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相湘:评《叶德辉诗文集》及《现代学林点将录》对叶的评
“屡经扫叶疑存两，却恐煎茶买论斤”
近世湖湘人才辈出，其中有位自称“数十年轰轰烈烈，海内诵其著述，遐荒识其姓名”的奇人，如今却仅仅以其一死与所著一书而为世所知，实在令人慨叹不已。此公就是叶德辉（1864-1927），其扑朔迷离的末路历程，经当代学人钩沉索隐，已廓清迷雾，姑且不表。他的名著《书林清话》（包括《馀话》）则数十年来风靡士林，刊行不辍。此著虽是谈书，但也绝非传统版本目录学可以牢笼，实足以奠定叶氏在中国书籍研究史上的开创地位。不过，叶氏一生交游广、著述富，关涉近代学术颇钜，岂戋戋一部“清话”可以道尽？
事实上由于种种缘故，当代学者对叶德辉已十分陌生，有些一知半解者更是以讹传讹。如近来见到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一书，真可谓“胡言连蹇”、“卤莽灭裂”。全“录”犹待细评，仅就叶氏一人而言，被列于天罡末座，拟为“天巧星浪子燕青”。游戏之作虽可解颐，但观其所论则不免矮子观场、随人喝彩，如谓：“叶氏治文字，近乎章太炎、黄侃师徒，偏重《说文解字》，而排斥甲骨金文。”章、黄姑置不论，事实上叶德辉少即喜搜罗铜器拓本，所藏极富，于甲骨则自言“甚好之”。在说解文字时，他每每援引甲金文为证，如《周格伯簋拓本跋》即引甲骨文“子”字以证金文中“子”、“巳”之通用。叶氏尝自述考证字源最重汉儒之说，但也从不废三代龟甲、钟鼎刻铭，甚至留心陶玺、货币文字，惟反对仅凭残缺不全之出土文献，便肆意妄改流传有绪之古籍经典的陋习。此种见识不仅在理论上十分通达，而且在实践中也颇有创获，所著《郋园北游文存》、《郋园山居文录》中论文字诸篇及《说文籀文考证》等专著皆可复按。
胡君于叶氏著作及刊行情况也不甚了了，如谓叶氏书画碑帖之作有《游艺卮言》、《观画百咏》，而独独遗漏《消夏百一诗》一种（收诗一百零一首，咏明清扇面画百又一家，每家并附详细考证）。岂书名中未有“游艺”、“观画”之类醒豁字眼，遂不知其为论画之作耶？难道连书画名著《庚子消夏记》、《江村消夏录》也未曾寓目，而不能联类悟及吗？又称传为杨树穀、树达兄弟所撰的《郋园学行记》收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近代史资料文库》第九卷，不知此为重编本，崔建英整理本原刊于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1985年第4期。当然近现代文献浩如烟海，所见未周，尚情有可原。但十分可笑的是，胡君提及徐行可《为杨遇夫题叶奂份手帖》一文，竟于“份”字旁标注问号，无端大启疑窦，实以不误为误。叶氏字“奂彬”，亦作“奂份”。此“奂份”之“份”不是换钱凑份子的“份”，乃“彬”之古字。《说文》：“份，文质备也。从人，分声。《论语》曰：‘文质份份。’彬，古文份。”
由此可见，胡君连古代士子几乎无人不读的《说文解字》都不甚了解（张君亦患此疾，见下文），却自命博洽，跳踉强占于“点将”高台，妄施评泊于“现代学林”，真不知伊于胡底？他还要为倡言“了解之同情”的陈寅恪作诗笺，岂能不捩手覆羹、举鼎绝髌，“蛮笺”、“胡点”之诮，自难逃矣。而叶氏这类学人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地位严重缺失的原因，想亦不难索解了。
叶德辉被胡适称为“旧式学者”，其实他的学术视野很是趋新，他想着读《道藏》，读《永乐大典》，读敦煌遗书，虽意在辑录四部佚书，可都算得上所谓“预流”之学。叶氏刻印并考证莫高窟藏经洞所出唐代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P.2539），仅在伯希和携归法京后六年，而且一直关注斯坦因、伯希和所得敦煌文书的编目和刊布情况。他与日本学者竹添光鸿、永井久一郎（永井荷风之父）、盐谷时敏(盐谷温之父)、内藤虎次郎、宇野哲人、岛田翰等也多有交往，或邮传诗筒，或互惠新刊，松崎鹤雄、盐谷温等更是远道来湘向叶氏问学，日后各有成就，演绎出一段中外文化交流的佳话。
