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光荣与梦想

前几天刚读完美国学者利昂•纳尔逊•弗林特的《报纸的良知》，感触最深有两点：一是在报纸实践与主编良知中提到的“追求独立和激发勇气的机会”，另一点是新闻事业的功能即其为社区为社会的服务性。
“独立”并非“中立”，书中指出：“真正而长久的独立唯一的基础是对于读者的信任、尊敬和忠诚。”客观性从来都是新闻的一个主要特征，但对于“客观性”所包含的范畴我一直持保留意见，尤其是当读了《发掘新闻》一书后，更有较深的体会。一个社会千奇百态，众多因素相互影响。没有盲目的崇尚理性和客观，因为我们早已生活在一个被建构的社会里。那本书站在一个较大的视野里看待美国报纸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新闻从业者要相信与怀疑并存，在客观性的意识形态下保持成熟的主观性，不是回归。通讯报道少有个人色彩，最为中立客观，依旧挣脱不了发通讯稿者的语言组织，而语言组织后是一个人的思考架构。更何况，完全中立的新闻只需要通讯社就足够了，每个媒介的转载磨平了差异。所以，多伦多双星提出的“传播的偏向”和“媒介即讯息”，在某些方面也论证了客观性的相对性。
相比之下，“独立”就更显得难能可贵。记得储安平先生在创办《观察》时提到这是一群怀有强烈理想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支撑，正是拥有超然的态度所以才能够在具体政治具体态势的评价中，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地进行畅所欲言的自由评说。然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政治、经济甚至文化都在侵蚀这种独立性，独立于权力、独立于宣传甚至独立于公众，已经越来越奢侈。政治权力和资本运作对媒体“独立性”的干预无需我再多举例子，无论是整个西方报业的发展史抑或是中国现今的各个媒介现象都能佐证，想特别指出的是“公众”，《报纸的良知》中提到，“当今报界最大的弱点是向匿名的多少有点虚幻的公众臣服”，出于娱乐需求或者群体认同等，现下的公众或多或少都反映出《反叛的大众》和《乌合之众》两本书中描绘的现象。
可能是一直以来对芝加哥学派的偏爱，杜威帕克们对运用传播改善社区的实践深入我心。他们延续了华盛顿的民主理想，强调社会是个有机体，人与人参与建构关系，而社会在这传递和传播中存在继而发展。这是媒体的一种人文主义探索，也是新闻服务性的体现。新闻作为传播的一种主要方式，很多时候承载着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功能。虽然，传播学学科的走向通过李普曼最终拐了个弯，继承了汉密尔顿的实用政治，形成了以研究效果为主的经验学派，而新闻领域也开始出现“软文”“策划新闻”等现象，然而许多媒体人依旧保留着自己心中的那部《光荣与梦想》。
去年看过一部连续剧，叫《奇怪的英雄》，讲述的是一个三流报刊的记者怎样和权力集团做斗争最终揭开真相的故事。记得看仙剑的时候里面有句话说，一个具有超凡能力、做什么事都轻而易举的人并不是真正的英雄，而一个会害怕的凡人，拼尽全力去完成一件事情的才是大英雄。无疑，很多记者就是这样的人。
许多讲媒体讲记者的书，都在强调客观与公正。记者要的不是对人类的弱点挑剔，只是要见证事实。没有激情、好奇心、独立精神和社会使命，就没有报道，就不能走出自己的小天地，进入这个冲突和喧嚣的真实世界。虽然照进现实，失望可能无处不在，但是这样的一种信念一种坚持总是能让心纯粹和安定一点。
有个古老民族有句话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朦胧志向——治愈这个世界。《奇怪的英雄》里面有个人物认为，不管真实是什么，我只报道人们想要的，深入挖掘真相就会受伤。但是受伤，这是多么具有意味的一个词。怕受伤的我们其实完全可以躲在无数的甲乙丙丁中生活与苍老，只是那样的我们，究竟失掉了什么？
所以当时在看那部剧的时候，我的心中很是感慨。大千世界里，压迫无所不在，有些人在抗击过程中把什么都交给了上帝，用命运来搪塞做借口。只是，我们甘愿的命运到头来会回馈我们什么呢？
并非学新闻专业的我并不是很清楚新闻专业主义是否只是彼岸的理想之花，但报人们怀揣的光荣与梦想——努力地让这个世界更公平更自由更美好一些，深深打动了我。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一个人的生活并不需要很多的新闻或者资讯，可是这些却大大丰富和拓展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感受到更多微妙的东西和自己存在的意义。媒介的良知归根到底实是人的良知，时代车轮的前行并非是一种理所当然，当我们怀念储安平先生的《观察》和张季鸾先生的《大公报》时，当我们践行纽约时报的理想和胡舒立女士的啄木鸟思想时，我们知道，时代里的人们在推动和被推动间留下了一个个坚定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