室还简单地提了一嘴说——京都学派了不起，值得研究——没前文，也没具体说。但他说这句话深有感慨的样子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吉川先生这本书的一些回忆补充了一点这方面的知识。）
吉川先生提到：
在现在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即京都大学一开始，就是本着于东京大学不同的学风而开办的。特别是文学部，最初设置京都大学的理由之一，就是当时日本只有一所大学，易流于独断专行，必须营造一个他的竞争者，这是政府方面的意思。（第5页）京都之地，是远离政治中心的，这里视学术的独立性为最上，处在一种学问应与政治的方向毫无关系的风气之中。（第32页）
当时京都大学中国学研究的位置非常高……用我们学生的眼光看，研究中国的先生们在大学同事中也是受到敬重的，受此余荫，我们这些以中国学问为专业的学生从不感觉到自己因此而前途暗淡。在当时的京都大学，以河上肇的经济学、西田几多郎的哲学和我们先生们的东洋学，形成大学的全盛期，是光耀整个京都的辉煌时期。维也纳在哪里，我们并不很清楚，当时的京都也没有音乐，但就像是充满鲜花和音乐的维也纳一样，洋溢着十分欢愉的气氛。同学们做中国学专业的学生，因为老师们都很了不起，所以在同学间也受到重视。……中国研究，就好象在京都大学里占据着一个特殊席位似的。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作比较的是，东京大学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东京大学做中国研究的人，多少总受其他学生的斜眼而视，打个比方说，似乎是被压迫民族。（第31页）
关于京都大学中国学的研究特色，吉川强调的是“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即对江户汉学的反动：
岛田虔次君有十分恰当的论说，他说，京都的支那学是以与中国人相同的思考方法、与中国人相同的感受方式来理解中国为基本学风的。为此，如果不去中国留学就不可能做好中国的学问，这已成了一种规则。……这种治学态度的中心人物是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两先生，两位先生采取这样的治学态度是对江户汉学的反动，江户时代的汉学是对中国作日本式的解释。其原因从消极方面说，是因为锁国没办法；从积极方面说，江户时代的汉学是一种民族主义的东西，但总之，江户汉学并不真正懂得中国。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必须是一种新的学问。这两位先生都是出生于明治前后，成长于明治中叶，那时的日本学术界，在广泛的意义上，有一种历史学的倾向，即对已认识的事物进行再认识，两位先生就是在这样的学风中成长的。任何现象都必须追寻它存在的根本原因，虽然并不好说他们自己意识到多少，但先生们学问的根基即基于此，是没问题的。（第4–5页）
所谓江户汉学，大约就是1603–1867年间的儒学情况，也就是德川幕府时期，此前韩东育教授的讲演，我的笔记大致是这样的：所谓近世日本，主要集中在1603年到1867年间，即德川幕府时期。此时日本结束战国时代，实现了国家统一，逐步开展了市场统一、政令统一以及制度统一的建设。在此背景下，更早前传入的朱子学开始受到日本思想家的重视。这时，藤原惺窝（1561-1619）、林罗山（1583-1657）等人为代表的京都学派（？）便成为德川幕府时期的主流思潮，而其核心即朱子学。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朱子学既弥补了神道教的抽象，又能抵御来自基督教的压力，由此为刚刚结束战乱实现统一的日本社会提供了绝佳的文化资源。由此开始，关于朱子学的阐释与解读，又经历了崎门学派、古学派、国学派等发展阶段，各有其代表人物，且对朱子学都进行了侧重各异的阐释，其背后皆有值得深思的具体语境。大体而言，德川一朝强调功利主义，以此推动社会发展，这在日本对朱子学的择取与解读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大体而言，从“四书”到“语孟”到“六经”到“诸子”到“日籍”，凡五变，每一次的变化背后都有具体的社会背景，其中既有日本社会的特定需求，又与当时整个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社会的变化因素（如明清鼎革）有关，需历史性地加以认识。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迅速脱亚入欧，是与此前一百余年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积累分不开的。我想，这个或许可以为吉川先生提到——江户时代的汉学是对中国作日本式的解释——做一简单注脚。当然这就扯远了。说回吉川时代。