叶氏的这些故实，以往治学术史者多语焉不详，重要原因便是叶氏遗书不易获观。直到2007年，北京学苑出版社才刊行了四卷本《叶德辉集》，影印除《书林清话》及《馀话》之外的几乎全部叶氏著作，尚称完备。但整部书缩小影印，阅读起来，目力惟艰，尤其是几种铅印本，双行夹注几不可辨。而各种原刊本校刻多未精审，脱衍错讹极夥，若非经标点校勘整理，殊不便于使用。况且四卷本定价极昂，一般学人也只能“一叶知秋”，徒唤奈何。
今年初，忽于书肆见到岳麓书社出版了由湖南师范大学张晶萍博士整理的《叶德辉诗文集》，列入该社《湖湘文库》。叶集得以点校排印，嘉惠学林，堪称盛举。见猎心喜，亟为购归，翻阅之下，得益匪浅，但也遗憾颇多，深感好事没能做好。
首先，书中收入《书林清话》并《馀话》，共计300多页，超过整部书篇幅三分之一。此属叶氏专著，今收入所谓“诗文集”，颇感体例淆乱，且坊间版本甚多易得，再次刊印，殊觉无谓。而叶氏三种诗集《昆仑皕咏集》（两百首）、《和金桧门观剧绝句》（九十八首）及《曲中九友诗》（九十首），以及《郋园论学书札》、《郋园六十自叙》等，毫无疑问应该收入“诗文集”中，却都未见，不知何故？
其次，全书版式上也有可议之处。先不论叶氏著述多有关于小学、古籍，不太适合简体字排印。其诗集部分《古泉杂咏》《消夏百一诗》《观画百咏》三种，每首诗本皆无标题，这在古人是司空见惯的。现在整理起来，如能隐括诗意，各拟一题，倒也不失为方便读者之举，但整理者却将每诗首句七字拉来作标题，占二行排版，数百首诗用去大量篇幅，浪费纸张，毫无意义。
再次，古籍整理最重要的当然是标点，全书粗读一过，发现句读讹误及错字无虑千处以上，感觉整理者似心不在焉。当年陈援庵先生校勘沈刻《元典章》，找出谬误一万两千馀条，取其中十分之一为例，撰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后改名《校勘学释例》），成为一代名著。兹效援翁之法，取叶氏文集部分（第315至475页）约十一万字的标点错误，归为十三类，因篇幅所限，不能一一罗列，每类限取二例，随文稍作疏释，此非仅为纠弹张君一书计，想也是一切古籍整理工作应该注意的问题吧。
一、不知人名而误例
（1）第322页“咸、同间有歙鲍子年、康利津、李竹朋、佐贤，光州胡石查羲赞。”
按：鲍康字子年，歙县人；李佐贤号竹朋，利津人；胡羲赞号石查，光山人。此句当点作：“咸同间有歙鲍子年康、利津李竹朋佐贤、光州胡石查羲赞。”
（2）第388页“出示天寥公琼章、祖姑两画像卷。”
按：“天寥公”指叶绍袁，“琼章祖姑”乃绍袁之女小鸾。当点作“出示天寥公、琼章祖姑两画像卷”。
二、不明地理而误例
（1）第383页“瞿氏始闻寇警，即以巨舰载书渡江而北藏之。海门寇平，载归，损失无几。”
按：瞿氏铁琴铜剑楼在江南之常熟，当地太平天国时曾遇战乱，海门则在长江之北，江南人多渡江避难居此。故此句当点作：“瞿氏始闻寇警，即以巨舰载书，渡江而北，藏之海门。寇平载归，损失无几。”
（2）第403页“彪佳，福王时巡抚江南、苏州，南都失守，杭州继失，投池死。”
按：弘光时祁彪佳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江南，江南、苏州当不可并列。《明史·祁彪佳传》云：“福王监国……（彪佳）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江南。苏州诸生檄讨其乡官从贼者……明年五月，南都失守。六月，杭州继失……端坐池中而死。”“苏州”二字乃叶氏连下文而误书，当据删。
三、不知书名而误例
（1）第346页“同时又辑出《珞琭子》、《三命消息赋注》二家”
按：《珞琭子三命消息赋》乃书名，“二家”指为其作注的二家。当点作“同时又辑出《珞琭子三命消息赋》注二家”。
