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茨威格
“美好来源——这是形而上学的后续冲动，它（……）以为，在所有事物的开端，矗立着那最有价值的和最本质的东西。”
——尼采
1964年，福柯宣读了一篇题为《尼采•弗洛依德•马克思》的论文。在这篇艰涩的论文里，三位最富原创性的作家被福柯认为是现代性怀疑主义大师。号称“尼采之子”的福柯对三位大师相似的“思想结构”有这样的认识：尼采在人性道德中发现了权力意志；弗洛依德在意识中读解出了性的欲望；马克思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看出了血淋淋的剥削。在这相似的“思想结构”中，人们轻易地发现，“恶意”是三位大师相同的特质。他们似乎同时向这个世界宣告，“天真”已不再。但是，人们绝难想象，一向以人道主义著称、文字间富含同情的茨威格也同样充满了“恶意”。
在《永不安宁的心》（也译成《心的焦虑》）一书中，茨威格为读者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同情”：一种是主人公骑兵少尉霍夫米勒对于残疾少女埃迪特的同情；一种是医生孔德尔对于双目失明的妻子克拉拉的同情，“一种是怯懦的、多愁善感的同情”，“另一种同情才是名副其实的——它不多愁善感，却勇于牺牲”。霍夫米勒对于埃迪特的同情最终酿成了一场爱情悲剧，使得残疾少女陷入虚假的爱情幻想中，并因为幻想的最后破灭而自杀；而作为医生的孔德尔为双目失眠的克拉拉治病，因为疾病最终无法治愈，而娶其为妻，一辈子对这位不幸的残疾女人负责，并让她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永不安宁的心》是茨威格唯一一部长篇小说，问世于1938年，此时的茨威格正流亡于国外。而在他的祖国奥地利，人们正经历着人类历史最黑暗的岁月 ，在《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这样描述道，“大学教授必须用赤裸的双手擦洗马路；虔诚的白胡子犹太人被拽进寺庙，由狂叫怒吼的年轻人逼着跪下齐声高呼‘希特勒万岁’”。所以无论如何，对于这样一本小说，作者不太可能避开对于人类政治命运的反思，而不论这政治是世界主义的，抑或是民族主义的；作者对于人性中“同情”的思考也不太可能仅仅局限于婚姻和情爱。但是，作者似乎并没有试图想要去揭示所谓“同情”和极权政治之间的隐秘关系。
实际上，茨威格在小说中除了“同情”外，还着重描述了人类另外一种情感的表现形式，那就是“英雄主义”。在小说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作者便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被人们认为是英雄，并佩戴着象征着英雄勋章的军官的真实故事。这位军官向作者坦言：“多少年来没什么比这个引人注目的玛丽娅•特蕾西阿勋章更使我痛苦”。原来，这位英雄军官对这种英雄主义的标签并不稀罕，一是觉得“可笑”，因为二十几分钟勇敢的行为就一辈子被图戳上英雄符号；二是在战场上的勇敢行为并没有任何崇高的动机，它只是为了逃脱自己绝望的处境而已，这一点他和任何奔赴战场的人一样。在小说中，作者在最后也讲述了主人公霍夫米勒为逃避因为自己“懦弱的同情”引起的自责和罪感而奔赴战场的故事，而正是这场战争似乎使得“我个人的罪过已经在那场巨大的血泊中完全地化为一般”，尽管每每看到“勇敢无畏”和自己的名字连在一起时，“我总感觉我是个骗子”。
为何茨威格把两种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任何必然联系的人性情感放在同一题材中呢？这位著名的传记作家，评论家和诗人，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是一位善于运用各种技巧的创作天才，被认为是“心理现实主义大师”、“灵魂的猎手”，其代表作包括《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三大师传》和《人类群星闪耀时》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同时，茨威格也是极少数能在战争中保持“世界主义”、“和平主义”理想的作家之一，在目睹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之后，这位内心充满痛苦和绝望的写作者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在那本带有自传性质的著作中，也是作者最后的遗作，茨威格以这样的文字描绘那无望的未来，“战争的影子将蔓延过我们那全部的时代，不会再从我这里消失，战争的影子笼罩着我们日日夜夜的每一个念头”。
茨威格始终自由和独立的心灵保证了他对于人类集体情绪和人性弱点的清醒思考，无论在战争最迷惑的时期，还是战争最残酷的时刻，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自省和反思。他没有民族主义的狂热，也没有被希特勒的意识形态宣传攻势所蛊惑。所以当作者在思考“同情”的时候，我会想到汉娜•阿伦特讲述“同情”和极权主义之间隐秘而深远的联系，在最粗浅的意义上是说，我们对于弱者的“同情”，总是有意无意的激发起“庸众”或者“无产阶级”的狂热和激情，从而被独裁者利用，而形成极权主义。无论如何，受到尼采思想极大影响的茨威格对于“同情”的警惕似乎的确有这样这一层思考。但是对“同情”的这一单独思索，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茨威格把“同情”和“英雄主义”同时并列放在一起思考。