有关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的治学风格，吉川先生有非常详细的论说：
先生们（即狩野和内藤）的学问，与其说是对日本汉学，不如说是对清朝学问的祖述和继承，从另一方面来看，江户时代的儒学大致是祖述明代学问的，徂徕也是这样。一直到幕末，清代的学术只是片断性地传入日本。两位先生在维新开放的时代，得以读到许多清朝的书籍，这是比以往中国儒学都更为紧密的学问，因此，不叫它儒学而叫它古典学。对古籍的研究需要精密的方法、好的头脑。以前日本的学问是对明人的误读，而我们要祖述新的清代的学问，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说两先生是对于祖述明代的江户儒学的反叛。
内藤先生与狩野先生对清朝学问有兴趣，另一方面确实是因为接触了西洋的学问，认为清代学问的实证性与西洋学问相近，这更促进了他们对清朝学问的看重。这一点确实是这样的。
狩野先生是由正规的路径进入东京大学的，在东京大学之前，毕业于一高，那时的一高，与我上学时的高等学校很不一样，其课程的一半都是用外语讲授的，如西洋史、哲学等课程都是用外语教科书的，此外，还有心理学也是这样。所以，狩野先生的英语是很不错的。因此，他虽不是西洋学术的专家，但是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内藤先生是只有师范学校学历的，靠自学成就学问的十分聪明的人，对西洋的文明，也有十分敏锐的反应，由此，确认清朝的学问的历来是中国学问中最先进的，这是把西学作为参照才做出的判断。
与此并行的还有一点，我一直认为，在汉文书写方面，狩野与内藤两位先生也大大超过了江户时代的人。但这种优秀的汉文，可追溯到中村正直，他是写了《西国立志编》的人，还可追溯到中江兆民（如他对卢梭的翻译），甚至佐久间象山，象山的汉文几乎没有和文习气。佐久间象山、中村正直、中江兆民都写出了很好的汉文，这也仍可反映出对于西洋语或西洋学的素有训练。（第22–23页）
吉川先生如此强调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的西学知识，可见在他看来，研究中国既要从中国自身来认识，更要有西方文化来作参照，这套理念或许也用在了他自身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当中，他的不少观点，很是有启发性。除对知识背景的说明，就是对学术客观性的强调，吉川说：
狩野先生反对的东西之一就是dilettantism（原文中用日语外来语表述，指对艺术等一知半解的业余爱好，浅薄的涉猎），历来的汉学就因为有此倾向，因此也遭到狩野的反对。内藤先生是个兴趣和修养广泛的人，他也做美术史研究，但内藤的美术史是科学性的。所谓科学性，即是学问性的，而非主观鉴赏性的。历来的日本文人只是凭兴趣谈论书画。把它作为学问来研究，这反映了两位先生都是反对文人趣味和东洋趣味。（第24页）
这一点和“一切都以客观的方法来对待是京大的方针之一。”（第27页）似乎可以互相印证。
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是与当时中国学者往来非常密切的日本学者，那么究竟当时日本的中国学者或者更具体说京都大学的学者们看重的中国教授有哪些，吉川书中是这样说的：
学术著作方面，在古典学方面，王国维的著作可称是唯一优秀的著作，罗振宇的著作，只能是居于王国维之下。……当时，还有章炳麟的活动，……（但他）并不大与日本学者有交往。除此之外，虽不像罗振玉、王国维那样个人直接与日本学者有接触，但在日本被介绍的，还有皮锡瑞。皮锡瑞著有《经学历史》《经学通论》，曾有中国人说：再没有比皮锡瑞的书更让日本人佩服的书了。……我在北京听过课的先生们，大多数都是章炳麟的弟子。（第34页）
关于梁启超的工作，并不曾从先生们口中听说过。他有《历史研究法》之类的书，桑原骘藏先生的课上多少有所提及，但桑原先生的课我并未听过。（第35页）（可见，梁启超的路子并不为京都大学认可。）