（2）第441页“桂馥《晚学集言》，翁正三欲其撰成一书，迄未起草。”
按：桂馥所撰为《晚学集》，“言”字当属下句。
四、非书名而误标书名号例
（1）第340页“及朱翱之《反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之《同掌修校》。”
按：“反切”指朱翱为小徐本《说文解字》所作之反切音，非书名。“同掌修校”指句、葛、王三人共同职掌《说文》之校正，同样非书名。当点作：“及朱翱之反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之同掌修校。”
（2）第422页“卢抱经文弨《校影宋本乐圃馀稿》，《附录米表》。”
按：“米表”即米芾《乐圃先生墓表》一文（原载米氏《宝晋英光集》卷七），此文附于卢文弨所校勘之宋人朱长文（人称乐圃先生）《乐圃馀稿》后，卢氏《抱经堂文集》卷十三尚有《乐圃馀稿跋》。故当点作：“卢抱经文弨校影宋本《乐圃馀稿》附录米表。”
五、不明职官或年号而误例
（1）第398页“魏奄逆案所列名者，如戎政尚书李春烨吏部左侍郎、许崇礼御史、方大任主事，门洞开逆案定，均削籍。”
按：所点将职官张冠李戴，还臆造出一个“门洞开逆案”。其实应点作：“魏奄逆案所列名者，如戎政尚书李春烨、吏部左侍郎许崇礼、御史方大任、主事门洞开，逆案定，均削籍。”其中门洞开为“工部”主事，当循例校补。
（2）第426页“崇宁、元年十月十日谨记”
按：“崇宁”乃宋徽宗年号，“崇宁元年”不可点开。
六、不谙古代典章制度而误例
（1）第396页“是科主考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崇仁吴道南，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江陵刘楚先同考，《易》六房、《书》四房、《诗》六房、《春秋》一房、《礼记》一房。”
按：明制，每科主考二人，此科即吴道南、刘楚先二人为主考官，馀十八人为同考官，分房阅卷。故当点作：“是科主考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崇仁吴道南、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江陵刘楚先，同考《易》六房、《书》四房、《诗》六房、《春秋》一房、《礼记》一房。”下篇《明万历己未进士履历跋》（第400页）误同此。
（2）同上页“明制最重科目，士不由科目进者，不能预廷。推马、阮拔茅连茹”
按：“廷推”为明代高层官职选拔制度之一，不可点断。故当点作“不能预廷推。马、阮拔茅连茹”。
七、不明词义而误例
（1）第325页“顷复出其《新序集证》，副墨相示。”
按：“副墨”即副本之意，句中不当点断。
（2）第344页“为乡人谋生，聚志不在功利也。”
按：“生聚”为成词，当点作：“为乡人谋生聚，志不在功利也。”
八、不明虚字而误例
（1）第387页“先生命名‘岁寒夫’，亦可以见其隐矣。”
按：“先生”指王严士，自号“岁寒居士”。“夫”为句首语气词，属下读，当作：“夫亦可以见其隐矣。”
（2）第425页“今竟获之，可谓大快也！己丙辰立冬，茅园派三十八世裔孙德辉谨跋。”
按：“己”当作“已”，为句末语气词，属上读，当作：“可谓大快也已。”
九、未读通文意而误例
（1）第385页“余因询此目传出之由，则以一侯姓书估从观察借抄藏之久之物，故其书散失流入京师。”
按：所点令人不知所云，当作：“余因询此目传出之由，则以一侯姓书估从观察借抄藏之，久之物故，其书散失，流入京师。”
（2）第411页“《疏草》中凡请罢矿榷，四防偏任内臣，一论吴楚民变，变皆当时稗政乱象，卒酿启祯亡国之祸者。”
按：后一“变”字当作“二”，刻书者误以为重文号而妄改作“变”，当校改。整句标点全误，当作：“《疏草》中凡请罢矿榷四，防偏任内臣一，论吴楚民变二，皆当时稗政乱象，卒酿启祯亡国之祸者。”
