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

“我记得在巴伊亚附近的一个夜晚，我沉浸在一次磷光萤火虫的焰火表演之中；它们苍白的光闪亮、消失，再闪亮，但都无法用任何真正的光明刺穿黑夜。事件也是如此：在它们光亮范围之外，黑暗统治一切”—布罗代尔

《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世界》）主要特点有：
一、总体史思想：地理范围上不仅以菲力普二世时代的整个地中海世界，且扩及地中海国家涉及到的范围为描述的对象，如与远东的贸易，与英国的角逐；内容上虽然分为地理环境、气候、事件等，主要叙及普通民众的日常活动及事件细节，力图呈现社会全貌，这是为传统史学家所忽略的。当然，史学家多斯并不认为年鉴学派是“全面历史” 的首倡者，因为早在 18 世纪，伏尔泰在 《史学新论》 和 《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 中便提出了 “全面历史” 的纲领。
二、学科融合的史学方法，这部书大量使用传统上地理学、经济学、金融学的资料。如讨论美洲货币对16世纪物价上涨的影响等。（他认为不是原动力）
三、三个时间段层次的概念，作者使用“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的概念，全书分为三个大部分“第一部分：环境的作用——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第二部分：集体的命运和总的趋势——对经济、国家、社会、文明的研究，；第三部分：事件，政治和人”；作者力图呈现这三种时段处在历史运动的不同层次，各自不同的特征和作用，特别是长时段的地理环境——这静止的时间如何制约人类。
布罗达尔清晰地表明他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观点：决定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并形成沉淀的恰恰是人力所无法控制的地理环境、气候，历史的进展来自长时段的沉淀，事件受结构的限制，人力及事件的作用，只不过是大海中稍纵即逝的浪花，人类被历史吞噬。
观点已经提出，布罗代尔如何证明呢？他的论证是否能说服读者与同行？
在第一卷“环境的作用——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先向我们勾勒出地中海及其周边的地图：地中海北方的国家——西欧与东欧如何被高山所阻隔，山如何变成交通的阻碍，如何成为文明不能达到的蛮荒、愚昧之地；平原上如何遍布丘陵、沼泽，居民长期与不利的环境做斗争，收效甚微，威尼斯附近的平原上的水利工程历经几百年方告成功，而这工程能成事依赖于那些从事对外贸易的大资本家的支持；地中海的南部及东部除少数河谷、绿洲外，是世界最大的沙漠，一直连至中亚；而地中海更是莫测的危险，吞噬无数船只、财宝、人，；气候呢，地中海的夏季酷热、冬季严寒，冬季的地中海，变成所有通行者的地狱。 总之，15、16世纪的地中海，匮乏、贫困、道路破损、交通极其不便。当人们指责菲利普二世埋首文牍、办事低效时，上述现状正是布罗代尔为他辩护的理由，说明腓力二世如此是受环境所限，他的一封信可能在经半年才能达到行动者手中，而情势随时在别却不能为他所知，因此腓力二世不能不预先做好各种预测。布罗代尔特地统计过当时的战争主要发生地夏季，外交谈判及重要协议多数于无法行动的冬季签署。这是最好的人类行动受环境限制的证明。
在第二部分 集体的命运和总的趋势中，布罗代尔提供了大量有关当时的交通、主要国家的起源、特点、地中海及远东交易、人口、工业发展、商业资本的发展、货币经济、贵金属、经济周期等状况的描述，大量引用原始档案及数据，读者稍不留心，即陷入原始资料的泥沼而迷失他的主题，而布罗代尔正欲通过这真实的记录来反映过去的世界的无序、杂乱无章、各国各行业的不平衡发展、经济周期对各国的冲击，这才是当时总体的趋势。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活动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颇有共通之处。为何布罗代尔为有这样的认知，是否有必然的时代背景？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多斯分析：年鉴学派兴起的背景是法国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了明显改变，经济开始成为权力机器的主要部件。在19、20世纪，一向重要的经济因素成为了主导性制约条件，它涉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并支撑着整个社会。为适应这种演变，史学论说也要与时俱进，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年鉴学派革命，也是认识论方面名副其实的断裂。在这场革命中，历史学家把目光从政治转向了经济。有史学家指责布罗代尔在这一章对集体心态、价值观的作用着墨太少？这或许是布罗代尔分析历史更为实用主义，比如他强调威尼斯在与土耳其交易时、在与各国外交结盟时、对于宗教信仰的差异并不在意，以是否有利于自身的利益为首要考虑因素。
第三部分：事件，政治和人，作者大量描写战争的细节、各国之间的外交冲突与谈判，但强调这些事件不过是历史的浪花，对大势影响不大。当其他史学家指责唐胡安行动缓慢时。布罗代尔在此书中回应说：你们有无考虑到唐胡安作决策和行动时所面临的环境？
环境！环境！布罗代尔不停地在分析事件时应用这一因素。他对地理决定论的强调可与人类学家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相媲美了。纵使这类环境决定论适合地理大发现前及稍后那一时代，是否适合于今天呢？今天的时代，人类的科技发展已经能使人类的活动范围极大脱离环境的约束；人类虽然不能改变环境、气候，但可克服它的桎梏，极大地改善了自身的处境，为何不能对社会的发展形成较大的影响呢？更何况，回到布罗代尔提及的菲力普二世的时代，难道美洲白银的大量输入，没有对欧洲各国形势的改变，为西班牙打败土耳其提供财力支持并影响到历史的发展吗？他在书中即提到物质经济结构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但忽略人对历史的影响，我们是否可反问他：难道物质经济结构不是由无数微小个体创造并推动的吗？
时势在变化，对历史的观点及史学家的看法也因随之而调整，布罗代尔此书的价值并不此于用一种新的方法来认识过去；另一种将来价值是：他书中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如P387 提出的16世纪以来气候改变问题，他反复提出的地中海衰落何时开始的问题，及他所提供的资料也为后来者的研究留下很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