另外，吉川并没有正是拜访过陈寅恪，仅在由徐鸿宝相邀的饭局上见过陈一次，于是书中也只有一句话——“这人看起来很敏锐，有西田几多郎先生年轻时的风貌”。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句话，但评价可谓是甚高的。西田几多郎是日本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乃京都大学教授，为京都学派的开创者与领导者。西田几多郎大概在吉川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本书他在写到另外一位中国教授时，做了类似的比拟，那就是黄侃。吉川只身前往江南旅行，专程到南京拜见了黄侃。在吉川看来，黄侃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第73页），且“随着话题渐渐展开和深入，我更感到这人才是真正读书的人”（第74页）。“这并非是与他交谈了什么具体的问题，从气象来看，他就是一位会思考、会读书的人，不是注重于书以外的资料，二十在书本之内认真用功的人”（第94页）。与黄侃的晤面给吉川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书中也讲到一些细节，谈到初次见面的印象时，吉川的回忆是这样的：“黄侃高高的身材，蓝色的长袍大概是新年的服装吧。小小的金丝边眼睛下面，是精锐的目光，一副年轻的西田几多郎先生的风貌。话锋也如西田几多郎那样豪爽、快捷”（第122页）。
吉川还提到留学期间，对当时北京城内文科教授之间的论争与对立，恰逢北伐前后，任何政治变局都与此息息相关。书中写道：
北京大学的先生迎接北伐军时，十分喜悦，当时作为北伐军进北京的是白崇禧将军，白将军率领的北伐军，刚到城南的南苑时，北京的文化人代表就前去欢迎，致欢迎辞的是朱希祖先生。朱先生的这份欢迎词登载了报纸上，我读了之后感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有很大跨度的，你们北伐军来到北京，是把从辽金元以至清朝，在不正当势力统治下的北京，恢复成最纯粹的中国，所以，我们表示欢迎，话题要从几百年前的辽代开始。
张作霖北京撤退时1928年6月的某日，然后途中在皇姑屯被杀。开始北京报纸上登出的不是死了，而只是受伤了。总之，张作霖死后一星期左右，北京处于无秩序状态，这时，只是靠总商会维持治安。在日本叫商工会议所。我们也觉得很不安定。但北伐军到达北京城外时，各家各户都挂出了青天白日旗。原来旗上的白日，四周是像锯齿那样凹凸不齐的。之后，才有了北京大学的复兴。那时，清一色浙江人的倾向日益强烈起来。非浙江籍的胡适也不再接近北京大学。浙江籍以外的诸先生，便到辅仁大学、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去了。（第62–63页）
当时北京大学的老师中，浙江人很多。所谓“当时”，要稍作说明，在北伐成功之前，北京大学也是张作霖系统所统治的，“五四”以来的进步先生们被驱逐。后来，随着北伐成功，张作霖撤退，原来北京大学的先生们又回来了。所以，人文科学系统的文学系中，80%是浙江人，虽然当时鲁迅已不在北京，关于北京大学浙江几多这一点，身为浙江籍一分子的鲁迅，也曾做过自我辩护。（第58页）
与北京大学浙江系派相对立的是以吴承仕为首的中国大学，吴承仕同样是章太炎弟子，在吉川看来，中国大学就是与北京大学浙江系教授不和的诸先生组成的，彼此之间的争论非常激烈（书中有具体事例说明）。吉川还进一步指出，“把古代典籍作为研究对象看……往往都是与自身的时间相联系的，那些先生们往往都分属于某个政治派系……中国大学从政治上说是反蒋介石的，与当时北京大学大体上是和南京的国民政府相联结相反，中国大学则与汪精卫、阎锡山的路线相连”（第69页）。这是现实原因，除此之外，吉川认为，还有历史原因，那就是吴派、浙派之间由来已久的对立。他认为，当时执教燕大的顾颉刚和吴承仕被北大排挤，和他们都是江苏人不无关系。这也延续到京都学派的学术，吉川指出，内藤先生近于浙派，狩野先生近于吴派（第89页）。吉川最后还加上一句说：“我也是吴派的。”
但首先还是说吉川先生留学北大的经历，把有趣的片断都摘了出来，以备核查其他，其中很多都值得也需要深入挖掘。
有关当时中日之间的情况，我隐约记得同一位长居日本且长年写作日本文化的朋友聊天时，他曾经提到，日本大正年间（1912–1926）曾经有过一阵“民国热”，反华是进入昭和之后的事情（或许我记忆有误，或许他主要说的是学者层面）。不过据吉川先生的回忆看来，当时中日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而且大众层面和学者层面也有所不同，毋宁说，有时候两者竟然是要相悖的。
吉川先生写道：
我的学生时代那会儿，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已大大减少，主要原因 是大正时代日本人对中国的蔑视到了绝顶，或者说是处于低谷，与此相伴的是中国方面对日本的感情也非常不好的时期。所谓排日运动到了顶点，因此，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骤然减少了许多。（第12页）