十、对句点破例
（1）第337页“余书楹帖，赠之有‘正法眼，空三教，论中唐音变九僧诗’之句”
按：句中系楹联，当点作：“余书楹帖赠之，有‘正法眼空三教论，中唐音变九僧诗’之句。”
（2）第483页“帝王本感天而生，芝草不以无根而降。贵男女乃因物而化芣苢，讵须多子而称奇？”
按：此系骈偶句，当点作：“帝王本感天而生，芝草不以无根而降贵；男女乃因物而化，芣苢讵须多子而称奇？”
十一、引文断限有误例
（1）第338页引《读书敏求记》，断限至“世罕有觏之者”，不知下尚有至“莫谓述古书库中无惊人秘籍也”止六十四字。
（2）第345页引《后汉书·郑玄传》，断限至“知命当终”，不知下尚有至“年七十四”止9字。
十二、不谙古书体例而误例
（1）第366页“又《白虎通·德论》：‘性情五藏：肝仁，肺义，心礼，肾智，脾信也。’”
按：《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虽然书中有《德论》上下篇，但此处不可点断，因下文“性情”二字实为篇名，全句应点作：“又《白虎通德论·性情》：‘五藏：肝仁，肺义，心礼，肾智，脾信也。’”
（2）第452页“乌部首云：孝，鸟也。”又同页“燕部首云：玄，鸟也。”
按：看来张君与胡君一样不读《说文解字》，这样如何能理解叶氏之书呢？其实当作“‘乌’部首云‘孝鸟也’”、“‘燕’部首云‘玄鸟也’”。
十三、误字例
（1）第352页“而辰在鹑大”
按：“大”当作“火”。
（2）第428页“以待裸将之礼”
按：“裸”当作“祼”。
除以上十三类外，还有一个较严重的问题。叶德辉在诗文中大量引用前人文献，其间多有删节，文字与通行本也偶有不同，在不影响文意的情况下，当然都不必改动。但有些地方是明显误字，或是文句与原意不合，那就必须予以校正，且引文起讫也应该用引号标示出来，以便于阅读，这是古籍整理的一般原则。可惜本书整理者似乎从未核对原始文献，不仅引文中的错讹未加改正，引文也多未标明起讫，标点错误更是不胜枚举。叶氏很少引用僻书，查核当不难，出现这些问题，着实令人骇目。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连基本文献尚不能通读无碍的张君，却以叶德辉为题作其博士论文并获通过，后来还出版了洋洋数十万言的《叶德辉生平及学术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一书。若叶氏地下有灵，不知当感到幸耶抑不幸耶？
最后还想说几句并非最不重要的话。《湖湘文库》的整理和刊行，并不是普通的商业出版行为，而是得到了湖南省政府的全额资助，至今已出版了百馀册书，规模之大，在全国地方文献整理领域可谓首屈一指，这对保存和弘扬湖湘传统文化意义重大，令世人瞩目。但是，这样直接使用财政拨款的文化大工程，是否应该有一套事前发包评估、事后考核验收的制度呢？新闻出版总署邬书林副署长今年9月12日在第25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上指出：
古籍整理出版补贴，加上国家出版基金和各地各部门资助的古籍项目，每年有数亿元用于古籍整理出版。……
对出版不合格品的出版社要在媒体上曝光，责令其销毁，改正重印，否则资助款全部收回。对连续出现3种不合格品的出版社，将取消其被资助资格。今后，还要发动社会力量，由读者进行举报，核实后曝光，让质量低劣的图书无处藏身。（《光明日报》2010年9月13日）
我们深切地希望这种机制能够真正建立起来并长效运行。
叶德辉《山中十诗忆·忆藏板》云：
半生校刻颇辛勤，略代传钞续旧闻。唐末胶泥留韦集，蜀中铜范铸韩文。屡经扫叶疑存两，却恐煎茶买论斤。印本流传犹未遍，走能不胫重烦君。
记得古人常说校书如扫叶，旋扫旋生。刊书传古，谈何容易，从事于兹，冷暖自知。“一有硬伤，全不足观”，在读者一方无疑是不可取，但作为文献整理者，想也应克尽厥职、责无旁贷，努力做到“安能尽如人意，要当无愧我心”吧。
