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精神——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伯里克利演说词
古希腊的精神
——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伯里克利演说词
“我不想作一篇冗长的演说来评述一些你们都很熟悉的问题：所以我不说我们用以取得我们的势力的一些军事行动，也不说我们父辈英勇地抵抗我们希腊内部的和外部敌人的战役。我所要说的，首先是讨论我们曾经受到考验的精神，我们的宪法和使我们伟大的生活方式。说了这些之后，我想歌颂阵亡将士。我认为这种演说，在目前情况下，不会是不适当的；同时，在这里集会的全体人员，包括公民和外国人在内，听了这篇演说，也是有益的。
“我要说，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从我们邻人的制度中模仿得来的。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的人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当我们的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因此而生气；我们也不会因此而给他以难看的颜色，以伤他的情感，尽管这种颜色对他没有实际的损害。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深使我们心悦诚服。
“对于那些我们放在当权地位的人，我们服从；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法律，那些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
“我们爱好美好的东西，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柔弱。我们把财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作可以夸耀自己的东西。至于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不择手段以避免贫穷。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的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很熟悉——这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只注重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或者把决议提供适当的讨论；因为我们认为言论和行动之间是没有矛盾的，最坏的是没有适当地讨论其后果，就冒失开始行动；这一点又是我们和其他人民不同的地方。我们能够冒险；同时又能够对于这个冒险，事先深思熟虑。他人的勇敢，是由于无知；当他们停下来思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疑惧了。但是真的算得勇敢的人是那个最了解人生的幸福和灾患，然后勇往直前，担当起将来会发生的事故的人。 ”
撇开时代背景，您是不是觉得上面这三段话像是当下某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家演说？
这是我从修昔底德（公元前460年至前455年间—约前400年）这位古希腊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记录的伯里克利在雅典战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词中节选的三段话，因为实在很精彩，就全文抄录下来了。
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年－前420年）是雅典最为辉煌的时代中最为重要的一位领导人，他不仅推动了民主改革、在战争中保卫了雅典，扶植了雅典的文化艺术，他的时代还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这样的伟大思想家。
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古希腊历史上两大城邦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在第一年的战争中，雅典取得了胜利，打败了比它强悍的斯巴达。但这场战争尸横遍野，据说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用的是如此原始的武器，死了这么多人，的确是非常残酷的。在这一年年末的时候，按照雅典的风俗，要推举一个人向死者作一篇悼词（即演说词），大家就推举了伯里克利做了这个演说词。这个演说词很长，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中译本中有十一页。但是它却集中地告诉了我们古希腊的精神究竟是什么。
不知道读者看了这三段话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的感受是“震撼”。两千五百年前——相当于中国的春期末期、战国初期的久远时代——的古希腊的精神却让今人仍感觉鲜活，有一种生命力。
古希腊的精神至少有如下四个切片：
第一， 民主的政治生活。
雅典的“民主政治”不是从别的国家那里模仿出来的，是雅典人的自身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这种内生性质的民主制度，不仅造就了古希腊文明的光环，而且进而成为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源头。从清末新政开始，以在中央的资政院与在地方的咨议局为形式，中国人也渐渐开始模仿雅典人这种“生活方式”。古典的精神开始在东方生根。西方的文化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部分，这也是今天我们中国人需要了解希腊精神的原因之一。
第二，私人生活中的宽容与公共事务中的法治。
在雅典人的私人生活中，雅典人是自由和宽恕的；但是在公众的事务中，雅典人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深使雅典人心悦诚服。这些法律是通过民主的方式产生的，并且包含着保护社会底层群体利益内容。
古希腊人的精神，让我们说什么好呢？这种理念，特别是法治理念，何时也能成中国人的自觉意识与群体文化，而不限于口头上的宣讲？
第三，正确的价值观。
虽然那个时代还没有“八荣八耻”，但雅典人已经认识到“把财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作可以夸耀自己的东西。至于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不择手段以避免贫穷。”我们的这个时代，更需要反复体会这句话。
就像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中说的那样，我们的这个时代，“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
希望我们中国人能够选择正确的价值观，走有希望的那一条路，拥抱春天。
第四，冒险与进取的精神。
古希腊人爱好美好的东西，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奢侈；古希腊人爱好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柔弱；故希腊人勇于冒险，但决不蛮干，需要事先深思熟虑。这样一个民族怎么不让人感到可爱与敬重？
雅典人的冒险精神，也就是一种进取的精神、勇敢的精神、探险的精神、不怕牺牲的精神，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而非常遗憾的是，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在精英、还是在大众之中，常常看到一些不愿意担当责任并且不具备冒险精神的人，在萎缩与退却、迟疑与犹豫，没有为了理想而去奉献甚至牺牲的精神。
整个演说词大气磅礴，文辞美妙，除了我的选文之外，还用了大段的篇幅，来慰问死者的父母与家人，向死者致敬，号召雅典人团结起来。
对人民，对普通人的尊重，让普通的老百姓参与政治生活，这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的。在中国的同时期，只有孟子的民本思想，也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在这个方面，不仅实践上是空白，连理论上也几乎是空白。
放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见，我们可以免于丧失情感；而放下对于西方文化的偏见，我们可以免于丧失理性。
我们这个来自于五千年悠远古代的现代国家，早该明白一点，只有汲取有史以来的世界各地的各种文明的精华，才能民富国强。只有物质文明之外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甚至生态文明一起发展了，才能有一个和谐的中国、和平的世界。
让我们用修昔底德的话作一个结尾：
所有这一切的罪恶都源于贪婪和野心引起的权欲。（转引自《希腊精神》第173页）