（1928年）在紫禁城的正前方，是北京城们中最大的一个——前门，他的附近就是北京的科技中心，在前门阁楼上，每隔一根柱子就有一块大木板，上面黑底白字地写着“打倒”，然后是跳过二块木板，然后是“帝国主义”。也就是说原来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概是受到日本政府的抗议，或国民政府的排日气氛正好稍稍缓解，就把日本二字除掉了，但除掉的二块木板，谁都知道是日本。……这就像是一种象征。表面上是排日运动，但实际上，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对日感情到不如说是不错的，特别是北京大学的先生们，对我这样的日本留学生是十分当回事儿的。所以，我的感觉有点像现在的美国青年来到日本所感受。……总之，当时中国对日本的感情并没有口号喊得那么坏。（第46页）
当时在日本，正是京都大学中国学研究发展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以前只是知道在日本，有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之间的不同，总是主观臆测，感到东京更现代更注重社会科学或者说更西方化，而京都较为传统古典，但究竟是如何，并不详知。还记得上次吉大韩东育教授到过来讲“儒学在近世日本的实存状态”，讲演之前在我办公室还简单地提了一嘴说——京都学派了不起，值得研究——没前文，也没具体说。但他说这句话深有感慨的样子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吉川先生这本书的一些回忆补充了一点这方面的知识。）
吉川先生提到：
在现在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即京都大学一开始，就是本着于东京大学不同的学风而开办的。特别是文学部，最初设置京都大学的理由之一，就是当时日本只有一所大学，易流于独断专行，必须营造一个他的竞争者，这是政府方面的意思。（第5页）京都之地，是远离政治中心的，这里视学术的独立性为最上，处在一种学问应与政治的方向毫无关系的风气之中。（第32页）
当时京都大学中国学研究的位置非常高……用我们学生的眼光看，研究中国的先生们在大学同事中也是受到敬重的，受此余荫，我们这些以中国学问为专业的学生从不感觉到自己因此而前途暗淡。在当时的京都大学，以河上肇的经济学、西田几多郎的哲学和我们先生们的东洋学，形成大学的全盛期，是光耀整个京都的辉煌时期。维也纳在哪里，我们并不很清楚，当时的京都也没有音乐，但就像是充满鲜花和音乐的维也纳一样，洋溢着十分欢愉的气氛。同学们做中国学专业的学生，因为老师们都很了不起，所以在同学间也受到重视。……中国研究，就好象在京都大学里占据着一个特殊席位似的。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作比较的是，东京大学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东京大学做中国研究的人，多少总受其他学生的斜眼而视，打个比方说，似乎是被压迫民族。（第31页）
关于京都大学中国学的研究特色，吉川强调的是“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即对江户汉学的反动：
岛田虔次君有十分恰当的论说，他说，京都的支那学是以与中国人相同的思考方法、与中国人相同的感受方式来理解中国为基本学风的。为此，如果不去中国留学就不可能做好中国的学问，这已成了一种规则。……这种治学态度的中心人物是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两先生，两位先生采取这样的治学态度是对江户汉学的反动，江户时代的汉学是对中国作日本式的解释。其原因从消极方面说，是因为锁国没办法；从积极方面说，江户时代的汉学是一种民族主义的东西，但总之，江户汉学并不真正懂得中国。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必须是一种新的学问。这两位先生都是出生于明治前后，成长于明治中叶，那时的日本学术界，在广泛的意义上，有一种历史学的倾向，即对已认识的事物进行再认识，两位先生就是在这样的学风中成长的。任何现象都必须追寻它存在的根本原因，虽然并不好说他们自己意识到多少，但先生们学问的根基即基于此，是没问题的。（第4–5页）