近世湖湘人才辈出，其中有位自称“数十年轰轰烈烈，海内诵其著述，遐荒识其姓名”的奇人，如今却仅仅以其一死与所著一书而为世所知，实在令人慨叹不已。此公就是叶德辉（1864-1927），其扑朔迷离的末路历程，经当代学人钩沉索隐，已廓清迷雾，姑且不表。他的名著《书林清话》（包括《馀话》）则数十年来风靡士林，刊行不辍。此著虽是谈书，但也绝非传统版本目录学可以牢笼，实足以奠定叶氏在中国书籍研究史上的开创地位。不过，叶氏一生交游广、著述富，关涉近代学术颇钜，岂戋戋一部“清话”可以道尽？
事实上由于种种缘故，当代学者对叶德辉已十分陌生，有些一知半解者更是以讹传讹。如近来见到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一书，真可谓“胡言连蹇”、“卤莽灭裂”。全“录”犹待细评，仅就叶氏一人而言，被列于天罡末座，拟为“天巧星浪子燕青”。游戏之作虽可解颐，但观其所论则不免矮子观场、随人喝彩，如谓：“叶氏治文字，近乎章太炎、黄侃师徒，偏重《说文解字》，而排斥甲骨金文。”章、黄姑置不论，事实上叶德辉少即喜搜罗铜器拓本，所藏极富，于甲骨则自言“甚好之”。在说解文字时，他每每援引甲金文为证，如《周格伯簋拓本跋》即引甲骨文“子”字以证金文中“子”、“巳”之通用。叶氏尝自述考证字源最重汉儒之说，但也从不废三代龟甲、钟鼎刻铭，甚至留心陶玺、货币文字，惟反对仅凭残缺不全之出土文献，便肆意妄改流传有绪之古籍经典的陋习。此种见识不仅在理论上十分通达，而且在实践中也颇有创获，所著《郋园北游文存》、《郋园山居文录》中论文字诸篇及《说文籀文考证》等专著皆可复按。
胡君于叶氏著作及刊行情况也不甚了了，如谓叶氏书画碑帖之作有《游艺卮言》、《观画百咏》，而独独遗漏《消夏百一诗》一种（收诗一百零一首，咏明清扇面画百又一家，每家并附详细考证）。岂书名中未有“游艺”、“观画”之类醒豁字眼，遂不知其为论画之作耶？难道连书画名著《庚子消夏记》、《江村消夏录》也未曾寓目，而不能联类悟及吗？又称传为杨树穀、树达兄弟所撰的《郋园学行记》收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近代史资料文库》第九卷，不知此为重编本，崔建英整理本原刊于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1985年第4期。当然近现代文献浩如烟海，所见未周，尚情有可原。但十分可笑的是，胡君提及徐行可《为杨遇夫题叶奂份手帖》一文，竟于“份”字旁标注问号，无端大启疑窦，实以不误为误。叶氏字“奂彬”，亦作“奂份”。此“奂份”之“份”不是换钱凑份子的“份”，乃“彬”之古字。《说文》：“份，文质备也。从人，分声。《论语》曰：‘文质份份。’彬，古文份。”
由此可见，胡君连古代士子几乎无人不读的《说文解字》都不甚了解（张君亦患此疾，见下文），却自命博洽，跳踉强占于“点将”高台，妄施评泊于“现代学林”，真不知伊于胡底？他还要为倡言“了解之同情”的陈寅恪作诗笺，岂能不捩手覆羹、举鼎绝髌，“蛮笺”、“胡点”之诮，自难逃矣。而叶氏这类学人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地位严重缺失的原因，想亦不难索解了。
叶德辉被胡适称为“旧式学者”，其实他的学术视野很是趋新，他想着读《道藏》，读《永乐大典》，读敦煌遗书，虽意在辑录四部佚书，可都算得上所谓“预流”之学。叶氏刻印并考证莫高窟藏经洞所出唐代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P.2539），仅在伯希和携归法京后六年，而且一直关注斯坦因、伯希和所得敦煌文书的编目和刊布情况。他与日本学者竹添光鸿、永井久一郎（永井荷风之父）、盐谷时敏(盐谷温之父)、内藤虎次郎、宇野哲人、岛田翰等也多有交往，或邮传诗筒，或互惠新刊，松崎鹤雄、盐谷温等更是远道来湘向叶氏问学，日后各有成就，演绎出一段中外文化交流的佳话。