——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伯里克利演说词
“我不想作一篇冗长的演说来评述一些你们都很熟悉的问题：所以我不说我们用以取得我们的势力的一些军事行动，也不说我们父辈英勇地抵抗我们希腊内部的和外部敌人的战役。我所要说的，首先是讨论我们曾经受到考验的精神，我们的宪法和使我们伟大的生活方式。说了这些之后，我想歌颂阵亡将士。我认为这种演说，在目前情况下，不会是不适当的；同时，在这里集会的全体人员，包括公民和外国人在内，听了这篇演说，也是有益的。
“我要说，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从我们邻人的制度中模仿得来的。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的人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当我们的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因此而生气；我们也不会因此而给他以难看的颜色，以伤他的情感，尽管这种颜色对他没有实际的损害。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深使我们心悦诚服。
“对于那些我们放在当权地位的人，我们服从；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法律，那些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
“我们爱好美好的东西，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柔弱。我们把财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作可以夸耀自己的东西。至于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不择手段以避免贫穷。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的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很熟悉——这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只注重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或者把决议提供适当的讨论；因为我们认为言论和行动之间是没有矛盾的，最坏的是没有适当地讨论其后果，就冒失开始行动；这一点又是我们和其他人民不同的地方。我们能够冒险；同时又能够对于这个冒险，事先深思熟虑。他人的勇敢，是由于无知；当他们停下来思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疑惧了。但是真的算得勇敢的人是那个最了解人生的幸福和灾患，然后勇往直前，担当起将来会发生的事故的人。 ”
撇开时代背景，您是不是觉得上面这三段话像是当下某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家演说？
这是我从修昔底德（公元前460年至前455年间—约前400年）这位古希腊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记录的伯里克利在雅典战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词中节选的三段话，因为实在很精彩，就全文抄录下来了。
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年－前420年）是雅典最为辉煌的时代中最为重要的一位领导人，他不仅推动了民主改革、在战争中保卫了雅典，扶植了雅典的文化艺术，他的时代还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这样的伟大思想家。
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古希腊历史上两大城邦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在第一年的战争中，雅典取得了胜利，打败了比它强悍的斯巴达。但这场战争尸横遍野，据说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用的是如此原始的武器，死了这么多人，的确是非常残酷的。在这一年年末的时候，按照雅典的风俗，要推举一个人向死者作一篇悼词（即演说词），大家就推举了伯里克利做了这个演说词。这个演说词很长，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中译本中有十一页。但是它却集中地告诉了我们古希腊的精神究竟是什么。
不知道读者看了这三段话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的感受是“震撼”。两千五百年前——相当于中国的春期末期、战国初期的久远时代——的古希腊的精神却让今人仍感觉鲜活，有一种生命力。
古希腊的精神至少有如下四个切片：
第一， 民主的政治生活。
雅典的“民主政治”不是从别的国家那里模仿出来的，是雅典人的自身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这种内生性质的民主制度，不仅造就了古希腊文明的光环，而且进而成为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源头。从清末新政开始，以在中央的资政院与在地方的咨议局为形式，中国人也渐渐开始模仿雅典人这种“生活方式”。古典的精神开始在东方生根。西方的文化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部分，这也是今天我们中国人需要了解希腊精神的原因之一。
第二，私人生活中的宽容与公共事务中的法治。
在雅典人的私人生活中，雅典人是自由和宽恕的；但是在公众的事务中，雅典人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深使雅典人心悦诚服。这些法律是通过民主的方式产生的，并且包含着保护社会底层群体利益内容。
古希腊人的精神，让我们说什么好呢？这种理念，特别是法治理念，何时也能成中国人的自觉意识与群体文化，而不限于口头上的宣讲？
第三，正确的价值观。
虽然那个时代还没有“八荣八耻”，但雅典人已经认识到“把财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作可以夸耀自己的东西。至于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不择手段以避免贫穷。”我们的这个时代，更需要反复体会这句话。
就像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中说的那样，我们的这个时代，“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
希望我们中国人能够选择正确的价值观，走有希望的那一条路，拥抱春天。
第四，冒险与进取的精神。
古希腊人爱好美好的东西，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奢侈；古希腊人爱好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柔弱；故希腊人勇于冒险，但决不蛮干，需要事先深思熟虑。这样一个民族怎么不让人感到可爱与敬重？
雅典人的冒险精神，也就是一种进取的精神、勇敢的精神、探险的精神、不怕牺牲的精神，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而非常遗憾的是，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在精英、还是在大众之中，常常看到一些不愿意担当责任并且不具备冒险精神的人，在萎缩与退却、迟疑与犹豫，没有为了理想而去奉献甚至牺牲的精神。
整个演说词大气磅礴，文辞美妙，除了我的选文之外，还用了大段的篇幅，来慰问死者的父母与家人，向死者致敬，号召雅典人团结起来。
对人民，对普通人的尊重，让普通的老百姓参与政治生活，这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的。在中国的同时期，只有孟子的民本思想，也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在这个方面，不仅实践上是空白，连理论上也几乎是空白。
放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见，我们可以免于丧失情感；而放下对于西方文化的偏见，我们可以免于丧失理性。
我们这个来自于五千年悠远古代的现代国家，早该明白一点，只有汲取有史以来的世界各地的各种文明的精华，才能民富国强。只有物质文明之外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甚至生态文明一起发展了，才能有一个和谐的中国、和平的世界。
让我们用修昔底德的话作一个结尾：
所有这一切的罪恶都源于贪婪和野心引起的权欲。（转引自《希腊精神》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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