所谓江户汉学，大约就是1603–1867年间的儒学情况，也就是德川幕府时期，此前韩东育教授的讲演，我的笔记大致是这样的：所谓近世日本，主要集中在1603年到1867年间，即德川幕府时期。此时日本结束战国时代，实现了国家统一，逐步开展了市场统一、政令统一以及制度统一的建设。在此背景下，更早前传入的朱子学开始受到日本思想家的重视。这时，藤原惺窝（1561-1619）、林罗山（1583-1657）等人为代表的京都学派（？）便成为德川幕府时期的主流思潮，而其核心即朱子学。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朱子学既弥补了神道教的抽象，又能抵御来自基督教的压力，由此为刚刚结束战乱实现统一的日本社会提供了绝佳的文化资源。由此开始，关于朱子学的阐释与解读，又经历了崎门学派、古学派、国学派等发展阶段，各有其代表人物，且对朱子学都进行了侧重各异的阐释，其背后皆有值得深思的具体语境。大体而言，德川一朝强调功利主义，以此推动社会发展，这在日本对朱子学的择取与解读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大体而言，从“四书”到“语孟”到“六经”到“诸子”到“日籍”，凡五变，每一次的变化背后都有具体的社会背景，其中既有日本社会的特定需求，又与当时整个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社会的变化因素（如明清鼎革）有关，需历史性地加以认识。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迅速脱亚入欧，是与此前一百余年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积累分不开的。我想，这个或许可以为吉川先生提到——江户时代的汉学是对中国作日本式的解释——做一简单注脚。当然这就扯远了。说回吉川时代。
有关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的治学风格，吉川先生有非常详细的论说：
先生们（即狩野和内藤）的学问，与其说是对日本汉学，不如说是对清朝学问的祖述和继承，从另一方面来看，江户时代的儒学大致是祖述明代学问的，徂徕也是这样。一直到幕末，清代的学术只是片断性地传入日本。两位先生在维新开放的时代，得以读到许多清朝的书籍，这是比以往中国儒学都更为紧密的学问，因此，不叫它儒学而叫它古典学。对古籍的研究需要精密的方法、好的头脑。以前日本的学问是对明人的误读，而我们要祖述新的清代的学问，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说两先生是对于祖述明代的江户儒学的反叛。
内藤先生与狩野先生对清朝学问有兴趣，另一方面确实是因为接触了西洋的学问，认为清代学问的实证性与西洋学问相近，这更促进了他们对清朝学问的看重。这一点确实是这样的。
狩野先生是由正规的路径进入东京大学的，在东京大学之前，毕业于一高，那时的一高，与我上学时的高等学校很不一样，其课程的一半都是用外语讲授的，如西洋史、哲学等课程都是用外语教科书的，此外，还有心理学也是这样。所以，狩野先生的英语是很不错的。因此，他虽不是西洋学术的专家，但是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内藤先生是只有师范学校学历的，靠自学成就学问的十分聪明的人，对西洋的文明，也有十分敏锐的反应，由此，确认清朝的学问的历来是中国学问中最先进的，这是把西学作为参照才做出的判断。
与此并行的还有一点，我一直认为，在汉文书写方面，狩野与内藤两位先生也大大超过了江户时代的人。但这种优秀的汉文，可追溯到中村正直，他是写了《西国立志编》的人，还可追溯到中江兆民（如他对卢梭的翻译），甚至佐久间象山，象山的汉文几乎没有和文习气。佐久间象山、中村正直、中江兆民都写出了很好的汉文，这也仍可反映出对于西洋语或西洋学的素有训练。（第22–23页）
吉川先生如此强调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的西学知识，可见在他看来，研究中国既要从中国自身来认识，更要有西方文化来作参照，这套理念或许也用在了他自身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当中，他的不少观点，很是有启发性。除对知识背景的说明，就是对学术客观性的强调，吉川说：
狩野先生反对的东西之一就是dilettantism（原文中用日语外来语表述，指对艺术等一知半解的业余爱好，浅薄的涉猎），历来的汉学就因为有此倾向，因此也遭到狩野的反对。内藤先生是个兴趣和修养广泛的人，他也做美术史研究，但内藤的美术史是科学性的。所谓科学性，即是学问性的，而非主观鉴赏性的。历来的日本文人只是凭兴趣谈论书画。把它作为学问来研究，这反映了两位先生都是反对文人趣味和东洋趣味。（第24页）
这一点和“一切都以客观的方法来对待是京大的方针之一。”（第27页）似乎可以互相印证。
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是与当时中国学者往来非常密切的日本学者，那么究竟当时日本的中国学者或者更具体说京都大学的学者们看重的中国教授有哪些，吉川书中是这样说的：