叶氏的这些故实，以往治学术史者多语焉不详，重要原因便是叶氏遗书不易获观。直到2007年，北京学苑出版社才刊行了四卷本《叶德辉集》，影印除《书林清话》及《馀话》之外的几乎全部叶氏著作，尚称完备。但整部书缩小影印，阅读起来，目力惟艰，尤其是几种铅印本，双行夹注几不可辨。而各种原刊本校刻多未精审，脱衍错讹极夥，若非经标点校勘整理，殊不便于使用。况且四卷本定价极昂，一般学人也只能“一叶知秋”，徒唤奈何。
今年初，忽于书肆见到岳麓书社出版了由湖南师范大学张晶萍博士整理的《叶德辉诗文集》，列入该社《湖湘文库》。叶集得以点校排印，嘉惠学林，堪称盛举。见猎心喜，亟为购归，翻阅之下，得益匪浅，但也遗憾颇多，深感好事没能做好。
首先，书中收入《书林清话》并《馀话》，共计300多页，超过整部书篇幅三分之一。此属叶氏专著，今收入所谓“诗文集”，颇感体例淆乱，且坊间版本甚多易得，再次刊印，殊觉无谓。而叶氏三种诗集《昆仑皕咏集》（两百首）、《和金桧门观剧绝句》（九十八首）及《曲中九友诗》（九十首），以及《郋园论学书札》、《郋园六十自叙》等，毫无疑问应该收入“诗文集”中，却都未见，不知何故？
其次，全书版式上也有可议之处。先不论叶氏著述多有关于小学、古籍，不太适合简体字排印。其诗集部分《古泉杂咏》《消夏百一诗》《观画百咏》三种，每首诗本皆无标题，这在古人是司空见惯的。现在整理起来，如能隐括诗意，各拟一题，倒也不失为方便读者之举，但整理者却将每诗首句七字拉来作标题，占二行排版，数百首诗用去大量篇幅，浪费纸张，毫无意义。
再次，古籍整理最重要的当然是标点，全书粗读一过，发现句读讹误及错字无虑千处以上，感觉整理者似心不在焉。当年陈援庵先生校勘沈刻《元典章》，找出谬误一万两千馀条，取其中十分之一为例，撰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后改名《校勘学释例》），成为一代名著。兹效援翁之法，取叶氏文集部分（第315至475页）约十一万字的标点错误，归为十三类，因篇幅所限，不能一一罗列，每类限取二例，随文稍作疏释，此非仅为纠弹张君一书计，想也是一切古籍整理工作应该注意的问题吧。
一、不知人名而误例
（1）第322页“咸、同间有歙鲍子年、康利津、李竹朋、佐贤，光州胡石查羲赞。”
按：鲍康字子年，歙县人；李佐贤号竹朋，利津人；胡羲赞号石查，光山人。此句当点作：“咸同间有歙鲍子年康、利津李竹朋佐贤、光州胡石查羲赞。”
（2）第388页“出示天寥公琼章、祖姑两画像卷。”
按：“天寥公”指叶绍袁，“琼章祖姑”乃绍袁之女小鸾。当点作“出示天寥公、琼章祖姑两画像卷”。
二、不明地理而误例
（1）第383页“瞿氏始闻寇警，即以巨舰载书渡江而北藏之。海门寇平，载归，损失无几。”
按：瞿氏铁琴铜剑楼在江南之常熟，当地太平天国时曾遇战乱，海门则在长江之北，江南人多渡江避难居此。故此句当点作：“瞿氏始闻寇警，即以巨舰载书，渡江而北，藏之海门。寇平载归，损失无几。”
（2）第403页“彪佳，福王时巡抚江南、苏州，南都失守，杭州继失，投池死。”
按：弘光时祁彪佳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江南，江南、苏州当不可并列。《明史·祁彪佳传》云：“福王监国……（彪佳）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江南。苏州诸生檄讨其乡官从贼者……明年五月，南都失守。六月，杭州继失……端坐池中而死。”“苏州”二字乃叶氏连下文而误书，当据删。
三、不知书名而误例
（1）第346页“同时又辑出《珞琭子》、《三命消息赋注》二家”
按：《珞琭子三命消息赋》乃书名，“二家”指为其作注的二家。当点作“同时又辑出《珞琭子三命消息赋》注二家”。
（2）第441页“桂馥《晚学集言》，翁正三欲其撰成一书，迄未起草。”
按：桂馥所撰为《晚学集》，“言”字当属下句。
四、非书名而误标书名号例