对于同情，拉罗什富科有这样一条格言，“同情我们敌人的不幸，常常更多地是由于骄傲而非善良，我们对他们表示同情是为了使他们感动我们是高于他们的”。而对深受此一说法影响的尼采而言，同情只是弱者作为“行骗”的手段而已，是弱者“伤害”同情者，并获得小小的安慰和自负的手段。所以尼采说，“人们应该表示同情，但是避免怀有同情；因为不幸者如此愚钝，以至于在他们哪里，同情的表示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善”。实际上，尼采对于基督教的“病态”同情的攻击，是他的生命哲学和强力意志理论的基础——这里透露出了尼采最根本的思维方式，那就是重估一切所谓“善的伦理”，因为“所有长久生存的事物，都逐渐地被理性渗透，它们那来自非理性的出身将由此变得不足为信。”
这是尼采式的带着“恶意”的思维方式，其实也是茨威格的思维方式，即对于任何迷惑的、光鲜的人性情感保持最清醒的反思——这就是为什么茨威格区分两种“同情”的原因，为得是揭示一种表面美好且光芒万丈的人性情感之阴暗和卑怯的本质。这也同时解释了茨威格为什么把同情和英雄主义并列放在一起，茨威格的目的无非是想把两种同样表面美好的情感放于同一审讯台，同时接受理性的审判。英雄主义也好，同情也罢，其根本的动机和本质都被认为充满了自私、龌龊和懦弱。
传统的形而上学家们相信，本质的东西一定是柏拉图主义所谓“完美的善”，所以人们会不加思索地认为所有表面美好的东西，其本质也一定是完美的。尼采和茨威格的故事却告诉我们，这种思维方式对于人类伦理和人性情感的思考是极其危险的，实际上，一切人性弱点和极权主义的关联也正是源于此一思维方式。当我们常常被某种肤浅而造作的“美好”情绪影响时，或许茨威格式带着“恶意”的思维方式才是我们此时最需要的清醒剂。
《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舒昌善 译；茨威格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3月版。
《永不安宁的心》，关耳、望宁 译；茨威格 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版。
刊稿于《长江商报》，有节选。
——尼采
1964年，福柯宣读了一篇题为《尼采•弗洛依德•马克思》的论文。在这篇艰涩的论文里，三位最富原创性的作家被福柯认为是现代性怀疑主义大师。号称“尼采之子”的福柯对三位大师相似的“思想结构”有这样的认识：尼采在人性道德中发现了权力意志；弗洛依德在意识中读解出了性的欲望；马克思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看出了血淋淋的剥削。在这相似的“思想结构”中，人们轻易地发现，“恶意”是三位大师相同的特质。他们似乎同时向这个世界宣告，“天真”已不再。但是，人们绝难想象，一向以人道主义著称、文字间富含同情的茨威格也同样充满了“恶意”。
在《永不安宁的心》（也译成《心的焦虑》）一书中，茨威格为读者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同情”：一种是主人公骑兵少尉霍夫米勒对于残疾少女埃迪特的同情；一种是医生孔德尔对于双目失明的妻子克拉拉的同情，“一种是怯懦的、多愁善感的同情”，“另一种同情才是名副其实的——它不多愁善感，却勇于牺牲”。霍夫米勒对于埃迪特的同情最终酿成了一场爱情悲剧，使得残疾少女陷入虚假的爱情幻想中，并因为幻想的最后破灭而自杀；而作为医生的孔德尔为双目失眠的克拉拉治病，因为疾病最终无法治愈，而娶其为妻，一辈子对这位不幸的残疾女人负责，并让她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永不安宁的心》是茨威格唯一一部长篇小说，问世于1938年，此时的茨威格正流亡于国外。而在他的祖国奥地利，人们正经历着人类历史最黑暗的岁月 ，在《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这样描述道，“大学教授必须用赤裸的双手擦洗马路；虔诚的白胡子犹太人被拽进寺庙，由狂叫怒吼的年轻人逼着跪下齐声高呼‘希特勒万岁’”。所以无论如何，对于这样一本小说，作者不太可能避开对于人类政治命运的反思，而不论这政治是世界主义的，抑或是民族主义的；作者对于人性中“同情”的思考也不太可能仅仅局限于婚姻和情爱。但是，作者似乎并没有试图想要去揭示所谓“同情”和极权政治之间的隐秘关系。