学术著作方面，在古典学方面，王国维的著作可称是唯一优秀的著作，罗振宇的著作，只能是居于王国维之下。……当时，还有章炳麟的活动，……（但他）并不大与日本学者有交往。除此之外，虽不像罗振玉、王国维那样个人直接与日本学者有接触，但在日本被介绍的，还有皮锡瑞。皮锡瑞著有《经学历史》《经学通论》，曾有中国人说：再没有比皮锡瑞的书更让日本人佩服的书了。……我在北京听过课的先生们，大多数都是章炳麟的弟子。（第34页）
关于梁启超的工作，并不曾从先生们口中听说过。他有《历史研究法》之类的书，桑原骘藏先生的课上多少有所提及，但桑原先生的课我并未听过。（第35页）（可见，梁启超的路子并不为京都大学认可。）
另外，吉川并没有正是拜访过陈寅恪，仅在由徐鸿宝相邀的饭局上见过陈一次，于是书中也只有一句话——“这人看起来很敏锐，有西田几多郎先生年轻时的风貌”。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句话，但评价可谓是甚高的。西田几多郎是日本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乃京都大学教授，为京都学派的开创者与领导者。西田几多郎大概在吉川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本书他在写到另外一位中国教授时，做了类似的比拟，那就是黄侃。吉川只身前往江南旅行，专程到南京拜见了黄侃。在吉川看来，黄侃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第73页），且“随着话题渐渐展开和深入，我更感到这人才是真正读书的人”（第74页）。“这并非是与他交谈了什么具体的问题，从气象来看，他就是一位会思考、会读书的人，不是注重于书以外的资料，二十在书本之内认真用功的人”（第94页）。与黄侃的晤面给吉川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书中也讲到一些细节，谈到初次见面的印象时，吉川的回忆是这样的：“黄侃高高的身材，蓝色的长袍大概是新年的服装吧。小小的金丝边眼睛下面，是精锐的目光，一副年轻的西田几多郎先生的风貌。话锋也如西田几多郎那样豪爽、快捷”（第122页）。
吉川还提到留学期间，对当时北京城内文科教授之间的论争与对立，恰逢北伐前后，任何政治变局都与此息息相关。书中写道：
北京大学的先生迎接北伐军时，十分喜悦，当时作为北伐军进北京的是白崇禧将军，白将军率领的北伐军，刚到城南的南苑时，北京的文化人代表就前去欢迎，致欢迎辞的是朱希祖先生。朱先生的这份欢迎词登载了报纸上，我读了之后感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有很大跨度的，你们北伐军来到北京，是把从辽金元以至清朝，在不正当势力统治下的北京，恢复成最纯粹的中国，所以，我们表示欢迎，话题要从几百年前的辽代开始。
张作霖北京撤退时1928年6月的某日，然后途中在皇姑屯被杀。开始北京报纸上登出的不是死了，而只是受伤了。总之，张作霖死后一星期左右，北京处于无秩序状态，这时，只是靠总商会维持治安。在日本叫商工会议所。我们也觉得很不安定。但北伐军到达北京城外时，各家各户都挂出了青天白日旗。原来旗上的白日，四周是像锯齿那样凹凸不齐的。之后，才有了北京大学的复兴。那时，清一色浙江人的倾向日益强烈起来。非浙江籍的胡适也不再接近北京大学。浙江籍以外的诸先生，便到辅仁大学、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去了。（第62–63页）
当时北京大学的老师中，浙江人很多。所谓“当时”，要稍作说明，在北伐成功之前，北京大学也是张作霖系统所统治的，“五四”以来的进步先生们被驱逐。后来，随着北伐成功，张作霖撤退，原来北京大学的先生们又回来了。所以，人文科学系统的文学系中，80%是浙江人，虽然当时鲁迅已不在北京，关于北京大学浙江几多这一点，身为浙江籍一分子的鲁迅，也曾做过自我辩护。（第58页）
与北京大学浙江系派相对立的是以吴承仕为首的中国大学，吴承仕同样是章太炎弟子，在吉川看来，中国大学就是与北京大学浙江系教授不和的诸先生组成的，彼此之间的争论非常激烈（书中有具体事例说明）。吉川还进一步指出，“把古代典籍作为研究对象看……往往都是与自身的时间相联系的，那些先生们往往都分属于某个政治派系……中国大学从政治上说是反蒋介石的，与当时北京大学大体上是和南京的国民政府相联结相反，中国大学则与汪精卫、阎锡山的路线相连”（第69页）。这是现实原因，除此之外，吉川认为，还有历史原因，那就是吴派、浙派之间由来已久的对立。他认为，当时执教燕大的顾颉刚和吴承仕被北大排挤，和他们都是江苏人不无关系。这也延续到京都学派的学术，吉川指出，内藤先生近于浙派，狩野先生近于吴派（第89页）。吉川最后还加上一句说：“我也是吴派的。”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