（1）第340页“及朱翱之《反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之《同掌修校》。”
按：“反切”指朱翱为小徐本《说文解字》所作之反切音，非书名。“同掌修校”指句、葛、王三人共同职掌《说文》之校正，同样非书名。当点作：“及朱翱之反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之同掌修校。”
（2）第422页“卢抱经文弨《校影宋本乐圃馀稿》，《附录米表》。”
按：“米表”即米芾《乐圃先生墓表》一文（原载米氏《宝晋英光集》卷七），此文附于卢文弨所校勘之宋人朱长文（人称乐圃先生）《乐圃馀稿》后，卢氏《抱经堂文集》卷十三尚有《乐圃馀稿跋》。故当点作：“卢抱经文弨校影宋本《乐圃馀稿》附录米表。”
五、不明职官或年号而误例
（1）第398页“魏奄逆案所列名者，如戎政尚书李春烨吏部左侍郎、许崇礼御史、方大任主事，门洞开逆案定，均削籍。”
按：所点将职官张冠李戴，还臆造出一个“门洞开逆案”。其实应点作：“魏奄逆案所列名者，如戎政尚书李春烨、吏部左侍郎许崇礼、御史方大任、主事门洞开，逆案定，均削籍。”其中门洞开为“工部”主事，当循例校补。
（2）第426页“崇宁、元年十月十日谨记”
按：“崇宁”乃宋徽宗年号，“崇宁元年”不可点开。
六、不谙古代典章制度而误例
（1）第396页“是科主考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崇仁吴道南，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江陵刘楚先同考，《易》六房、《书》四房、《诗》六房、《春秋》一房、《礼记》一房。”
按：明制，每科主考二人，此科即吴道南、刘楚先二人为主考官，馀十八人为同考官，分房阅卷。故当点作：“是科主考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崇仁吴道南、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江陵刘楚先，同考《易》六房、《书》四房、《诗》六房、《春秋》一房、《礼记》一房。”下篇《明万历己未进士履历跋》（第400页）误同此。
（2）同上页“明制最重科目，士不由科目进者，不能预廷。推马、阮拔茅连茹”
按：“廷推”为明代高层官职选拔制度之一，不可点断。故当点作“不能预廷推。马、阮拔茅连茹”。
七、不明词义而误例
（1）第325页“顷复出其《新序集证》，副墨相示。”
按：“副墨”即副本之意，句中不当点断。
（2）第344页“为乡人谋生，聚志不在功利也。”
按：“生聚”为成词，当点作：“为乡人谋生聚，志不在功利也。”
八、不明虚字而误例
（1）第387页“先生命名‘岁寒夫’，亦可以见其隐矣。”
按：“先生”指王严士，自号“岁寒居士”。“夫”为句首语气词，属下读，当作：“夫亦可以见其隐矣。”
（2）第425页“今竟获之，可谓大快也！己丙辰立冬，茅园派三十八世裔孙德辉谨跋。”
按：“己”当作“已”，为句末语气词，属上读，当作：“可谓大快也已。”
九、未读通文意而误例
（1）第385页“余因询此目传出之由，则以一侯姓书估从观察借抄藏之久之物，故其书散失流入京师。”
按：所点令人不知所云，当作：“余因询此目传出之由，则以一侯姓书估从观察借抄藏之，久之物故，其书散失，流入京师。”
（2）第411页“《疏草》中凡请罢矿榷，四防偏任内臣，一论吴楚民变，变皆当时稗政乱象，卒酿启祯亡国之祸者。”
按：后一“变”字当作“二”，刻书者误以为重文号而妄改作“变”，当校改。整句标点全误，当作：“《疏草》中凡请罢矿榷四，防偏任内臣一，论吴楚民变二，皆当时稗政乱象，卒酿启祯亡国之祸者。”
十、对句点破例
（1）第337页“余书楹帖，赠之有‘正法眼，空三教，论中唐音变九僧诗’之句”
按：句中系楹联，当点作：“余书楹帖赠之，有‘正法眼空三教论，中唐音变九僧诗’之句。”