实际上，茨威格在小说中除了“同情”外，还着重描述了人类另外一种情感的表现形式，那就是“英雄主义”。在小说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作者便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被人们认为是英雄，并佩戴着象征着英雄勋章的军官的真实故事。这位军官向作者坦言：“多少年来没什么比这个引人注目的玛丽娅•特蕾西阿勋章更使我痛苦”。原来，这位英雄军官对这种英雄主义的标签并不稀罕，一是觉得“可笑”，因为二十几分钟勇敢的行为就一辈子被图戳上英雄符号；二是在战场上的勇敢行为并没有任何崇高的动机，它只是为了逃脱自己绝望的处境而已，这一点他和任何奔赴战场的人一样。在小说中，作者在最后也讲述了主人公霍夫米勒为逃避因为自己“懦弱的同情”引起的自责和罪感而奔赴战场的故事，而正是这场战争似乎使得“我个人的罪过已经在那场巨大的血泊中完全地化为一般”，尽管每每看到“勇敢无畏”和自己的名字连在一起时，“我总感觉我是个骗子”。
为何茨威格把两种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任何必然联系的人性情感放在同一题材中呢？这位著名的传记作家，评论家和诗人，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是一位善于运用各种技巧的创作天才，被认为是“心理现实主义大师”、“灵魂的猎手”，其代表作包括《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三大师传》和《人类群星闪耀时》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同时，茨威格也是极少数能在战争中保持“世界主义”、“和平主义”理想的作家之一，在目睹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之后，这位内心充满痛苦和绝望的写作者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在那本带有自传性质的著作中，也是作者最后的遗作，茨威格以这样的文字描绘那无望的未来，“战争的影子将蔓延过我们那全部的时代，不会再从我这里消失，战争的影子笼罩着我们日日夜夜的每一个念头”。
茨威格始终自由和独立的心灵保证了他对于人类集体情绪和人性弱点的清醒思考，无论在战争最迷惑的时期，还是战争最残酷的时刻，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自省和反思。他没有民族主义的狂热，也没有被希特勒的意识形态宣传攻势所蛊惑。所以当作者在思考“同情”的时候，我会想到汉娜•阿伦特讲述“同情”和极权主义之间隐秘而深远的联系，在最粗浅的意义上是说，我们对于弱者的“同情”，总是有意无意的激发起“庸众”或者“无产阶级”的狂热和激情，从而被独裁者利用，而形成极权主义。无论如何，受到尼采思想极大影响的茨威格对于“同情”的警惕似乎的确有这样这一层思考。但是对“同情”的这一单独思索，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茨威格把“同情”和“英雄主义”同时并列放在一起思考。
对于同情，拉罗什富科有这样一条格言，“同情我们敌人的不幸，常常更多地是由于骄傲而非善良，我们对他们表示同情是为了使他们感动我们是高于他们的”。而对深受此一说法影响的尼采而言，同情只是弱者作为“行骗”的手段而已，是弱者“伤害”同情者，并获得小小的安慰和自负的手段。所以尼采说，“人们应该表示同情，但是避免怀有同情；因为不幸者如此愚钝，以至于在他们哪里，同情的表示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善”。实际上，尼采对于基督教的“病态”同情的攻击，是他的生命哲学和强力意志理论的基础——这里透露出了尼采最根本的思维方式，那就是重估一切所谓“善的伦理”，因为“所有长久生存的事物，都逐渐地被理性渗透，它们那来自非理性的出身将由此变得不足为信。”
这是尼采式的带着“恶意”的思维方式，其实也是茨威格的思维方式，即对于任何迷惑的、光鲜的人性情感保持最清醒的反思——这就是为什么茨威格区分两种“同情”的原因，为得是揭示一种表面美好且光芒万丈的人性情感之阴暗和卑怯的本质。这也同时解释了茨威格为什么把同情和英雄主义并列放在一起，茨威格的目的无非是想把两种同样表面美好的情感放于同一审讯台，同时接受理性的审判。英雄主义也好，同情也罢，其根本的动机和本质都被认为充满了自私、龌龊和懦弱。
传统的形而上学家们相信，本质的东西一定是柏拉图主义所谓“完美的善”，所以人们会不加思索地认为所有表面美好的东西，其本质也一定是完美的。尼采和茨威格的故事却告诉我们，这种思维方式对于人类伦理和人性情感的思考是极其危险的，实际上，一切人性弱点和极权主义的关联也正是源于此一思维方式。当我们常常被某种肤浅而造作的“美好”情绪影响时，或许茨威格式带着“恶意”的思维方式才是我们此时最需要的清醒剂。
《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舒昌善 译；茨威格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3月版。
《永不安宁的心》，关耳、望宁 译；茨威格 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版。
刊稿于《长江商报》，有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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