（2）第483页“帝王本感天而生，芝草不以无根而降。贵男女乃因物而化芣苢，讵须多子而称奇？”
按：此系骈偶句，当点作：“帝王本感天而生，芝草不以无根而降贵；男女乃因物而化，芣苢讵须多子而称奇？”
十一、引文断限有误例
（1）第338页引《读书敏求记》，断限至“世罕有觏之者”，不知下尚有至“莫谓述古书库中无惊人秘籍也”止六十四字。
（2）第345页引《后汉书·郑玄传》，断限至“知命当终”，不知下尚有至“年七十四”止9字。
十二、不谙古书体例而误例
（1）第366页“又《白虎通·德论》：‘性情五藏：肝仁，肺义，心礼，肾智，脾信也。’”
按：《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虽然书中有《德论》上下篇，但此处不可点断，因下文“性情”二字实为篇名，全句应点作：“又《白虎通德论·性情》：‘五藏：肝仁，肺义，心礼，肾智，脾信也。’”
（2）第452页“乌部首云：孝，鸟也。”又同页“燕部首云：玄，鸟也。”
按：看来张君与胡君一样不读《说文解字》，这样如何能理解叶氏之书呢？其实当作“‘乌’部首云‘孝鸟也’”、“‘燕’部首云‘玄鸟也’”。
十三、误字例
（1）第352页“而辰在鹑大”
按：“大”当作“火”。
（2）第428页“以待裸将之礼”
按：“裸”当作“祼”。
除以上十三类外，还有一个较严重的问题。叶德辉在诗文中大量引用前人文献，其间多有删节，文字与通行本也偶有不同，在不影响文意的情况下，当然都不必改动。但有些地方是明显误字，或是文句与原意不合，那就必须予以校正，且引文起讫也应该用引号标示出来，以便于阅读，这是古籍整理的一般原则。可惜本书整理者似乎从未核对原始文献，不仅引文中的错讹未加改正，引文也多未标明起讫，标点错误更是不胜枚举。叶氏很少引用僻书，查核当不难，出现这些问题，着实令人骇目。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连基本文献尚不能通读无碍的张君，却以叶德辉为题作其博士论文并获通过，后来还出版了洋洋数十万言的《叶德辉生平及学术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一书。若叶氏地下有灵，不知当感到幸耶抑不幸耶？
最后还想说几句并非最不重要的话。《湖湘文库》的整理和刊行，并不是普通的商业出版行为，而是得到了湖南省政府的全额资助，至今已出版了百馀册书，规模之大，在全国地方文献整理领域可谓首屈一指，这对保存和弘扬湖湘传统文化意义重大，令世人瞩目。但是，这样直接使用财政拨款的文化大工程，是否应该有一套事前发包评估、事后考核验收的制度呢？新闻出版总署邬书林副署长今年9月12日在第25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上指出：
古籍整理出版补贴，加上国家出版基金和各地各部门资助的古籍项目，每年有数亿元用于古籍整理出版。……
对出版不合格品的出版社要在媒体上曝光，责令其销毁，改正重印，否则资助款全部收回。对连续出现3种不合格品的出版社，将取消其被资助资格。今后，还要发动社会力量，由读者进行举报，核实后曝光，让质量低劣的图书无处藏身。（《光明日报》2010年9月13日）
我们深切地希望这种机制能够真正建立起来并长效运行。
叶德辉《山中十诗忆·忆藏板》云：
半生校刻颇辛勤，略代传钞续旧闻。唐末胶泥留韦集，蜀中铜范铸韩文。屡经扫叶疑存两，却恐煎茶买论斤。印本流传犹未遍，走能不胫重烦君。
记得古人常说校书如扫叶，旋扫旋生。刊书传古，谈何容易，从事于兹，冷暖自知。“一有硬伤，全不足观”，在读者一方无疑是不可取，但作为文献整理者，想也应克尽厥职、责无旁贷，努力做到“安能尽如人意，要当无愧我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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